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與堅強的轉變成就諾獎得主詹妮弗·杜德納
瑞典斯德哥爾摩宣佈了2020年的諾貝爾化學獎授予法國艾曼紐·卡彭特（ 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美國詹妮弗·杜德納（Jennifer A. Doudna，1964-），這標誌著有史以來第一次有兩名女性共同獲得了科學諾貝爾獎。獲獎原因是她們開發出了基因組編輯方法，利用“分子剪刀”來編輯基因，從而有望有一天治癒遺傳性疾病。詹妮弗·A·杜德納和艾曼紐·卡彭特提出了一種稱為CRISPR-cas9的方法，該方法可用於改變動物、植物和微生物的DNA。
格格不入未消沉
但是誰知道，2020年已經56歲的詹妮弗·杜德納(Jennifer A. Doudna，1964-)，在她7歲時跟隨父母全家移居美國夏威夷大島的一個遊客不多的希洛（Hilo）小鎮。在一個新環境中，小小的詹妮弗·杜德納本應該很快會與當地的小朋友打成一片，融入到他們之中，因為孩子的適應性要比大人更快一些。但是，詹妮弗·杜德納的感覺恰好相反，她在希洛(Hilo)感到很不自在，不僅僅希洛是美國夏威夷遊客較少的地方之一，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詹妮弗·杜德納有一頭金髮和一雙藍眼睛，個頭比其他同齡孩子都要高。加上其他孩子大多是波利尼西亞人和亞洲人，並非當地人。詹妮弗·杜德納感到自己很難與其他孩子們融為一體，走入到同齡人的生活之中。在詹妮弗·杜德納的最近回憶中她談到，“我覺得我在他們眼裏像個怪物，自己也覺得自己像個怪物。”在這樣的新環境之中，無疑會使詹妮弗·杜德納萌生一種孤獨感，不過，她的孤獨感反而催生和助長了詹妮弗·杜德納從小就有一種書生氣，喜歡與書為伴，她經常隱居在書中，從書本中學習知識、汲取營養，或者探索夏威夷島上崎嶇不平的火山地貌、海灘和茂密的植被。如果說孤獨感促使她通過書本來涉獵理性知識，那麼親近大自然，實際勘探則是探索獲取感性知識，擺脫孤獨困境的最佳選擇。詹妮弗·杜德納使自己不僅沒有在孤獨中消沉，反而在探索自然奇觀的實踐過程中，使自己得到了鍛煉，增長了勇氣和才幹，變得越來越堅強。理性知識與感性知識的交織與互補，逐漸使詹妮弗·杜德納對於科學探索與研究情有獨鐘。在夏威夷美麗的自然風光和多樣的生態環境中漸漸長大的詹妮弗·杜德納，加上父母早年熱愛天文學、地質學和進化論的影響，以及父母鼓勵她對科學的興趣,為她提供各種主題的圖書和帶她去博物館等誘因。內因與外因的共振，成了詹妮弗·杜德納擺脫孤獨，逐漸迷戀上自然科學的正向催化劑，也奠定她一生為科學事業而奮鬥的人生志向。她很快就學會欣賞自然，並對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有一個夏天，詹妮弗·杜德納的父母安排她花些時間，與夏威夷大學希洛分校（University of Hawaii at Hilo，UH-Hilo）的生物學家唐·赫姆斯（Don Hermes）教授和家人的朋友一起生活。唐·赫姆斯讓她和另外兩個學生一起調查一種特殊的真菌——棕櫚疫黴（Phytophthora palmivora）——是如何感染紙莎草（papyrus）的。雖然這個專案只持續了幾個星期，他們設法確定鈣離子在真菌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與唐·赫姆斯相處期間，詹妮弗·杜德納還學會了如何在樹脂中嵌入真菌以及如何刮除切片，以便在電子顯微鏡下進行檢查。那個夏天對詹妮弗·杜德納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正如她所說，“這是我第一次嘗到科學發現帶來的激動，我讀過很多關於這方面的報導，這讓我渴望有更多的發現。”
據美國夏威夷大學希洛分校（UH-Hilo）網站上提供的資訊，詹妮弗·A·杜德納的父親馬丁·杜德納（Martin Doudna）是夏威夷大學希洛分校（UH-Hilo）的英語教授，她的母親多蘿西·杜德納（Dorothy Doudna）在夏威夷社區學院（Hawaii Community College）講授歷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當詹妮弗·杜德納讀六年級時，她的父親給了她DNA複製先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的《雙螺旋》（The Double Helix）一書，她因此而上癮，科學家探索奧妙的精神是她備受鼓舞，她也渴望知曉更多知識，探索生命現象的未知領域這一志向，深深地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靈之中。
2018年9月17日，詹妮弗·杜德納在UH-Hilo作了題為“ CRISPR系統：用於基因組編輯的自然工具” 的演講。在這次講演中詹妮弗·杜德納感謝UH-Hilo生物學教授唐·赫姆斯（Don Hemmes）激發了她對生命世界的好奇心，並為她提供了一個夏天在他的實驗室工作的機會。
在唐·赫姆斯（Don Hemmes）教授得知詹妮弗·杜德納與法國科學家艾曼紐·卡彭特（Emmanuelle Charpentier）兩位女士榮獲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之後，他在電話中興奮地對檀香山《明星廣告商》（Star Advertiser）記者說：“最終，所有希洛人都對一些好消息感到震驚，多年來，我一直預測她（詹妮弗·杜德納）將獲得諾貝爾獎。”
唐·赫姆斯和他的妻子是詹妮弗·杜德納父母的親密朋友，可惜詹妮弗·杜德納父母他們倆未能有幸看到自己的女兒獲得了夢寐以求的獎項。唐·赫姆斯說：“她的父母未能聽到這個偉大的事情。”唐·赫姆斯說，幾年前在詹妮弗·杜德納的父親去世前，他就曾經對其父說：“我認為你的女兒將會獲得諾貝爾獎”，這是詹妮弗·杜德納已經在RNA研究中所做的開創性工作之後，而在CRISPR-cas9研究工作之前的事。
唐·赫姆斯說：“上高中時，她來到我的實驗室與我一起工作。” “她對一切都非常感興趣，真的是一個聰明的學生。我單獨為她安排了一臺電子顯微鏡，讓她可以在其中觀察細胞內部結構。她對此著了迷。”
著迷生物化學有原因
詹妮弗·杜德納第一次對生物化學產生興趣是在她十二三歲的時候。這是受到兩個特殊事件的啟發。第一個是閱讀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雙螺旋》書中對他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個人描述，在一個下雨的下午，她的父親把這本書放在了她的床上。當時，她是六年級的學生。第二個是她聽了一位年輕女科學家關於正常細胞如何癌變的演講。這是她在檀香山癌症中心（Honolulu cancer center）參加一個暑期專案時聽到的。這兩件事點燃了詹妮弗·杜德納追求科學研究事業的欲望，使她堅定了探索生命奧秘決心和信心。
詹妮弗·杜德納出生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在夏威夷大島希洛小鎮長大，她在高中時就對生物化學產生了濃厚興趣。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網站分享的視頻採訪中，詹妮弗·杜德納說：“所以當我回想起我在夏威夷的童年時，我記得我對數學很感興趣，也喜歡智力遊戲。還有我家喜歡在餐桌上討論想法之類的事情。我發現我真的被自然世界吸引了。我對化學和生命現象很著迷，但我不知道我該如何利用它。我甚至沒有那樣想過。後來有一天，我想我當時已經是一個高中十年級的學生了。有一位來自夏威夷的主島——瓦胡島癌症中心（Cancer Center on Oahu）訪客，走進我們的校園，向學生們介紹她的工作——細胞是如何癌變的。她說她是一名生物化學家（biochemist），這可能是我第一次聽到“biochemist（生物化學家）”這個名詞。她解釋說，她對了解細胞是如何癌變的感到很興奮，通過研究細胞中的分子，細胞中的DNA發生了什麼問題，最終長成了腫瘤。雖然我無法很好地理解她的講演內容，但是我完全被她的演講迷住了。不過，我努力想弄明白，因為這太有趣了。我想，我想成為像她一樣的科學家，今後從事她所幹的工作。不管那是什麼，我長大後想成為這樣的科學家。她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我想像中的科學家。首先，她是一個女人。她很有魅力、很聰明。她對自己的工作瞭若指掌，很明顯她是一個專業人士。我想，一個女人既能有女人味，同時又能成為一名專業的科學家，這太迷人了！這是我從未在任何媒體上看到過的。
正是因為如此，詹妮弗·杜德納1981年從美國夏威夷的希洛高中（Hilo High School）畢業之後，同年進入美國加州克萊蒙特市的波莫納學院（Pomona College in Claremont, California）學習生物化學，1985年在波莫納學院獲得生物化學學士學位（Pomona College，1981 - 1985）。為了攻讀博士學位，她選擇了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並繼續攻讀博士學位。1989年從哈佛大學獲得了生物化學和分子藥理學（Biological Chemistry and Molecular Pharmacology）博士學位。
波莫納學院（Pomona College）在美國的西海岸，創建於1887年，位於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州的克萊蒙特市，是一所世界一流的文理學院，其本科教學及學術成就在全世界均富享盛譽。雖然學院在校生僅有約1600名，其在側重高校性價比的2015年福布斯美國大學排行榜上名列榜首，超過了所有常春藤盟校。《普林斯頓評論》曾將其評為全美最具價值的私立大學之一。波莫納學院是美國收生最嚴謹的大學之一，是美國最難錄取的大學之一，其錄取學生的SAT平均分數在美國大學中位列前茅。以本科教育為首任的理念，世界一流的卓越學者，極具才華的頂尖學生，和一流的教研設備及富足的儲備資源，使波莫納學院無愧於世界頂級本科教育學府之盛名。2019福布斯美國大學排行榜中波莫納學院排第12名，2020U.S. News美國最佳文理學院排名中波莫納學院排第5名。詹妮弗·杜德納能被波莫納學院錄取，足以證明其實力與才華超群。
詹妮弗·杜德納當時選擇波莫納學院，除了其地理位置和世界頂級本科教育之外，還有強大的生物化學課程。在波莫納學院學習生物化學期間，她作為一名大學二年級學生，也曾經懷疑過理科是否適合她。她當時想改學法語，但她的老師說服她應該堅持理科。本科期間，幾位化學教授給詹妮弗·杜德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之一就是莎朗·帕納森科（Sharon Panasenko）教授，詹妮弗·杜德納的首次科學研究就是在莎朗·帕納森科的實驗室進行的。莎朗·帕納森科打動詹妮弗·杜德納不僅是因為她的科學天賦，還因為她展示了如何在男性主導的科學界成為一名成功的女科學家，成為詹妮弗·杜德納的榜樣和效仿的楷模。榜樣的力量給了她堅持學習生物化學的勇氣和毅力。
2020年10月8日淩晨2:53，當詹妮弗·杜德納被一名記者的電話鈴聲從睡夢中驚醒，她第一時間得知自己贏得了諾貝爾化學獎。在回顧自己的科學生涯時她說：“長大後，我被告知很多次：女孩不能搞化學，或者女孩不能搞理科。幸運的是，我忽略了這一點！[…]考慮我的大學經歷，在波莫納學院的一名女性生物化學家莎朗·帕納森科（Sharon Panasenko）的培訓，對我產生了真正的啟發，受益匪淺，多年來我的導師一直給予我很大的支持……幫助樹立了自己作為科學家的信心，這很關鍵。”
被哈佛錄取感到“驚訝”
前面已經說過，當詹妮弗·杜德納讀六年級時，她的父親給了她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的《雙螺旋》（The Double Helix）一書，她因此而上癮了。詹妮弗·杜德納高中階段就迷戀化學與生物，高中畢業之後，選擇了美國加州一所小型私立大學——波莫納學院的生物化學專業，學習4年畢業後，考研結果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向她伸出了橄欖枝，她對自己被哈佛大學錄取為研究生感到“驚訝”。
當美國《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總編輯蘇珊·戈德堡（Susan Goldberg）採訪詹妮弗·杜德納時，詹妮弗·杜德納說道：如果您要詢問在每一個時間點，改變了我作為科學家所做的專業工作的軌跡，那麼真正脫穎而出的就是我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的那段時間。我來自夏威夷的一個小鎮，我為自己能被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錄取，成為其一名研究生而感到驚訝。
詹妮弗·杜德納回憶說，有一個美好的下午，當我的導師——200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2009）獲得者傑克·索斯塔克（Jack Szostak）來到我身邊並想徵詢我的意見時，我對自己與周圍許多非常聰明的人在這種環境下取得成功的能力並不特別自信。在實驗中，你能想像作為一名研究生，被一個在成就和能力方面遙遙領先的人，會問我對一個想法的意見嗎?但是，傑克·索斯塔克的確徵求了我的意見。它讓我意識到我的意見是被重視的;他信任我，所以也許我應該信任自己。
在哈佛，詹妮弗·杜德納為RNA的開創性研究做出了貢獻，這一領域引起了她的熱情。詹妮弗·杜德納花了數年時間研究了一種不尋常的分子序列（縮寫詞CRISPR）及其功能。在2011年，她與微生物學家艾曼紐·卡彭特攜手進行研究；第二年，他們發表了關於CRISPR與Cas9酶結合,如何以手術精度切割DNA鏈的革命性發現。結果：一種基因編輯技術這被稱為是20世紀最重大的科學突破。詹妮弗·杜德納現在作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繼續她的研究，並宣導使用基因改變技術的道德標準。更多資訊可以參看DNA駭客工具使進化的捷徑得以實現(Related: DNA hacking tool enables shortcut to evolution)。
女性自強是關鍵
儘管美國標榜自己是世界人權維護的楷模與典範，但是，在具體操作上依然是男性主導，歧視女性。重男輕女，女性權利難以得到保障。詹妮弗·杜德納對此深有感觸。這種情況不僅僅是美國存在，其他國家也有。近50年前，英國生物物理學家羅莎琳德·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在DNA結構研究方面的開創性工作不被認可就是例證。雖然她的數據對克裏克（Francis Crick）和沃森（James Watson）的工作至關重要，1962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1962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卻授予了沃森、克裏克和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獲獎原因是因為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而羅莎琳德·富蘭克林卻與此無緣。詹妮弗·杜德納說：“許多女性認為，無論她們做什麼，她們的工作永遠都不會像男人一樣得到認可。我認為（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反駁了這一觀點。它強有力地表明，婦女可以搞科學，婦女可以搞化學，偉大的科學成就得到認可和尊重。”
1989年，詹妮弗·杜德納在遺傳學家傑克·索斯塔克(Jack Szostak)的指導下完成了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傑克·索斯塔克因幫助確定端粒和端粒酶如何保護染色體而在2009年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詹妮弗·杜德納的博士研究重點是核糖核酸(RNA)。它存在於所有的細胞中，並參與蛋白質的合成。詹妮弗·杜德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核酶上。這是一種催化RNA，幫助催化蛋白質合成的化學反應。當時進入RNA領域對詹妮弗·杜德納來說是非常令人興奮的，因為那時科學家們才剛剛開始認識到這種分子在細胞內的作用有多大。儘管詹妮弗·杜德納對其研究充滿信心，但是科學研究的大環境依然對女性極為不利。當《國家地理雜誌》總編採訪詹妮弗·杜德納時問道：“你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者（feminist）嗎？”
詹妮弗·杜德納回答說：這是個好問題。我會說我是一個嶄露頭角的女權主義者，我會告訴你為什麼。在我職業生涯的早期，我非常感興趣，但並非被視為“女性科學家”，而是被視為性別中立的科學家，即僅僅看重我的所致力於的專業研究，並未曾考慮過性別問題，而且未曾給予任何幫助。女性創造力遭受壓制和被無視，女性是人類文化創造的偉大力量的一部分，可是她們的創造性被忽視了；更有甚者，女性的創造力和創造物被男性所搶佔豪奪成為他們自己所有的；女性創造力受到壓制和掠奪，是社會不合理的狀態所致。這是社會的損失，是全人類的不幸。“基於我的性別的特殊優勢或劣勢。我認為這就是與某個特定群體認同的感覺：她們希望評估一個人的身份以及她們的貢獻是什麼，從根本上講，而不是根據她們的出生和性別來給予某種特殊的豁免，以解決那些已經存在的問題。”
女性的解放與自由發展，不僅是社會的問題，也有女性自身的問題，需要自我覺醒和自覺發展。女性作為創造性的實踐活動主體，往往是不被承認的，只有依靠女性自己自強不息地自我奮鬥和社會運動相結合，才可能有成功的可能。
因此，對我而言，這可能是我40多年的真實情況。但是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裏，我已經看到（這種情況越來越接近我）這種偏見。這主要是無意的，但我確實看到對女性的偏見。這使我更加意識到，必須公開對待婦女所面臨的挑戰，在國家和國際媒體上對待婦女的方式以及不同文化對婦女的描術，特別是在其職業角色中的重要性。我們需要繼續討論這些問題，並確保女性感到自己受到歡迎，並能夠以她們認為對她們重要的任何方式為社會做出全面貢獻，無論是通過做母親、專業參與還是某種結合。
當問及未來10年女性需要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是什麼時，詹妮弗·杜德納回答：我要說什麼呢？對此有很多陳詞濫調的答案，例如更好的托兒服務或更多獲得同工同酬的機會。我認為，真正的原因是女性感到她們在職業生涯的所有領域都受到歡迎，包括在公司的業務部門、董事會、公司的領導角色以及學術界等，無一例外，都應該成為她們的就職範圍。仍然需要將女性包括在最高級別的領導層中，因為目前的處境是正將很大一部分人排除在外。我曾在一所大型公立大學擔任學術顧問，經常會遇到一些懷疑自己能力的女士。我不知道這是否與文化有關系。但我認為女性比男性更傾向於懷疑自己的能力，無論是在授課能力方面，還是在申請獎學金、求職或升職方面都存在著懷疑自己能力的傾向。一直到最高水準,在美國企業的領導地位等也不例外。是真的。 前幾天，有一個年輕女子問我：“冒名頂替綜合症（imposter syndrome）時你會怎麼做？” [“imposter syndrome”這個詞由心理學家（psychologists）在20世紀70年代創造的，指的是那些懷疑自己的才華或害怕自己是欺詐的人，儘管取得了其他方面的成就。]我告訴她，好吧，我只是在努力，堅信自己，繼續前進。但很少有男士問這樣的問題。所以詹妮弗·杜德納認為，女士們必須改變這一點。克服自卑感，樹立自信性。
受榜樣之力鼓舞
無論是《雙螺旋》(The Double Helix)的作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剛剛走出校門不久，而且當時只有23歲就發現了DNA是由兩條被稱為“堿基”的簡單化學鏈相互纏繞成一個雙螺旋結構如此驚天的成就，還是在波莫納學院學習生物化學期間，幾位化學教授給詹妮弗·杜德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莎朗·帕納森科（Sharon Panasenko）教授，成為她立志想成為的榜樣和楷模。還有英國生物物理學家羅莎琳德·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儘管她對DNA的研究，未能分享1962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1962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但是，作為一名女性科學家，取得了接近諾貝爾獎的研究成果，也是令詹妮弗·杜德納敬佩的榜樣。還有夏威夷的瓦胡島癌症中心（Cancer Center on Oahu）的一名女性生物化學家（biochemist）走進中學校園，與中學生交談自己的研究工作，不僅使詹妮弗·杜德納第一次聽到“biochemist（生物化學家）”這個名詞，而且被女生物化學家的演講迷住了。想長大後成為像她一樣的科學家，今後從事她所幹的工作。
當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總編採訪詹妮弗·杜德納時，問及詹妮弗·杜德納最認同哪位歷史人物？詹妮弗·杜德納回答：大概是多蘿西·霍奇金（Dorothy Crowfoot Hodgkin）[英國化學家，她通過使用X射線確定青黴素和其他重要生物化學物質的結構而獲得1964年諾貝爾化學獎（The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1964）]。幾年前，我讀了她的傳記，確實使我震驚，她作為一個職業女性如何面對各種挑戰。她有家庭，但要開展工作，她不得不母子長期分離生活。試想一下，這將是多麼艱巨的挑戰，但是她信心百倍，動力十足，對待工作一絲不苟，精益求精，力求工作做到最好，並真正做出了高水準的研究成果，還要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母親和配偶。這真的影響了我。
固執就是成功的秘訣
有採訪者問詹妮弗·杜德納：您認為您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詹妮弗·杜德納回答說：可能是我的固執。我腦子裏有了一個主意，但我不想放棄。這有時可能會傷害我，但我認為固執是一種品質，使我能夠做很多我在科學中所做的事情。當採訪者問及詹妮弗·杜德納：那麼，您必須克服的最大障礙是什麼時，詹妮弗·杜德納回答說：只是我在不同的時間會反復問自己，“我真的有能力成為一名生物化學家並成為一名成功的科學家嗎？” 我對成功的定義不是金錢獎勵，而是專業認可方面的成功。反問更多的是，“我真的可以做我會為之驕傲的科學研究嗎？我能感覺到自己一生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決定做一些我實際上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嗎？” 在詹妮弗·杜德納年輕的時候，有很多次她以為答案可能是“否”，也許是自己走錯了路，投錯了門。但是，還是詹妮弗·杜德納的頑固發揮了作用，她沒有退出，也不是一個臨陣脫逃的逃兵。因此，儘管她曾經會懷疑她在做什麼，但隨後她會又矛盾的說：“你不能辭職！我固執地打算繼續這樣做，因為我認為這樣做是正確的。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大家都面臨這些疑問，必須找出克服這些疑問的方法。雖然人貴有自知之明，但也需要咬定青山不放鬆的頑強而又執著的品質。詹妮弗·杜德納的丈夫傑米·凱特(Jamie Cate)也曾經談到，特殊環境的成長經歷使她變得堅強起來，她能承受很大的壓力。作為一名諾貝爾獎獲得者，以她的經驗會對年輕女性有何建議呢？詹妮弗·杜德納給出的建議是：首先走進一個自己喜歡的空間，就像你擁有這個地方一樣。一個男人會做到這一點而不會感到珍惜，但是女人卻不同。詹妮弗·杜德納告訴女同胞們的另一件事是明智地選擇自己的生活伴侶，在生活中擁有一個支持您的夥伴對於成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孩子、事業、生活方式等對女性充分發揮潛力方面大有幫助。
詹妮弗·杜德納（Jennifer Doudna）與其丈夫傑米·凱特（Jamie Cate）結為伉儷令她感到振奮。他們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University of Colorado）相識，當時，詹妮弗·杜德納在科羅拉多大學從事她的博士後工作，而傑米·凱特是詹妮弗·杜德納的學生，接受詹妮弗·杜德納的指導，業務上的聯繫使兩位年輕人相互產生了愛慕之情。當詹妮弗·杜德納在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任教時，兩人共同致力於同一個研究專案，共同的事業心將二位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詹妮弗·杜德納與傑米·凱特婚後生有一個兒子，至於傑米·凱特，他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一名生物化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