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叔子院士有名言：沒有科技，一打就垮；沒有人文，不打自垮。關于這句話的出處，筆者從網上能找到的最近出處是2016年10月楊先生接受《半月談》采訪中有這句話。但從該思想的形成來看，顯然要比這個采訪早很多。時至今日，不得不說楊先生對于科技與人文的關係的論述還是很深刻的，即便放到今天，這個話題也不落伍。楊先生關于科技與人文的論述是從功能主義角度展開的，其實有這種想法和觀點的人很多，重要的是誰說出來，在兩種文化鴻溝日漸加深的今天，從一位科學家那裏說出這句話，其分量和意義都要重要得多。對此，筆者願意就楊先生的話題，從文化生成或者構造角度做一點拓展與挖掘性工作，以此呼應楊先生的遠見卓識。
從知識考古學角度來講，現代意義上的科技知識的出現是很晚近的事情（近代科技革命的産物），也是最年輕的知識類型；其次是社會科學知識，最古老的是人文知識。這個發展序列很有意思，縱觀人類思想史可以發現，人文知識是整個知識鏈條的基礎，位于最底層，在此基礎上，隨著社會分工逐漸形成社會科學知識，位于中層，最後發展出科技知識，位于最頂層，被稱作人類的智慧之花。從這個鏈條上我們可以看到兩種演化階段：其一，社會發展不充分，群體認知仍然停留在人文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之間的類型，科技知識産出能力很孱弱，世界上很多國家仍然處于這個演化階段（前現代國家）；其二，社會發展很充分，群體認知水平較高，人文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的發展比較匹配，科技知識的産出也比較高，這類國家就是我們所謂的發達國家。從這兩組演化階段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如果前兩者不豐富，那麽科技知識就很難涌現，這與國家的歷史長短無關，換言之，也許很多國家歷史非常悠久，但由于封閉與排他等文化特質，群體認知框架過早固化，形成一種頑固的文化惰性，一直以超級緩慢的速度發展、甚至原地踏步，這類國家基本上難以産生新的科技知識。反之，一些國家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發展比較充分，導致社會形態與群體認知觀念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從而成爲科技知識的重要産出源頭，這一現象從世界科學中心的五次轉移中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證。從這個意義上說，科技知識的産出對于區域文化的結構與發展層次的要求很苛刻。
在科技時代，科技的功能是顯性的，通過各種器物的表徵其效用是可見的，而人文與社科知識的功能則是隱性的，它提供了從個體認同到社會秩序的全方位安排，如同空氣與水一般普通，反而是最容易被人們忽視的。在這個背景下，人們單純地認爲：發展科技只需要提供一些經費支持、安排一些相應的人，再從政策層面賦予其合法性，我們渴望的科技産出就會源源不斷地産出。如果科技知識的産出真這麽簡單的話，那些盛産石油的中東國家早就是世界科技發達國家了，然而實際情况幷不是這樣，由此也揭示出：科技知識的産出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遠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麽簡單。過去的這些年，我們國家對于科技的重視怎麽說都不爲過，從科教興國戰略（1995年）到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012年）的提出與實施，全社會都對此寄予厚望，但是即便如此，我們科技的實際表現仍然不是很理想，在多個科技領域仍然面臨衆多卡脖子式的短板，這個活生生的事例也再次提醒我們：科技的發展遠不是看起來的那麽簡單。縱觀世界上那些科技水平比我們高的國家，拋開那些共同的人、財、物等資源性要素的投入不談，導致差异的深層原因顯然在文化的根部，換言之，文化的底層結構才是真正影響一個國家或群體創新能力的關鍵要素，在此基礎上才有科技知識的産出。
那麽文化的底層結構對于科技知識的産出到底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我們可以把最底層的人文知識看做是個人層面的認知框架的建構，而中層的社會科學知識則屬于集體層面的知識建構，它本是用來理解與協調社會行爲的，這些知識通過再社會化過程，由此形成一個人的比較完整的認知框架，這套認知框架像一個模子一樣嵌入我們的頭腦中，我們就是用這套框架來認識世界幷處理我們遭遇到的各種經驗事實的，幷由此産出相應的知識。借用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的話說，這套模子相當于一個研究綱領。對于研究綱領來說，有進步的綱領和退化的綱領之分。這個由人文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組成的模子相當于研究綱領的硬核，如果構成硬核（模子）的兩個要件都比較落後，那麽由此形成的研究綱領也是退化的，而退化的綱領其知識的産出能力也是比較低的。這裏我們可以給出三種情况：其一，即便是落後的（退化的）研究綱領也比沒有研究綱領要强。沒有研究綱領根本就沒有辦法有效産出知識；其二，擁有進步的研究綱領的人/群體就比擁有落後研究綱領的人/群體具有了更高的知識産出能力。比如17世紀的西歐爲什麽比我們明末清初時表現優秀，是因爲那個時候西歐完成了文藝復興，人文知識得到大發展，其總體水準遠高于我們；另外，西歐也剛經歷了宗教改革以及社會科學的大發展，導致歐洲人的認知框架水準遠遠高于同期明清時我們的認知框架水準，由兩項要素整合而形成的研究綱領，對于當時的西歐而言是進步的，由此必然帶來知識産出的大爆發。相比而言我們那時的研究綱領是嚴重退化的，這也解釋了李約瑟難題産生的內在原因。筆者曾對學生們開玩笑說：即便把伽利略和牛頓這樣的科學大師空投到明末清初的中國，他們也將毫無作爲。因爲當時我們的認知框架基準綫太低，無法與其形成互動。其三，退化的研究綱領容易陷入路徑依賴怪圈。群體規模越大，退化綱領的生命力越强，改革的難度也越大，從而導致習慣性的知識匱乏。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在于，一旦退化綱領被群體接受，那麽由于規模效應，導致整體的學習成本快速降低，同時，學習新知識既要付出學習成本而且收益還不確定，還會遭遇到舊綱領帶來的阻力成本，雙重夾擊從而阻擊了文化變革的可能性，久而久之，就出現文化退化的路徑依賴現象。縱觀當今世界，此類現象比比皆是，諸如各種保守主義、原教旨主義等。遺憾的是，我們目前就處于這種退化綱領占優的文化氛圍中，希望這種情形不要固化成路徑依賴現象。
如何改變研究綱領的退化傾向呢？途徑有兩條：其一，激活文化底層結構的活力，或者增加高質量社會科學知識的供給；其二，最大限度上保持文化環境的開放、包容與自由。這是所有文化存活的關鍵條件。越是不可見的底層文化結構，其影響越深遠，而且也是個人無法意識到的。毋庸諱言，人文知識在當下處境堪憂，正如美國心理學家杰羅姆•凱根（Jerome Kagan，1929-）所指出的：隨著自然科學家地位的提升，實際上，人文學者失去的自信比社會科學家還要多。與當代研究人員相比，早期的自然科學家比當代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對哲學家的沉思更爲友善。這種境况在當下愈演愈烈，不可避免地導致文化的萎縮，這一趨勢嚴重侵蝕了整個社會的認知框架的水準。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個社會，只有擁有好的文化，才會有好的科學。試想晚清與日本幾乎同時走上了改革道路，晚清的原則是“中體西用”，洋務運動采取的路徑是單方向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日本的明治維新（1868年）則采取的是“脫亞入歐”的全方位改造文化底層結構的策略，到1894年的甲午海戰爆發，兩國的改革交卷，結果却天壤之別。
科技産出表面上看只是科技共同體努力的結果，實際則是整個社會思想活力的最終釋放。要想持續改善科技知識的産出狀况，既然直接進攻效果有限，不妨采取一個稍微迂回點的戰略，適當增加投入，改善整個社會的文化結構與質量，一則，通過新人文知識塑造國民的新認知框架，這也是保持文化自信與文化認同的基礎，二則，通過社會科學知識的選擇使社會結構更有序，形成有效市場需求，從而在終端促成科技産出大繁榮的局面。就如同美國社會學家默頓所謂的“清教對英國近代科學的興起起到了巨大的激勵作用”。一種新文化會給所有人帶來全新的認知框架，也能最大限度上避免群體陷入文化退化的路徑依賴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