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麻省理工學院迎來了建校150周年。今天我們所熟知的麻省理工——是一所在科技、創新和教育方面引領世界的高校——經歷了一條曲折的發展道路，它的命運被麻省理工內部的決策及其背後不斷變化的環境所改變。值此建校150周年之際，我們不妨回顧麻省理工的歷史，停下腳步，回首望去，靜靜沉思。現在到了該審視的時候了，在過去的歲月中，麻省理工是怎樣轉變了高等教育的大方向，而在接下來的歲月中，麻省理工又將遇到怎樣的挑戰和機會呢。
麻省理工總是向前看，很少留戀過去。雖然如此，人們仍然很容易為它在短暫的歷史中取得了眾多成就而歡欣鼓舞，而在校慶這樣的時刻，這種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麻省理工的師生們一次又一次地詮釋著“腦與手”的校訓。他們的研究開拓了我們的視野，從最小的物質到宇宙中最龐大的結構，從生命最基本的構成到經濟社會最複雜的特徵。麻省理工學院的教師、職員、校友中共產生了154名國家工程院院士，160名國家科學院院士，50名諾貝爾獎得主，33名麥克阿瑟“天才獎”得主以及4名普利策獎獲得者。這些數字還在不斷刷新。[i]麻省理工在整個發展歷程中，始終沖在國防第一線上，最著名的當屬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從建校伊始，就不斷培養出教育創新、實業開創、科學政策等各個方面的領軍人才。150年以來，它就像一部機器，將深奧的研究轉變為我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試想一下通信和計算領域。19世紀70年代，亞曆山大·格雷厄姆·貝爾就是在麻省理工當時剛剛建成的物理實驗室做了大量的研究，最終發明了電話。在20世紀中期，麻省理工的研究人員們開拓了一個個新領域，例如資訊理論、控制論以及人工智慧。他們將關於晶片、數值計算、分時計算以及分佈式網路的最新想法從便簽本上的文字變為真實世界的設備。網路及其許多重要特徵，例如從聊天似的電子郵件到高級的銀行轉賬功能，讓所有這些在全世界範圍內順利實現的加密技術，都與麻省理工有深厚的淵源。今天的麻省理工是量子計算研究的先鋒，而量子計算將成為資訊處理和共用的新一波潮流。[ii]
麻省理工的航空學研究同樣有悠久而傳奇的歷史。早在1896年就有學生成功設計製造了一個風洞，而五年之後懷特兄弟才採用了相似的技術，設計出了著名的世界上第一架飛機。之後，航空航太專家查爾斯·斯達克·德雷珀和他的團隊設計出了制導與導航系統，從彈道導彈到阿波羅登月無一不採用這種系統。航空航太系的很多校友還在美國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擔任高官。迄今為止，航空航太系的校友參與了NASA三分之一以上的載人航太飛行任務，參與的太空任務累計長達10000小時。[iii]
而麻省理工的生物學家們迅速回應19世紀70年代初尼克森“向癌症宣戰”的號召。他們的努力為生物技術產業的迅速發展開闢了道路，許多大型生物公司毗鄰麻省理工而建。最近，在國家衛生研究院浩大的“人類基因專案”中，麻省理工的研究人員們起到了模範帶頭作用，於2003年實現人類基因的首次完整排序。除了這些公共撥款的專案之外，30年間，對麻省理工生命科學領域的私人投資也極大地促進了尖端研究機構的激增，其中包括：懷特海德生物醫學研究所（成立於1982年）、麥戈文腦科學研究所（2001年）、皮考爾學習和記憶研究所（2002年）進行生物醫藥研究的哈佛-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2004年）、麻省理工學院Koch癌症複合研究中心（2010年）。[iv]
從諾姆·喬姆斯基在語言學領域的變革，到諾貝爾獎得主保羅·薩米爾頓、弗蘭克·莫迪利亞尼、羅伯特·索羅在市場、國際貿易以及經濟增長領域的開拓性見解，麻省理工長期以來一直是人類認知和行為理論研究的世界領袖。學校緊鑼密鼓地開展各類研究，將這些想法轉化為實用的工具，早在1985年，麻省理工就建立了著名的媒體實驗室，近些年又在經濟系建立了阿蔔杜勒·拉蒂夫·賈米爾貧困行動實驗室，在工程系統部建立了老年研究中心，等等。[v]
麻省理工同樣引領了科技政策。20世紀30年代，麻省理工校長卡爾·康普頓在任職初期還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聯邦科學顧問委員會的主席。而康普頓的助手萬尼瓦爾·布希於二戰期間設計和創建了科學-政府合作關係的新框架，並憑藉其著名的《科學：永無止境的前沿》這篇文章為美國的戰後路線奠定了基礎。而20世紀50年代末，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成立時，麻省理工的校長詹姆斯·吉莉安（James Kilian）成為其第一任主席。從那時開始，麻省理工源源不斷地向華盛頓輸送顧問。航空航太系的謝拉·魏德奈爾（Sheila Widnall）教授則於20世紀90年代成為美國空軍第一位女司令。此外，麻省理工的上任校長查爾斯M·韋斯特（Charles M. Vest），如今是國家工程院的主席。[vi]
通過上述這些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方面面的行為，麻省理工創始人威廉·巴頓·羅傑斯的夢想得以全面實現。羅傑斯看到，人們需要一種新式教育，這種教育能將自然科學基礎知識的扎實學習與實用學科的親身實踐結合在一起。基於該目的，他提出了一種新式的、以實驗室為基礎的教學體系。有了像麻省理工物理學教授愛德華·皮克林所作的《物理操作》（Physical Manipulation）——出版於1873年，是美國已知最早的物理實驗室指南——等早期的教科書，羅傑斯的創新教育方式成為其他學校科學教育的典範。[vii]這也激勵著麻省理工不斷創新教育方法，包括麻省理工物理學家傑羅德·撒迦利亞（Jerrold Zacharias）於20世紀50年代創立的物理科學研究委員會（PSSC），還有成立於1969年並受到廣泛模仿的“本科研究機會計畫（UROP）”。[viii]近期的發展則有麻省理工的“開放式課程”，該專案發起於2001年，旨在將麻省理工大部分的課件材料通過網路向公眾開放；2005年，麻省理工建立了第一個生物工程本科專業。[ix]
麻省理工的這種教育不僅激發了新鮮想法，而且在創造利潤方面也功不可沒。據最新統計，目前全世界範圍內經營正常的公司中，有26000家是由麻省理工的校友創立的，這些公司大約雇傭了330萬員工，每年的收入約為2萬億美元。如果把這些由麻省理工孵化的公司加在一起，它們的運營規模相當於世界上第11大經濟體。[x]
無論以何種標準來衡量，麻省理工在這短短的150年間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對此，學校的老師、管理者、學生和校友都應感到自豪和驕傲。
除了這些冗長的陳述，紀念慶典也不失為一個好機會。50年前，當麻省理工慶祝建校100周年時，校長朱利葉斯·斯特拉頓（Julius Stratton）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連貫地記載下這一個世紀以來影響了麻省理工的學術目標和教學方法的思潮”。他進一步指出，“只有在時代的工業和文化運動大背景下”，才能理解麻省理工的這些變化發展。斯特拉頓希望能詳細記載這些思想，這些思想正是支撐麻省理工的理念，正是麻省理工的領袖們對學校的期望。[xi]
本書回應斯特拉頓的號召。接下來的章節並不是像百科全書那樣詳細敘述麻省理工的歷史，而是重新審視那些造就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麻省理工的決定性時刻。其中一些轉捩點十分引人注目，其重要性對當事人而言不言而喻。另外一些則比較微妙，它們的作用只有在事後才為人們所注意。這本書中不僅講述了麻省理工的巨大成功，也提到了那些充滿激烈鬥爭和巨大不確定性的時刻。
正如斯特拉頓推測的那樣，研究一所學校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發展歷史會讓人獲益匪淺。[xii]麻省理工的發展史讓我們看到，從工業革命到後工業化時代，有關高等教育的方法和目的的設想經歷了巨大轉變。在這段時期，為了將麻省理工建成偉大的研究和教學中心，學校的領導者們思考了多種模式——一些是要學習的，一些是要摒棄的。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歐洲的學校，尤其是嶄露頭角的德國研究型大學，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模式。還有一部分人則考慮了美國西部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政府贈地大學和工科大學。當然，後者離家更近。自麻省理工建立伊始，哈佛大學就扮演了多重角色：競爭對手、二重身、甚至在某段時間內聯合授予學位的夥伴。
反過來，麻省理工又長期成為其他學校的模仿對象，它始終引領美國大學的潮流和趨勢。例如，1910-1930年間，美國許多大學尋求當地企業的合作與資助，而麻省理工就是靠此實現了組織機構的大量重組。20世紀40年代，數十所高校參與到戰爭相關的專案中，而麻省理工爭取到了價值約1億美元（相當於2008年的12億美元）的國防研發合同，遠遠超過其他任何一所學校，而且比西部電氣、通用電氣、美國無線電公司、杜邦以及西屋電氣五者總和的三倍還多。[xiii]戰後，美國各大高校的本科生和碩士生入學人數激增，而麻省理工的畢業人數則創歷史新高，在一些理工科領域年年位居首位。到20世紀80年代，生物科技蓬勃發展，國家的戰略優先項再次宣導企業與大學的合作，麻省理工又一次走在了隊伍前列。另外，近些年來，公平與歧視已經成為各大高校都面臨的一個棘手的問題。儘管其他高校對此問題都輕描淡寫，因擔心自己的不作為會受到法律訴訟而恐慌，但是麻省理工於1999年發佈了著名的有關理學院女性教師地位的報告，由此被視為維護公平正義的楷模。事實上，那些國外的一流大學也將麻省理工作為榜樣。幾十年來，儘管也會失敗，那些有膽識的人還是一直努力將“麻省理工模式”推廣到世界各地，到伊朗、印度以及其他地方。[xiv]因此，研究麻省理工的變革為開拓更廣闊的教育視野打開了一扇窗戶。
儘管如所有的歷史一樣，周年慶典回顧過去、立足現在、展望未來。我們希望能呈現一個有用的過去——其重點和框架都是圍繞著當前關注和期待的事情。因此在組織此類活動時不可避免要精心挑選，有省略，有側重。經過一次次的深思熟慮，在不易察覺中，集體記憶中曾經十分重要的插曲和個人不可避免地淡出人們的視野，重要性逐漸消失。[xv]
在挑選麻省理工的一些歷史時刻進行深入研究時，學校目前關注的一些事情發揮了作用。例如，在冷戰時期的新型安全危機中，麻省理工應該與聯邦政府保持怎樣的關係？在戰時和和平時期它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學校研究中政府資助和私人投資怎樣才能實現最佳平衡？此外，在花費了幾年時間對教學大綱進行了嚴格的審查之後，有關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問題仍然和麻省理工的早期一樣未有定論。[xvi]和威廉·巴頓·羅傑斯時代一樣，麻省理工一直需要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實現基礎科學理論知識、工程實踐技能以及人文素養的融合，讓畢業生能夠為之後的職業生涯做好最充足的準備。圍繞著幾大主題，本書彙聚了多位資深學者，來解開麻省理工錯綜複雜而又引人入勝的歷史。
在第一章中，梅裏特·羅·史密斯追溯了羅傑斯建立麻省理工的歷程。看到鐵路等美國工業逐漸走向成熟，羅傑斯深受鼓舞，再加上他早期地質勘查經歷的影響，羅傑斯既看重實踐性學習，又看重政治才幹。在美國內戰時期那段艱難的歲月，羅傑斯也努力為他的新學校成功爭取到了州政府的支持。這其中堅持不懈的遊說和良好的時機各占一半功勞。麻省理工是《莫雷爾增地法案》最早的獲益者之一，這部法案由亞伯拉罕·林肯總統於1862年簽署成為法律，要求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為教授實用學科的高校提供支持。而羅傑斯又利用這筆可觀的政府資助金啟動私人捐贈者的籌款活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確保他能夠籌到足夠的資金來建立麻省理工。
事實證明，為麻省理工式的教育爭取一席之地絕非易事。正如布魯斯·辛克萊爾在第二章所言，富有遠見的人堅持不懈地努力著，向人們證明麻省理工式的技術教育不應該只成為“傳統”或者通識課程的附屬物。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麻省理工的領袖們通過不斷與鄰近的哈佛作比較來打磨和堅定麻省理工的教育理念。兩校的之間的對比遠不止課程。最關鍵的是階級地位。麻省理工的支持者們向那些自以為是的勢利思維發起了攻擊，向人們證明該校的畢業生並不僅僅是工人或商人。同時，那些反對聲音自身的勢利性暴露無遺，麻省理工的校長弗蘭西斯·沃克對那些文理學院中衣著考究的大學生嗤之以鼻，1893年撰文諷刺哈佛道：“（他們）在學術的園林中游手好閑、虛度光陰”，此事，當地的讀者們無人不曉。儘管麻省理工也曾因資金不足而苦苦掙扎，並且有三次處於被哈佛吞併的邊緣，但1916年學校搬到坎布裏奇後，開啟了新的篇章。
在20世紀初期，針對麻省理工精神的爭執愈演愈烈。在第三章中，克裏斯多夫·萊庫耶總結了對立的觀點。爭論的一方是學校的一些教師，他們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於德國接受博士教育，接受了“純科學”的薰陶後返回美國。而對立方則認為應該加強與企業的聯繫。在他們看來，與企業加強聯繫能讓麻省理工培養出下一代的企業經理人。1909年，這場激烈的爭論隨著理查德·麥克勞倫當選為麻省理工的校長而平息。儘管是數理物理學出身，麥克勞倫贊同“麻省理工直接服務於企業”的觀點——按企業的要求開展研究專案，向資助人開放學校圖書館以及與企業雇主共用校友錄——獲得了企業的大量資助。1919年啟動的“科技計畫”集中體現了麥克勞倫的思想，之所以選擇這個時間點是因為一戰期間學校經歷了嚴重的資金短缺。20世紀20年代圍繞著研究結果該由誰掌握再次發生了爭執。是開展研究的教授們，還是提供資金的企業？對“科技計畫”的批評之聲逐漸增多，一些人擔心該計畫會讓麻省理工將重心轉到基礎意義有限的短期實用專案上。20世紀30年代，隨著卡爾·康普頓當選為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形勢發生了轉變。康普頓受到了來自通用電氣、貝爾電話等大科技公司的企業家們的支持。教學大綱的重心重新轉向基礎科學，教師隊伍也進行了重組，麻省理工與企業贊助人之間的關係得以重新協商以保證學院擁有更多的學術獨立空間。
黛博拉·道格拉斯在第四章寫道，戰時動員用更為戲劇化的手段打破了麻省理工在資金贊助和學術獨立上的平衡。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一年以前，麻省理工就已全力投入國防工作中。學校的放射實驗室是盟軍設計短波雷達的總部，迅速發展壯大。1940年春天，該實驗室的全部員工只有20個物理學家、3個保安、2個倉庫保管員和1個秘書，而到二戰結束時，它已經發展為一個龐大的組織機構，擁有4000名員工，每月的經費預算為100萬美元（相當於2008年的1200萬美元）。數十個其他實驗室緊隨其後，開展各種研發，從改良槍炮的瞄準具和燃料，到研究合成維生素以及軍用加工和包裝食品的新方法。同樣重要的是，麻省理工接待了上萬名入伍的士兵和軍官，讓他們奔赴戰場前輪流在校園中接受特殊訓練。大量的戰時服務讓麻省理工與聯邦政府的交往方式發生了改變，麻省理工由此成為美國歷史上獲得聯邦科研經費最多的教育機構。
二戰結束後，麻省理工並沒有真正走出戰時狀態。相反，正如我在第五章提到的那樣，冷戰的加劇讓麻省理工仍然保持著戰時的運行方式。而一個問題再次擺在了麻省理工領袖們的面前，應該讓學生掌握哪些技術和能力？隨著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學人數增長率創下歷史新高，回答這一問題變得更加迫在眉睫。源源不斷的聯邦經費幫助麻省理工建立新實驗室和擴大老實驗室，其中大部分資金來自國防部和相關機構。儘管麻省理工的研究和教學開始圍繞著冷戰中的那些小發明開展——核反應爐、雷達接收器、電子電晶體、矽片、慣性制導、先進電腦等等——一個高級教師小組認為，即使在核年代，學生也需要擁有對歷史和文學的鑒賞力，以及民主決策的思維。最終，麻省理工在1950年建立了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雖然在那些繁榮的時代，保持教學大綱的平衡一直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在20年60年代末期，由於美國深陷越戰的泥潭，麻省理工出現了緊張的局勢，正如斯圖瓦特·W·萊斯利在第六章描述的那樣。除了全美各大高校爆發的靜坐、遊行和抗議之外，麻省理工校內的反戰熱情引發了持續的反省。作為美國最大的國防合同承擔方之一，麻省理工在越戰中的使命應該是什麼？麻省理工學院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為了攫取。學生和教師們開展討論，機密研究是否應該在大學中進行？而那些對社會有用的研究是否因為國防合同而被棄之不顧了？一群熱心的學生和教師呼籲將1969年3月4日定為“反省日”，雖然被媒體廣泛報導為一次“罷工”。教學和科研都暫停，取而代之的是科學家的社會責任的主題教育。“三四運動”迅速席捲全國各大各校。同時，麻省理工的“特殊實驗室”——查爾斯·斯塔克·德雷珀的儀器實驗室和林肯實驗室——成為新騷動的導火索。這兩個實驗室主要是為國防服務，在過去20年中得到了飛速發展，與麻省理工的其他部分爭奪預算和員工。正當一個高級委員會就麻省理工是否應該與這兩個實驗室脫離關係或者改變這兩個實驗室的使命進行評估時，防暴員警——揮舞著警棍——驅散了德雷珀實驗室門口憤怒的抗議人群。麻省理工進入了60年代。
即使在60年代末的大規模抗議之後，有關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問題仍然揮之不去。在第七章，約翰·杜安特（John Duant）會告訴我們，為什麼70年代有關科學家社會責任的分歧在生命科學領域尤其明顯。1974年，麻省理工的生物學家大衛·巴爾迪莫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聯合全國各地的同行，警醒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們重組DNA研究存在的潛在風險。他們發出號召，在專家們可以評估風險以及制定最佳流程之前，自願中止重組DNA研究。這些科學家們很快得知其他人對此事也非常重視，速度之快令他們吃驚。坎布裏奇風趣幽默的市長阿爾弗雷德·魏羅奇（Alfred Vellucci）援引怪物弗蘭肯斯坦四處殺人的形象，就此事安排了公開聽證會，並威脅說要在該市禁止一切重組DNA研究。此次事件中誕生了第一個對私人機構的研究開展公眾監督的機制：坎布裏奇實驗審查委員會，該委員會由未受過任何特殊科學訓練且關心社會的市民組成。在6個多月的時間裏，該委員會每週兩次與科學家及其他相關人士舉行會談，最終制定出一套重組DNA研究的規則和指南——與最初巴爾的摩以及其他人提出的方案大同小異。隨著新機制的運行，加上新建了溝通管道以及城鎮居民和大學之間信任的建立，麻省理工迅速站在了生物科技的最前沿。私人資本大量湧入，最終促成了麻省理工懷特海德生物醫學研究所以及坎布裏奇地區數家衍生公司的建立。
20世紀90年代，麻省理工進行了另一項監督。經過了四年的詳細調查之後，麻省理工於1999年發佈了《麻省理工理學院女性教師地位的調查報告》。正如羅特·白琳（LotterBailyn）在第八章所述的那樣，該報告細數了麻省理工理學院教師制度中存在的性別歧視。不公平的待遇隨處可見，幾乎無處不在：工資、實驗室空間、教學任務、委員會的工作量等等。該報告引起了國際大眾媒體和類似學術評論性刊物的關注。同樣值得一提的是，麻省理工迅速給以答復，糾正不平等現象並在學校的其他學院也開展類似的調查。該報告及其後續影響標誌著一場更廣闊的反思，即誰更適合麻省理工，誰的貢獻得到了認可，怎樣最好的去解釋這些貢獻。在後記裏面，該報告調查行動發起人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會回顧從那以後麻省理工的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最後，結尾處，在麻省理工啟程奔向未來之際，校長蘇珊·霍克菲爾德（Susan Hockfield）評價了學校的傳統。在麻省理工學科結構的巨大變化中（最突出的是學校和學校之外生命科學的蓬勃發展），在本科教學大綱的激辯中，在大蕭條以來最嚴峻的財政危機中，麻省理工再次面臨重大的考驗。在將來的某個校慶紀念活動中，麻省理工的教師、管理者、學生以及校友們會評判，麻省理工是如何做出最新的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