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人臉識別技術發展得如火如荼，各種應用如雨後春笋般涌現，隨之而來的便捷與困擾如影隨形。考慮到技術進步的不可限制性，可以預期人臉識別會快速向縱深發展。如果人臉信息再豐富一些，那麽人們自然會問：人心是否也是可以識別的呢？客觀地說，人臉識別技術更多地依據人臉的物理特徵然後編寫算法，這一步應該是相對容易處理的問題，那麽人心識別則要困難很多，它要解决兩個難題：其一，如何處理傳統的笛卡爾“心-身問題”；其二，心-身同一論是否可以代表人心識別的難問題？筆者是一名堅定的計算主義者，同時堅信人的情感是可以計算的，基于此，本文嘗試通過對這兩個問題的梳理，爲機器時代的人心識別提供一種辯護。
一、人心識別的哲學與科學基礎
所謂的人心識別，無非是指通過觀察或借助于特定設備對于人的心理狀態進行測定，幷基于這些信息判斷出其內心真實想法的過程。這裏要明確一個問題，即人心識別在當下就是指對個體大腦狀態及其意識的識別。自笛卡爾以降，隨著科學發展以及人類對自身認知機制的揭示，現在已經明確：大腦是人類思考的器官，心臟的主要功能是泵血。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心識別就轉換成對大腦狀態的識別。那麽心理狀態與大腦狀態之間到底是什麽關係？
人類的心理事件或狀態與身體的物理事件或狀態是同一的。這就是哲學家們最開始提出的人心識別的基本路徑，在哲學上把這一路徑稱作“心-身”同一論（the mind-body identity theory）。1959年澳大利亞哲學家J·J·C·斯馬特（J.J.C.Smart，1920-2012）在他的著名論文《感覺和大腦過程》一文中就明確指出：大腦過程類型或種類與感覺類型或種類之間存在普遍的同一關係。如果他的說法成立的話，我們只要通過一定的設備探測個體大腦的狀態也就相當于知道了個體內心的真實想法，因爲兩者之間是嚴格同一的。但是這種類型-類型同一論面臨的主要困境是有關現象屬性的反對意見。按照英國哲學家辛西婭·麥克唐納（Cynthia Macdonald）的觀點：“當將同一看作是存在于個人的心理事件和他的身體的物理事件之間的關係，就給予了心理現象和物理現象相同的本體論地位……儘管一個人將他的疼痛定位于他的膝蓋上，這或許是對的，但是，他感到疼痛這一事件或許不能定位于關于它的感覺存在的地方……現象位置可能與事件的位置一致，也可能不一致。”【1】我們感到疼痛是在大腦中發生的，而不在具體身體部位，這是與我們的常識看法存在不一致的地方。這很好理解，我大腦內感覺痛，但這種痛却可以來自身體的任何一個部位。其實，心-身的類型-類型同一論固然看起來簡單，但是其內在存在很多問題，20世紀70、80年代以來，很多哲學家對此提出了反駁意見，比較著名的有內格爾提出的經驗的主觀性問題：“任何類型的感覺或經驗的感受性質從本質上講只能從一個單一的（主觀）類型的觀點去把握，而物理屬性或類型可以從無限多類型的觀點去把握。”【2】這也就是所謂可多樣實現性無法與心物類型-類型同一，因爲心物類型之間的關係是一對多的關係，而同一所需要的關係則是一對一關係。而主觀性問題又涉及到知識鴻溝，從而導致簡單的物理主義無法解决這個問題。這也是人心識別中難以處理的問題：所有的經驗都具有主觀性，沒有主觀性的經驗還存在嗎？杰克遜（Frank Jackson）那個著名的“瑪麗房間”（Mary's Room）思想實驗中的瑪麗，當她看到真實的紅色（而不是物理學上關于紅顔色的知識）時，我們如何識別她的驚奇？目瞪口呆的外在表現幷不能完全揭示她內在的真實感受。人心裏的那個知識鴻溝是否也是無法識別的？這也是哲學家們長期糾纏于心身同一論問題的根源所在。
心身同一論的研究經過兩輪轉向，即從實體關係（如笛卡爾的心身二元論）到現象關係（心理現象與物理現象）的轉向，這期間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解釋現象屬性問題。目前的研究達成的共識是，現象屬性不是物理屬性，如何解釋這個難題？哲學家們提出了隨附性概念，按照哲學家查爾默斯的觀點：“隨附性概念形式化了一事實的集合能够完全被另一事實的集合所决定……一般而言，隨附性是兩個性質的集合之間的一種關係：其中B性質直覺上是一種高水平性質，A性質直覺上是一種更加基本的低水平性質。”【3】由此，查爾默斯認爲：生物性質隨附于物理性質。暫且不論關于隨附性理論存在多少缺點，至少在常識層面它符合我們的認知，這也是目前我們探測人心的基本理論基礎，否則人心就是不可識別的。哲學家們的論證有助于我們瞭解兩個事實：其一，心理表現隨附于身體表現。這就爲我們識別人心提供了本體論基礎；其二，從心理現象到物理現象不是簡單的還原關係，這期間存在很多我們尚未認識到的機制，這也是目前人心識別仍處于初級階段的原因所在。爲此，我們還需要看看隨著科學的進步，爲人心識別提供了哪些可用的理論基礎？
認知神經科學家加扎尼加認爲，大腦有著用來識別生物動作與非生物動作的特定神經回路，以及用來識別人臉和臉部活動的特定神經回路。正如他指出：“腦成像研究表明，大腦的不同區域會被不同類型的信息激活。看到一種工具（爲實現特定目的製造出來的人工物品），你的大腦幷非整個參與到思考它怎麽用的問題當中；相反，只有一個特定區域被激活來觀察工具。……儘管複雜的成像技術能告訴我們，大腦的哪一部分參與了特定類型的思考或行動，但它們無法說明大腦的那個部分到底是怎麽回事。”【4】其實早在20世紀50年代，加拿大神經生理學家懷爾德·潘菲爾德（Wilder Penfield，1891－1976）用電極刺激患者大腦皮層的不同區域時，患者就會呈現出不同的心理狀態（如回憶等），基于此他繪出了詳細的大腦功能分區圖，再加上近年來對于大腦領域特异性的認識的深入，人類基本情感的分區基本確定，如杏仁核區域通常與人類的恐懼情緒有關，英國神經生理學家A.G凱恩斯·史密斯指出：“下丘腦的作用是充當大腦與集體化學控制系統之間的媒介…下丘腦主要通過它與內分泌主腺——垂體的聯繫對腦外器官的活動，尤其是有關情感施以總體的控制。諸如恐懼、憤怒、情欲之類的感覺使內分泌腺活動起來，以便爲適當的行爲做好準備…邊緣區的其他部位與不盡相同的情緒和感覺想聯繫。”【5】這就爲利用技術設備進行人心識別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可能性。由于人腦的黑箱結構特徵，爲了更好地揭示大腦各區域的功能，還可以通過對一些典型的腦損傷患者的研究確證腦部各區域的功能。這方面研究已經積累了很多成果。如果腦部的活動可以部分地在人臉上呈現出來，那麽，對于人類臉部情緒的識別就成爲人心識別的最佳切入口。
美國心理學家保羅·埃克曼（Paul Ekman，1934-）通過研究發現：“根據腦部受損與面部表情的關係研究顯示，隨意的（自然流露的）與不隨意的（裝出來的）表情所涉及的神經通路各异，其中一類表情可以被削弱而另一類却不受影響，這取决于哪部分神經受           損。由此可以得到一個確定無疑的事實：大腦左右半球指揮的都是隨意的面部動作，而不隨意的面部動作則是由腦部低級的、更原始的部分驅動。左腦與右腦的區別只會影響隨意的表情，無法影響不隨意的真情流露。”【6】基于此，我們大體可以確定，即便人類在很多場合會僞裝情緒，但是仍有很多情緒是無法僞裝的，所以人心識別面臨的一個現實難題就是如何區分真假情緒？美國神經生物學家安東尼奧·R·達馬西奧指出：“情緒是集各種複雜的化學反應和神經反應于一體的模式；所有的情緒都要發揮某種調節作用。學習和文化會改變情緒的表達，儘管如此，但情緒是一些生物决定的過程，這些過程取决于腦的先天就有的裝置，這些産生情緒的裝置存在于一個相當有限的皮層下區域，它開始于腦幹，然後上移至更高級腦區；所有這些裝置都能自動運轉起來，而不需要有意識的深思熟慮；所有的情緒都把身體作爲它們的舞臺。”【7】從情緒的神經生物學特性來看，以此切入人心識別是可能的，這也符合：由表及裏的認知路徑：身體——面部（情緒）——心理狀態（大腦狀態），雖然這個鏈條不能完全采用還原主義來解釋，但是兩者之間的同一關係還是確實存在的。
人心之所以識別起來比較困難，是因爲從心理狀態到表徵這一環節存在諸多不確定性，而且，心理內容表徵過程是一個信息删减過程，這也是造成識別困難的重要原因。比如對于個體情感的識別就面臨這個困境。正如喬恩·埃爾斯特所指出：“某一組特定的前情可能誘發恐懼和憤怒，由此導致的淨行爲效應或行爲傾向通常幷不確定。一方面，憤怒可能有助于人們在戰鬥中消除恐懼。另一方面，憤怒也可能因恐懼而受到抑制。”【8】但不用遺憾，至少我們可以通過這些表徵能够識別出此人是否處于憤怒狀態，至于這一狀態的强度是否會導致戰鬥，那是另一個問題，有待于對其他更多變量的挖掘。另外，在情感表達上，正如喬恩•埃爾斯特所言：“情感很大程度上是被動地經受的，而不是主動選擇或展示的……即使在成年人中間，也有充分證據表明，情感發生往往非常迅速，幷且伴有很少注意到的、非意向性的生理和表情反應變化這樣一種自動評價過程，我們所體驗到的情感是發生性的，而非選擇性的。人們不可能簡單地選擇什麽時候出現什麽情感。”【9】
通過上述關于身-心識別問題的理論梳理，我們大體上可以知道，人心識別是一種漸進累積叠加過程，換言之，是通過多種渠道瞭解人的內心狀態與真實想法的過程，用公示表達就是：人心識別=外顯狀態+內隱狀態=外部觀察（言辭、聲音、身體行爲、表情）+設備確證（各種生經生理學指標的測定），綜合起來，我們就能基本判斷出一個人在某時刻的特定心理狀態，信息越詳實準確，我們對人心的識別也就越準確，反之亦然。現在我們遇到一個更基本的問題：人心識別到底想識別人心中的什麽內容，比如說信念與偏好該如何識別呢？僅就目前擁有的知識與技術設備來說，人類的六種原始情緒：愉快、悲傷、恐懼、憤怒、驚奇、厭惡等，都是可以識別出來的，雖然精確度有待提高，但這一步已經可以實現。另外，人作爲社會性動物，是有很多同類性質的表現的（由特定行爲規範塑造），否則，缺少這些共性的品質就無法在群體中生活。再有，鏡像神經元的發現可以解釋人類的同理心，基于此，我們才能對某個人的內心狀態做出原始判斷。人是共性與特殊性的統一，特殊性的識別，一定是在共性的基礎上調整個性參數方可。那麽對作爲共性的二階心理狀態的信念而言，該如何識別呢？也許這才是未來發展最具吸引力的研究方向。對此，我們不妨簡單分析一下，大體來說，人類對外部刺激的表徵路徑是沿著這樣的綫索發展的：外部刺激、情緒、感受、經驗、信念與輸出表徵。現在的技術可以偵測到情緒的變化，那麽基于此，可以把人類信念的結構分爲三維：真理之維（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判斷標準爲真假）、倫理之維（處理人與社會的關係，判斷標準爲善惡）與審美之維（處理人與自我的關係，判斷標準爲美醜）。由于個體的認知框架是信念的子集，因此，基于這種信念結構，就可以發現每個具體的人所具有的共性認知框架。如果能够把每個個體的認知框架明確下來，再輔以針對特定個人的參數，那麽，輸入的信息經過認知框架的加工，我們就可以大體知道每個個體的具體心理內容表徵與偏好，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心識別的目的所在。從信念結構的例子中，我們大體可以看出人心識別的關鍵在于通過基礎信息的收集，建構具有共性的個體認知框架，然後通過具體實驗刺激，完善具體參數，從而就可以發現每個人的內心世界。另外，近年來西方發展迅速的理解他人的心理理論（Theory of Mind）更是從縱深角度建構理解他人的層級關係，他們認爲：“測量心理理論的一個標準被稱作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一個能够自省的生物——也就是說，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態、信仰以及欲念，被稱作一階意向（first-order intentionality）。大多數哺乳動物適應這一分類。一個具有二階意向的生物能够對自己以及其他生物的心態都産生某些推斷或信念。二級意向性被定義爲心理理論中最低階的基礎，所有健康人類都擁有它。如果你擁有三階意向，你甚至可以更進一步去推理某個人對另外一個人想法的猜測。”【10】人類的大腦與認知結構恰恰可以提供遠高于二階以上的意向性，這就爲人類理解他心問題提供了先天基礎。
確定個體的認知框架，就是當下最緊迫的任務。認知框架的建構也是有章可循的。通常任何認知框架都是建基于特定的文化環境，這種文化環境相當于一種公共模板，所有生活于此的人都是基于特定的文化範式建構自己的認知框架，由于個體之間存在的差异，這些認知框架在大體相同的背景下，又有基于個體差异帶來的變化。因此，通過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確立特定族群的文化模板是可以做到的。比如我們中國人奉行的儒家文化，這個文化模板型塑了我們的認知框架，導致我們在很多問題上有共識，原因就在于此。在大數據時代，信息的豐富性以及算法的快速進步，我們有理由相信共享文化模板可以利用技術建構出來，在此基礎上，結合個人特點導出個人的認知框架，這就相當于個體的信息加工模型確立了，由此，人心識別就演變爲一種技術檢測而已。共享文化模板到具體認知框架，再到認知輸出，如果這兩步實現了，那麽人心識別也就不再是幻想或者科幻。從這個意義上說，各種具體心理信息的獲得，只是人心識別的初級階段，而人類思想識別與調控才是人心識別的更大野心所在。
二、從整合到綜合：技術時代的人心精准識別
揣測人心從古自今，一直都存在，所不同的只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知識積累的增多，人心識別的能力逐漸增强而已。如果把人心識別等價于外部表情與神經生理反映的整合，那麽，人類對于人心識別的歷史非常悠久，中國古人所謂的察言觀色說的就是這種情况，以及盛行數千年的相面術都可以看做是人心識別的初級表現。人心識別的第一次飛躍是從傳統的外部觀察上升到利用機器獲取相關身體數據，我們把這個階段稱爲人心識別的1.0階段。其典型代表就是測謊儀（lie detector）的應用。測謊儀又被稱作“多道心理測試技術”、“多項描記器”等。它的原理是當說謊者編造謊言又擔心謊言被揭穿時，常會感受到一定的心理壓力，于是産生緊張、恐懼、焦慮、內疚等心理反應和與之相關的生理反應。如呼吸、心跳加快、血壓上升、體溫微升、出汗、胃收縮、消化液分泌异常、肝釋放更多的糖進入血液、腎上腺素分泌增多、瞳孔放大、肌肉顫抖等。由于情緒變化是由植物神經系統主導的，人不能有意識地控制，由此可以獲得比較真實的個體心理狀態數據。隨著技術的進步以及機器設備的改進，在特定生理變化與特定情緒狀態之間逐漸形成一種穩定的呈現模式，從而可以發現被測試者是否在說謊。自從1921年加里福尼亞州立大學醫科研究生約翰·賴森發明第一台現代測謊器至今，測謊儀作爲初級人心識別機器已經走過百年歷程，如今相應的科學研究已經很深入、機器設備以及測謊指標的設計與選擇都得到了極大地改善，其測試結果正日益得到衆多領域的廣泛重視。如埃克曼所言，找工作測謊、當警察測謊、在職策測謊，進國家安全部門測謊，幾乎所有行業都有測謊要求，如此可見，人心識別是所有行業都熱衷的事情。
但是，客觀地說，由于人類內心的複雜性，測謊儀的準確度一直是人們爭議的焦點，因爲測謊過程中無法完全避免誤真爲謊或誤謊爲真的兩重困境。保羅·埃克曼建議在測謊過程中應該“把行爲測量的結果加上根據測謊儀紙帶所做的判斷，將可提高測謊的準確度。因爲說謊行爲綫索能够提供有關情緒屬性的信息，即受測者所感受到的是害怕、生氣、驚訝、沮喪還是興奮，而這正是測謊紙帶無法表現出來的。”【11】現在的神經生理學早已證明：真表情是無意識的面部動作，假表情則是有意識地控制面部動作。這個觀點不禁讓我們聯想到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提出的大腦內有兩套系統，即系統1和系統2：“系統1的運行是無意識且快速的，不怎麽費力，沒有感覺，完全處于自主控制狀態；系統2將注意力轉移到需要費腦力的大腦活動上來，系統2的運行通常與行爲、選擇和專注等主觀體驗相關聯。”【12】同理，自然流露的表情相當于系統1，呈現爲快的狀態，相反，僞裝的表情相當于系統2，呈現爲慢的狀態。如果我們稍微回顧一下，就會發現這是技術1.0時代人心識別的必然階段：信息整合階段。從有限渠道獲得的信息被整合起來，由此實現低階人心識別與解讀。
人類在探索自身的過程中發明了無數設備，這些設備提供了大量關于人腦與人體狀態的信息，如人類很早就知道人類大腦的神經活動就是一個電化學過程，基于此開發出腦電圖（EEG），由于這種模式在個體間是一致的，因此，EEG可以檢測腦功能异常。美國新澤西州的神經科學家克雷格·約翰遜（Craig Johnson），2009年的研究指出：“大腦信號已經顯示在被屠宰時，小牛確實表現出感到了疼痛…基于腦電圖研究的發現以及清醒的人類被試對臨床疼痛的描述，約翰遜推測腦電圖模式代表了疼痛的心理狀態。”【13】約翰遜的解釋仍然存在一個斷口：神經功能層面的表現與感受幷不是直接等價的，還需要更多證據支持。正如加扎尼加指出：“由于EEG記錄反映的是大腦的總體電活動，因此EEG對于探討認知過程存在一定的局限。爲了關注在一個特定任務中大腦活動是如何改變的，這一方法需要從全體EEG信號中提取出誘發反應。”【14】在這種思路下，人類開發出了事件相關電位ERP技術，這一信號反映了與特定的感覺、運動或認知事件相關的神經活動。另一個與ERP相關的技術是腦磁圖MEG，突觸活動除了和電活動相關外，活動神經元還會産生微弱的磁場，另外從新陳代謝角度出發開發出兩種功能强大的技術：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ET）以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術，這兩種技術不同于前兩者，它們測量的是與神經活動相關的新陳代謝變化，比如，PET測量都是與心理活動相關的局部腦血流變化，而fMRI所關注的是血紅蛋白的磁場特性。fMRI探測器測量氧合脫氧血紅蛋白之間的比率（這一比率被稱作血氧水平依賴效應，簡稱BOLD）。通俗來講，比如從fMRI圖片上看哪些區域變亮了，就說明這個區域的神經元被激活。基于這種技術我們可以根據特定目的探測所需瞭解區域的神經活動。近年來更是發展出一些先進技術，如經顱磁刺激（TMS），通過虛擬損傷，探測大腦活動，這就比單純尋找腦損傷患者容易得多，而且不留後遺症，更容易定位我們所關注腦區的活動。還有很多新技術，都與探索大腦內部工作機理有關，所有這一切都爲我們更全面地理解大腦的認知活動提供了基礎。客觀地說，這些年這些新技術所取得的成果已經爲瞭解人類認知積攢了大量素材，如何有效利用這些信息已經成爲當下的一項緊迫任務，在筆者看來，整合這些信息是目前提升人心識別水平的最佳路徑。
客觀地說，從對身體狀態與表情的觀察來實現人心識別，仍然處于較爲初級階段，畢竟從神經元活動到情緒再到思維以及心理內容表徵的輸出，這期間尚有無數環節，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心識別的準確率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正如美國神經生理學家邁克爾·加扎尼加所指出：我們怎樣才能從神經元層面（微觀B）進入到突現的想法層面（宏觀A）？他用理論生物學家大衛·克拉考爾的話解釋爲：“在任何分析層面，關鍵都是要找到有效的變量，包含了産生上層所有行爲所需的所有底層信息。這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種藝術。現在，‘由下而上的因果關係’（從神經元的微觀B層面進入想法的宏觀A層面）既難以對付，又無法理解。”【15】從這種困境中，我們不難發現從微觀層面的神經元活動到宏觀層面的思想活動幷不是簡單的單因果鏈模式，而是存在多種實現的可能性，甚至可以延伸到個體所受的文化傳統影響。但是，在神經元層面則是遵循比較普遍的因果關係，即B-B模式，但是從B到A則要複雜得多，至少目前的科學研究還無法完全證明這個過程，即便如此，A的實現需要B的支撑則是沒有疑義的。目前認知心理學領域熱議的涌現概念也直指這個難問題，即一個微觀水平上的複雜系統經過一番組織之後形成了一個宏觀水平上的全新的結構體，而後者擁有許多前者當中不存在的性質，這就是加扎尼加所說的涌現的過程。還原論者無法相信事物存在多個組織水平，“即闡述事物運作機制的因果鏈包含多個層級。即便真的接受了多層級觀點，高層結構的涌現伴隨著性質的徹底更新，且底層事件無法對這些性質進行預測。”【16】這又回到了上面提到的現象學屬性問題，這也是對突現論的一種較强的質疑，美國哲學家蒂莫西·奧康納指出：“現象學屬性和物理屬性在本質上是根本不同的，再加上這樣一個事實：物理屬性似乎在一個完整的、封閉的因果關係系統中是相互作用的，那麽，一個純粹主觀的屬性會對一個特定的處于時空中的事件施加因果影響將會是‘令人難以置信的’。”【17】意識在本體論上不能還原爲物理現象，這才是人心識別最難以處理的問題，即便如此，我們仍堅定地相信：來自身體與大腦狀態的信息决定了人心的內容，我們不相信脫離肉體的意識與思維的存在。因此，挖掘更多的身體與大腦狀態的信息仍然是人心識別的努力方向。對此，有些科學界人士對此持懷疑態度，如美國神經科學家羅伯特·伯頓（Robert A. Burton）所說：“我們無法把行爲還原爲形成它的部分，這一點適用于心理狀態的所有方面，也是我們理解意識的主要障礙物。對于理解個別神經元，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對于理解它們在某個系統，乃至在大腦中的相互作用，前方的道路就更遙遠了。神經元整合幷計算各種來源匯總在一起的信息過程和機制，仍然還是神經科學中非常吸引人的課題之一。”【18】另有一些科學家則明顯比較樂觀，如“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神經科學家馬塞爾·賈斯特（Marcel Just）正在研究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來進行‘思維識別’；來自伯恩斯坦計算神經科學中心的約翰-迪倫·海恩斯（John-Dylan Haynes）相信，某一天我們可以通過查看人們的大腦活動來確定他們的意圖。”【19】對于人文學者而言，我們與市場的偏好趨同，對于它的發展前景仍然持比較樂觀的態度。基于這種樂觀思路，在技術層面人心識別的最新進展有望在腦機接口（Brain Computer Interface，簡稱BCI）技術模式下得到極大的提高。
腦-機接口技術形成于 20 世紀 70 年代（1973年，Vidal）。所謂的腦-機接口技術，按照中國科學家何輝光的界定：“腦-機接口是建立在大腦和外部環境之間的技術，使得大腦在不依賴外圍神經肌肉組織的情况下與外界進行交流。其目的一方面是腦控，將大腦活動轉換成指令。通過大腦信號的解析操作機器；另一方面是控腦，可以通過對大腦進行刺激從而提供感覺反饋或者對神經功能進行修復等。”【20】就人心識別而言，腦-機接口技術屬于腦控範疇，這應該是腦-機接口的高級應用階段，目前人們普遍擔憂的是利用腦-機接口偷走使用者想法的倫理困境；而控腦則是屬于對于特殊病患（如腦中風，肌萎縮性 (脊髓) 側索硬化，腦癱等）的神經增强範疇，這也是當下市場對于腦-機接口技術熱衷的主要緣由。就目前腦-機接口檢測信號傳感器的安置方式，腦-機接口可以分爲三類，分別是侵入式、半侵入式和非侵入式。侵入式是指通過手術等方式直接將電極植入到大腦皮層，這樣可以獲得高質量的神經信號來實現對外部設備的控制，但是存在較高的安全風險和成本。非侵入式信號質量雖然沒有侵入式高，但使用安全，目前這類設備已經被廣泛采用，如各類穿戴設備。在大數據時代，我們應該能够看到數字領域獲取信息的能力會繼續提高，正如美國經濟學家伊恩·艾瑞斯（Ian Ayres）所指出的：“電子傳感器的微型化已經讓各種數據更好地被抓取……當然，安裝傳感器需要得到消費者的同意。但是，我們沒有理由限制把傳感器嵌入到其他物體或者衣服中的申請。不久之後，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周圍到處都是‘聰明的灰塵’。”【21】從人心識別角度來說，腦-機接口以及各種微型傳感器的發展，個體的信息會被充分挖掘，而這些具有穩定性的信息反映了我們內在的真實思維與偏好，那麽在機器學習與算法改進的加持下，每個人都將是透明的。這將導致千百年來我們所依循的規範與規則都將失靈，我們必須適應一種新的生存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心識別的烏雲已經在快速向我們飄過來？到那時隱私已經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小問題，更爲嚴重的是我們的尊嚴和自由還將存在嗎？
三、餘論
大體來說，人心識別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小科學時代的傳統人心識別，借助于對人的外部狀態的觀察，對外部信息進行整合，從而實現對人心的初級識別。這個階段由于信息較少，人心識別的準確率比較低。第二階段，大科學時代基于技術的人心識別。這個階段，利用各種先進儀器，挖掘大量關于人的內在狀態信息，再加上大數據以及算法的改進，可以逐步實現關于人心狀態的信息大綜合，由此獲得的人心識別的準確度將得到極大提升。目前的人心識別正在經歷從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躍升的關鍵時期。這個時期要解决的關鍵理論難題在于對特定文化模式的解析，由此建構某一群體共有的標準認知框架，再結合個人特點，設定參數，人心識別基本上就可以實現預期目標。就外部發展環境而言，人心識別被管理部門的社會治理需求以及商家追踪消費者真實偏好的驅使，這兩種力量的匯流會極大地推動人心識別技術的發展。隨著人臉識別的巨大應用前景的充分展現，人心識別技術面臨著來自政治與倫理的雙重考量：于政治而言，人心識別是否違背正義原則；于倫理而言，該項技術對于人類的福祉來說到底是善的還是惡的。所有這些困惑都應該在技術發展的早期得到充分討論，現在關于人心識別技術的發展正處于一個轉折時期，需要未雨綢繆，從政策制定角度規範該領域的發展方向，一旦錯過這個規範窗口期，再去改正成本巨大，甚至是不可能的。因爲技術一旦出現就很難再消失。從整合到綜合，是一種質的跨越。目前相關學科的研究進展迅速，積攢的信息已經足够豐富，可以預見，當下人心識別正處于相關技術與知識的快速整合階段，如果這一階段能够取得實質性的突破，那麽綜合階段就會提前到來，毫無疑問這項技術將會帶來整個社會秩序與規範的重大變革，不論悲觀也好，樂觀也罷，契合社會需求的技術突破會迅速向所有應用層面擴散，這種趨勢勢不可擋。現在的問題是，在人心識別技術面臨突破的當下，從政策層面我們應該做些什麽？是否應該設立禁區？一個完全透明化的社會，隱私、尊嚴與個人自由都即將隨之萎縮或者消失，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爲這項技術的到來做好準備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