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仙洲先生是我國工程教育，特別是機械工程教育的開拓者，也是我國機械工程史學科的主要奠基人，他還是中科院首批學部委員（院士）。他生於1890年，在去年他誕辰130周年之際，他長期任教的清華大學舉辦了紀念大會及史料圖片展。同時，清華大學圖書館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機械史分會等聯合舉辦了“劉仙洲工程教育與工程技術史研究學術論壇”。也是在去年，北京出版社重印了劉仙洲在機械工程史方面的代表作《中國機械工程發明史》。近日，清華大學王向田女士編著的《劉仙洲傳》出版，全方位地展現了劉仙洲孜孜以求，為我國工程教育以及機械工程史奉獻的一生。
近年來，學界對劉仙洲在工程教育、機械工程史方面的貢獻梳理、總結得較多，但對其工程教育思想的源頭、從事機械工程史研究的原委分析得不夠。《劉仙洲傳》的出版，從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
劉仙洲工程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工讀協作制”，或者說工程教育與生產實際相結合。該思想的形成與1914-1918年劉仙洲在香港大學工學院機械工程系的學習經歷直接相關，他親身受益於這種培養模式，故在後來一直為之呐喊。待他返回保定育德中學任教時，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的半工半讀制恰好與“工讀協作制”不謀而合，但是當他滿腔熱情向教育當局建議後，沒想到只落得“暫緩推行”、“留備采擇”的結果。“工讀協作制”的思想，一直縈繞在劉仙洲的腦海，無論其為北洋大學擘畫藍圖，抑或在清華大學贊成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均可窺到這一思想的影子。“工讀協作制”固然是時代的產物，不可強求一刀切式的推廣，但近些年我國大力推進職業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此培養模式仍有寶貴的借鑒意義。此外，劉仙洲提出的“工科為理科之實用，理科為工科之根基”，精闢闡述了“理”與“工”的關係，至今毫不過時。
劉仙洲從事機械工程史的原委，傳記交代的比較模糊，或挖掘得不夠。但從劉仙洲最早論及古代工程史料的文獻《中國舊工程書籍述略》看，開篇就談到當時從事工程教育急待做的三件事，其中第一件便是整理我國舊工程書籍。這是1933年他在《清華週刊》發表的一篇文章。很快，到了1935年他便發表了《中國機械工程史料》。因此，一個比較合理的推理是：劉仙洲關注工程史料，最初是其工程教育研究的一個副產品，或者說在他看來，工程史料是（當時）工程教育的一部分。此外，應注意到搜集、徵集舊工程書籍，也有助於他認為急需做第二件事“從速編訂工程名詞”，這也是他後來花費很大心力的方面。總之，無論是從事機械工程史研究，抑或編訂英漢對照機械工程名詞，在劉仙洲看來都是工程教育的自然延伸。
傳記中沿用了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說是劉仙洲創造（譯）了“焓”、“熵”等新詞。這一說法，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1983年清華大學校史組編的《人物志·劉仙洲》。之後，許多文獻均沿用了這一說法。但該說法並非事實，中科院物理所曹則賢研究員提到1923年著名物理學家胡剛複在為到南京講學的德國熱學教授Rudolf Plank翻譯時，將德文entropie譯作熵。1923年第5期《科學》刊載了原文和胡剛複的譯文《熱力學第二定律及熵之觀念》。核查劉仙洲最早提及“熵”的文獻是1934年出版的《英漢對照機械工程名詞》，他將entropy譯作熵、熱率。此時距離胡剛複創譯熵已有11年，故“熵”不可能為劉仙洲創譯，而應是他擇學界共識而採納。茲舉一佐證，1933年4月，全國天文物理數學討論會在南京舉行，其中明確物理名詞不得已才造新字，僅有一新造字便是“熵”。由此可知當時“熵”已成學界共識。
接下來再談“焓”的翻譯，就熱力學意義上的“焓”字，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應是劉仙洲首譯。目前最早的文獻見於他1945年完成、1947年出版的《英漢對照機械工程名詞（修訂版）》，將enthalpy譯作焓、熱含。但據他1941年完成、1948年出版的《熱工學》提到：“熱含或焓（heat content or enthalpy），熱含或簡稱之曰焓。從前多名之曰總熱（total heat），對於研究熱工問題極為重要。……由以上所舉之兩例觀之，可知就總熱（total heat）或熱含（heat content）等之字而言，每當發生變化時，總似直接有熱加入或有熱放出，實際上則並不如此。有時一物體之熱含有甚大之變化，但並未加熱於該物體或由該物體向外放熱。因此每感舊名詞之字義有不甚妥當之處。最近改用一焓字，即系此故。”很明顯，劉仙洲在這裏解釋了他選譯“焓”的理由。這樣可知，大約在1940年代初，劉仙洲在西南聯大任教期間將enthalpy譯作了焓。
劉仙洲為我國工程教育、機械工程史開闢草萊之業績，其教育救國、工業救國的理想與實踐，必將銘記與傳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