問卷的服務和問卷的公司

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裏，問卷調查的方法被普遍採用。這多半是向國外學來的。社會科學領域的這種研究方法，與自然科學中的研究方法也有類似之處。研究自然科學，要做大量的實驗，獲得大量的資料，然後再對資料進行分析，提出理論假說，再反復驗證，待這些資料統計表現出某種相對穩定和成熟之後，就可以據此而提出一種科學新理論了。

在社會科學領域研究中，問卷調查也有點像實驗中所進行的樣本實驗，通過大量的實驗資料，也希望能得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結論。這項工作也繁瑣，很艱苦，也很必要。問卷調查過程中，最難的是問卷設計。問卷設計是否得當，直接關係到問卷調查所獲得資料的品質。問卷設計的高下，決定著研究本身的品質。可是如何才能使得問卷的設計達到較高的水準呢？恐怕也需要前期的很多大量的工作。如前人對該問題研究的狀況，該問題的新發展，該問題存在環境的變化，等等。

我們過去搞這種問卷調查的情況不太多，原來我們在社會領域中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調查研究。即毛澤東所說的解剖麻雀的方法。即我們需要深入到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單位之中，找一些代表性人物來開座談會，瞭解方方面面不同人們對同一個問題的看法和感受。然後調查研究者將這些材料匯總起來，進行分析。然後才有可能針對這些問題提出解決的辦法和方案。

如果說問卷調查與調查研究二者之間的區別，恐怕前者會涉及面上更多的樣本，掌握的樣本個體的數量會更多一些，對全局的掌握有較大的幫助。如果只是做調查研究，那麼可能對局部對個體有較深入的瞭解，但對全局和整體的瞭解有可能不足。

但是，只做問卷調查，不做調查研究，雖然能得到大量的樣本個體，但是缺乏對他們內在的更深入的瞭解。有些情況只能從問卷的回答中分析出可能存在的原因，但對這些個體的真實想法與狀況不夠瞭解。這樣，在分析內在原因和實質的時候，就可能出現偏差。

我不知道問卷調查本身是不是存在這樣一個思路上的問題，就是調查者想得到一個純客觀的結論，不想用自己的主觀想法去影響被調查的樣本個體。在問卷過程中，被問者常常感覺問者是在利用他們得到自己的東西，而這種被利用的感覺是被問者非常反感的。在這種情況下，你使用的問卷能不能得到真實的答案，其實是比較可疑的。另外，我們面對的畢竟是一個一個鮮活的人，他們不是消極被動的客體。而調查研究則會有較強的互動，在互動中，除了能讓被調查者講出他可能原來都沒有準備講到的問題，讓調查者瞭解更多的深層原因，而且調查者本人也會從中學到很多的東西。

毛澤東在《“農村調查”序言和跋》中，特別強調，調查研究不只是要瞭解問題，而更主要的，這是一個向群眾學習的過程。我們有些領導幹部，總是自以為比群眾高明。我們比群眾有文化，我們工作的層次比群眾要高，我們是管理者，而群眾是被管理者。凡此種種，都會讓這些領導幹部產生這樣的錯覺，真的以為自己很了不得。但毛澤東說，這樣的認識絕對是錯誤的。毛澤東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可能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的人，不太理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其實，道理也很簡單，這裏所謂的群眾，是一個群體，在這個群體中，藏龍臥虎，有許多高人。而我們那些領導幹部，卻總以為群眾不過都是泯然眾人，怎麼可能有什麼高人。其實，作為一個領導幹部，你文化水準再高，閱歷再廣，經驗再豐富，也只是在某一方面某一領域佔有一定的優勢。而你接觸到的廣泛領域，你有很多你根本不懂的東西。而有些幹部，就誤以為，在這些自己其實並不熟悉的領域，他也比群眾高明，這就是非常可笑的了。

在毛澤東看來，你越是虛心地向群眾學習，越是以誠待人，平等待人，群眾也會拿你當自己人，會跟你說心裏話。現在有些幹部，名義上也去搞調研，不過是走馬觀花，蜻蜓點水，所聽的彙報，也不過是當地領導給事先安排好的。群眾不想說真話，領導也聽不到真話，這樣的所謂調研有什麼意義？

對於研究者來說，問卷調查有其必要性，但絕對是不夠的。研究者必須做深入廣泛的調查研究，才有可能得到真的東西。前不久，在網上看到人大一位教授，十幾年來堅持調查中國性工作者的真實情況。設想一下，你靠問卷調查能得到什麼，那些女孩子根本就不跟你說真話，甚至連話都不願意跟你說，如果你並不想跟她談交易。而人大的這位教授，開始是自己一個人，後來帶著研究生，長期在中國各地跑，去瞭解這些女孩子們的具體生存狀態。這些女孩子看到任何男性，首先就設定這可能是一個嫖客。而如果你說你不想跟她做這個交易，她就根本不再理睬你。只有通過一定的關係，特別是你把這些女孩子當成平等的談話物件，她們才會慢慢地向你吐露心聲。試想，做這樣的研究，如果只靠問卷，能問出什麼來？只有不屈不撓地做這種深入的調查研究，知難而進，堅持下來，才有可能得到你需要研究的真實情況。

即使在普遍使用問卷調查的今天，調查研究這一手段仍然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