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國大學開展的科研工作，很大程度上存在“不那麽基礎的基礎研究”和“不那麽應用的應用研究”的問題，也就是說基礎研究不够前沿，應用研究又不够接地氣，科研工作的定位和方向不够清晰，研究成果偏重于追求發表論文等，大學對産業界關鍵技術創新的支撑能力亟須進一步提高。
2020年9月11日，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强調，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我國“十四五”時期以及更長時期的發展對加快科技創新提出了更爲迫切的要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科學技術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創新這個第一動力。解决國家重大急需和“卡脖子”關鍵技術，成爲學科和學者面臨的挑戰，我們有責任爲國分憂，勇于擔當。
學科是大學的基本單元，建設高水平的學科是一流大學的基礎。歐美國家大學的科研工作以基礎研究爲主，而基礎研究又分爲“仰望星空”和“脚踏實地”兩類。“仰望星空”是對科學前沿的探索性研究，而“脚踏實地”則是針對技術創新背後的科學問題開展基礎性研究。國外大部分企業，其自身有較强的創新研發能力，能在研發過程中發現其中的科學問題，幷主動與大學相關學科領域對接，針對其中的科學問題、關鍵技術開展基礎性研究。國際龍頭企業與大學共建實驗室、設立研究課題等情况屢見不鮮。例如德國著名的巴斯夫公司在海德堡大學建立了聯合實驗室；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則幾乎與60%的全球500强企業都有聯合實驗室。因此，國際一流大學的大部分基礎研究方向是源于技術創新需求，是與産業創新緊密結合的。
我國産業界現階段創新人才不足、創新平臺水平不高，自身技術研發能力還不够强勁。一方面，這與産業界對解决關鍵技術背後存在的科學問題認識不够，與大學或科研院所主動對接的能力不足直接相關，造成研發能力難以滿足市場需求；另一方面，長期以來我國大學開展的科研工作，很大程度上存在“不那麽基礎的基礎研究”和“不那麽應用的應用研究”的問題，也就是說基礎研究不够前沿，應用研究又不够接地氣，科研工作的定位和方向不够清晰，研究成果偏重于追求發表論文等，大學對産業界關鍵技術創新的支撑能力亟須進一步提高。
可見，推動學科建設與産業創新互動，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是産業創新發展的需要，更是新形勢下中國特色一流學科建設的需要。基于此，浙江大學學術委員會對校外十一個學科帶頭人主導的學科基地進行了調研，通過調研形成了以下共識，以期探索新形勢下中國特色一流學科建設的新模式。
1.用基礎研究推動顛覆式技術創新
我國面臨的很多“卡脖子”技術問題，根子是基礎理論研究跟不上，源頭和底層的東西沒有搞清楚。
浙江大學前校長楊衛院士曾經將創新分爲四個層次：（1）效率式創新，由提高管理和産銷效率而産生；（2）開髮式創新，由已有技術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或集成創新轉化而來；（3）高新技術創新，建立在已有科學知識和原理基礎上轉化而成、具有重要應用價值的新技術創新，如核技術；（4）顛覆式技術創新，是建立在基礎研究或應用基礎研究的新成果基礎上轉化而成、具有突破性應用價值的新技術創新，是最高階的創新，如原子彈、圖靈機等。目前，國家“卡脖子”技術、重大急需技術主要是高新技術創新和顛覆式技術創新。所有“卡脖子”關鍵技術難題，根本上是其背後的科學原理沒有得到闡明。只有從基礎性研究著手，知其然幷知其所以然，才能有效解决這些關鍵技術難題。
例如，航空發動機被譽爲現代工業皇冠上的明珠，其渦輪葉片關鍵材料的研發關係國家戰略驅動發展，長期以來投入了國家大量的資源，成效幷不盡人意。浙江大學相關團隊聚焦産學研融合，依托浙江大學高溫合金有關學科研究基地，聚焦渦輪葉片關鍵難題，組建顯微結構表徵與合金製備的交叉合作研究團隊，基于組織結構調控及材料性能關係基礎理論，開展服役條件下高代次單晶合金材料結構與性能關係的基礎性研究，使渦輪葉片關鍵材料在溫度、應力以及穩定性等參數指標在短時間內達到國內領先水平，爲航空發動機渦輪葉片關鍵技術研發提供了基礎理論支撑及技術轉換突破。
2.校外科技基礎設施架起學科和産業創新互動的橋梁
從基礎研究到産業化一般要經歷基礎研究—技術研發—技術評價—示範應用—産業化五個階段，如圖一所示。歐美大學一般以基礎研究爲主，後面的四個階段基本上由産業界來完成。中國的情况不同，由于産業界的研發能力不足，技術研發、技術評價和示範應用尚需要大學和科研院所等爲主導或者共同參與來實現。因此，需要學科從基礎研究向技術研發和産業化方向延伸，同時也需要培養産業界向技術研發和基礎研究方向延伸的能力。這需要我們在學科建設時凸顯這一特點，尤其是工程學科。
學科建設與産業創新互動的難點是如何保證關鍵技術創新過程“基礎研究—技術研發—技術評價—示範應用—産業化”這根鏈條不斷，科技基礎設施在這方面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從功能定位來看，我國大學的學科在高科技産品研發中應以基礎性研究爲主，同時儘量向技術研發、系統測試、示範應用以及産業化延伸。産業界則應該努力向應用示範、系統測試、技術研發與基礎研究延伸，而科技基礎設施平臺則架起了大學與産業界互動的橋梁，填平了從基礎研究到産業化的“死亡穀”。從需求或者獲益角度看，學科發展需要科技基礎設施支撑，而學校本身沒有充足的物理空間和資金建設大型的科技基礎設施。産業的發展壯大則需要科技基礎設施支撑技術研發、技術評估和示範應用，而企業沒有足够的科技能力建設科技基礎設施。地方政府期盼産業的轉型、積聚人才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科技基礎設施建設提升了城市的競爭力。三方的訴求雖然各不相同，但可以通過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建立良性互動關係，從而使各方獲益。例如，我們這次調研的十一個校外學科基地，在校外建設了三十多台大型科技基礎設施，獲得了建築面積28.6萬平方米的物理空間和建設這些科技基礎設施以及人才的配套資金約14億元，這有力地促進了學科解决工程問題的能力、當地城市的科技競爭力和企業的創新能力。
3.學科帶頭人主導 全鏈條過程更具活力
人才是核心，隊伍組建是關鍵。如圖二所示，從研究所、科技基礎設施平臺和産業化公司的互動關係來看，基礎研究主要由大學研究所或學科教師承擔，基礎研究支撑技術研發；技術研發則需要由從事基礎研究的部分教師、平臺的工程技術人員以及公司的部分技術骨幹共同組成研發隊伍，相應的技術支撑産業化；産業化工作中，同樣需要從事基礎研究的部分教師、部分平臺的工程技術研發人員直接參與到産業化工作中，爲産業化保駕護航。同時及時發現存在的問題和需求，再從基礎研究出發，進行技術改良和提升，實現全鏈條創新幷形成良性循環。
例如，面對西方發達國家對飛機裝配技術一貫的封鎖政策，浙江大學有關教授團隊原創性地解决了飛機裝配領域的一系列複雜數學、力學和工藝問題，建立了一套全新的飛機數字化裝配理論和方法；提出了數控定位器適度剛度設計理論，系統掌握了數控定位器的系列化、模塊化設計方法，成功開發了一系列數控定位器産品，爲獨立自主發展我國飛機數字化裝配技術提供了重要的裝備保障；建立了一整套飛機數字化裝配核心技術體系和規範，開發了開放式、網絡化、組件化飛機數字化裝配大系統集成框架，爲我國飛機數字化裝配系統的創新設計提供了先進、可靠的軟件平臺。
通過調研發現，這三個機構（圖二），既相互獨立、有各自的職能，又交叉融合、形成一個交集。這個交集就是以學術帶頭人爲首的核心人員：學術帶頭人全鏈條參與是實現全鏈條創新的關鍵因素；學術帶頭人通常學術底蘊深厚、學術活力强勁，在學術界和産業界影響力大；他們有能力從基礎研究出發，開展技術研發、技術評估和應用示範，幷主導或參與相關技術的産業化，從而實現全鏈條創新。這種全鏈條創新模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可持續發展的活力。
4.學科建設與産業創新互動
我們通過調研，發現在學科建設與産業創新互動過程中，傳統的學科建設模式正在發生轉變，浙江大學的學術帶頭人正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一流學科建設新模式。
第一，團隊組建。依托研究所或者二級學科，由學科帶頭人領銜，圍繞國家重大急需，開展全鏈條創新。這樣的轉變有利于某一時期從事産業創新的教授不脫離學科，反而形成學科合力，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學科建設在人才隊伍和建設經費方面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平臺建設。科技基礎設施平臺作爲學科的校外基地，爲學科發展提供充足物理空間和科技基礎設施，爲學科由基礎研究向技術研發以及産業化延伸創造了條件。
第三，方向凝練。進一步明晰了學科發展方向，將學科發展與國家重大需求、解决關鍵難題結合起來，將學科發展與地方經濟的發展需求、企業的前瞻發展需求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了一流學科建設的內生驅動力。
第四，任務導向。進一步明確了當前學科的主要任務，即一方面加强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的基礎性研究，推動顛覆式技術創新，另一方面，圍繞關鍵技術，推進全鏈條創新。
第五，人才培養。培養和鍛煉了一批有能力開展全鏈條創新的學科帶頭人和學術骨幹；創新了人才培養範式，注重培養學生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培養基礎理論扎實、技術研發能力强勁的創新人才。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在加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面向育人與創新高度融合的未來，高水平大學必須率先搶占大變局下的發展機遇，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瞄準國家重大亟須及關鍵核心領域，持續拓寬科學技術的廣度和深度，讓學科建設與産業創新互動，形成科學研究與産業創新的全鏈條，使大學主動肩負起培育時代英才、打造國之重器、競爭世界科技之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爲早日建成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而奮鬥，爲建成教育强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提供堅强有力的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