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沙裏有一個世界，一朵花裏有一個天堂；把無窮無盡握在手掌，永恆寧非是刹那時光。”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先生曾引用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的一首詩來概括物理學濃縮與包羅萬象的特點，也讓大家感受到了科學與藝術之間的共通性，其學術境界令人嚮往。
在學科分工十分細緻、知識被嚴重割裂的當下，我們還能培養出如楊振寧先生這樣跨越學科的“通人”嗎？這正是通識教育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基於對大學專業劃分過細以及本科教育過度專業化弊端的認識，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界就已旗幟鮮明地提出通識教育、素質教育等口號，並成為大學本科教育改革的指導思想。但與此同時，對通識教育效果的質疑也一直存在，如“水課”“課程點心”等。而且，這些質疑也並非全無道理。
那麼，學科知識的藩籬到底能否跨越？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正如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所說，“求知本身有其跋涉的旅程。這一旅程本身可能跨越學科界限” 。在他看來，若能將這些探索知識的旅途所得融入我們的性格，也許就是養成智慧的指路牌。
為求解通識教育落地之道，《中國科學報》大學週刊從7月中旬以來特開設“通識教育大家談”欄目，邀請包括院士專家在內的教育專家和一線教師代表等發表見解。專欄刊發的18篇文章，圍繞通識教育的目的和重要性、面臨的挑戰及解決之道等展開了多層次、多角度的討論，將通識教育的探討引向縱深。
年終歲尾之際，我們再次回顧、梳理專欄文章的相關觀點，以重溫共識、鑒往開來。
兩種路線之爭
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陳洪捷看來，所謂通識教育，是一個現代的概念。而現代之所以強調通識教育，是因為專業教育成為主流。
自西方工業革命以來，教育的重要性得到空前提升。教育成為國家的一項事業，基本知識和專業訓練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一個鏈條，如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說，現代社會建立在“專業人”的基礎之上。然而，專業教育雖然有用、有效率，但也引出了不少問題，所以不斷有人提出要重視通識教育，以醫治專業教育的片面性。（陳洪捷 《西方通識教育的三種傳統》）
不過，“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看似是教育模式的簡單差別，但本質上，其實是對教育目的以及教育本質的不同理解造成的。”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副會長兼人才發展專委會理事長李志民認為。（李志民《通識教育要回應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夏文斌介紹，通識教育起源於19世紀，針對的是當時大學中分科太過專門、知識被嚴重割裂的問題，希望通過通識教育的新方式，培養學生多學科的知識與能力，幫助學生實現不同專業知識與能力的融會貫通。（夏文斌《通識教育應與課程思政共生發展》）
此外，通識教育還與大學精神和教育使命息息相關。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熊明輝說：“說到大學精神，許多人可能都會想到2017年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在新生開學典禮上道出的那句至理名言：‘高等教育的最重要目標就是確保畢業生能夠辨別有人在胡說八道。’而自古希臘開始，作為論辯學的邏輯學一直是西方大學教育中的核心通識課程之一。”（熊明輝《邏輯通識教育與大學精神》）
四川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李言榮援引愛因斯坦的話說：“學校始終應當把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應當把取得專門知識放在首位。”在他看來，當前我國的高校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比，最大的差距就在於我們在獨立能力培養這方面，尤其是經過深度學習和深度思考之後，培養和訓練出來的獨立研究能力還不行，問問題、問好問題，層層向下剝離的能力還不行。（李言榮《通識教育須堅持問題導向和未來導向》）
當下的挑戰
現代中國大學教育的語境下，最先提出“通識”一詞的是錢穆先生。1941年，具有海外經歷的梅貽琦先生和潘光旦先生在《大學一解》中，也提出了“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的著名論斷。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陸一指出，通識教育雖自民國草創，但迄今為止許多大學對通識教育的提倡也僅停留在少數具有先見之明的教育家文字中。如今，中國社會和大學經過數十年高歌猛進的現代化建設，通識教育的現實基礎已經具備。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能否真正成立，需要我們創造性地回應育人目標、制度模式、教育內容、教育形式和效果評價等多方面的挑戰。（陸一《通識教育需要面對三大挑戰》）
李言榮也認為，自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特別是近年來，很多大學（尤其是重點大學）在加強學生通識教育方面進行了諸多探索和實踐，這一工作既取得了很大成效，同時也產生了不少問題。這些問題歸結起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問題導向不突出，二是未來導向不明顯。
某原“985工程”大學2016—2020年連續幾年的本科畢業生回饋調查顯示，在課程收穫上，通識課程顯著低於專業教育。但在課程滿意度上，通識教育要高於專業教育。這一調查反映出目前通識課程在深度、能力培養方面還有待加強。（沈文欽《回歸心智訓練傳統：通識課在精不在多》）
江南大學教學評估與教師卓越中心副主任李博、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棟直言，當下正在進行的“雙一流”建設，其資源分配方式加劇了學科發展之間的競爭，對通識教育的生存空間形成挑戰。在資源利用的調劑存量和吸收增量的過程中，強化對學科、學校排名更為有利的專業教育，已然成為默會路徑，而通識教育則因其“實用性”較低，面臨著更加邊緣化的危險。（李博、陳棟《當通識教育遇到“雙一流”和工科“專業化”》）
走出困局
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研究員龐海芍呼籲，各個高校可以結合自身特色制定不同的知識、能力、素質標準，並根據成果為本的思路系統設計相應的通識教育內容，走出“素質（通識）教育是個筐，什麼都往裏面裝”的困局。（龐海芍《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須相互結合》）
實際上，許多一線教師也都在各自領域進行探索，試圖給出行之有效的方案。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林迪·坦頓曾在其學校教師中作了一個調查：“您希望我們的本科生畢業時能收穫什麼？”成百上千的答案分為四大類，基本就是通識教育致力培養的品格和能力。他由此得到一個悖論——所有老師都提到了“批判性思維”和“教學生如何學習”，但實踐證明，這正是老師們沒有做的事情。坦頓指出，對本科生職業成功有意義的關鍵經歷，都不是在課堂上發生的事情。
湖南大學物理與微電子科學學院教授文雙春對此深有體會。他表示：“筆者近兩年也開了一門通識課程《窮凡物之理》，對坦頓的觀點深有同感，腦海裏不由冒出一個比方：課堂就像‘老城區’，通識教育要想更有成效，最好到課堂之外去建‘開發區’。”（文雙春《通識教育可到課堂外建“開發區”》）
基於多年來在電腦教育領域的心得，北京大學電腦科學技術系教授李曉明建議，將計算思維的培養作為通識教育落地的一個抓手，不是要讓其他專業的學生都上幾門降低要求的電腦專業課，或者是學學如何使用日常應用軟體。這裏的關鍵是要面向不同學科以及多學科背景的問題，以對問題的探究為載體，體現計算思維的運用，而不是面向電腦專業知識和技能。（李曉明《計算思維：通識教育落地的一個抓手》）
沈文欽指出，通識教育要讓學生真正學有所獲，而不是為推廣而推廣。通識課程在精不在多。首先要有挑戰度，其次要有學生參與，更重要的在於師生之間要有良好的互動。
“通識教育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把學過的課程知識內在地聯繫起來，做到融會貫通，這樣才能形成自己的知識體系，才能靈活運用並加以創新。”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王善勇認為，研究生也只有深入掌握這些知識，才會在討論時與別人處在同一頻道，有共同語言。這就是基礎的重要性。沒有扎實的基礎，根本談不上創新。
他引用菲爾茲獎得主丘成桐教授的話說：“到今天，中國的理論科學家在原創性方面還是比不上世界最先進水準，我想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的科學家在人文方面的修養還是不夠，對自然界的真和美感情不夠豐富！” 在他看來，音樂、繪畫和數學一樣都是揭示大自然真與美的一種方法，只是角度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