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興今晚能和大家見面，也很榮幸有機會為大家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第七屆年度講座。
今晚，我在這裏作為美國第三古老大學的代表，距離英語世界中最古老的兩所大學僅五十多英里。現今，英、美最著名的大學，如牛津、劍橋及耶魯，更不用說哈佛、斯坦福、伯克利、麻省理工學院、倫敦大學學院及帝國理工學院，因其在研究、教育方面的領導地位，受到全世界的尊敬與讚賞。作為全球頂尖的大學，他們設立的標準受到國內和國外學校的競相效仿；他們代表了“世界級大學”；他們成功推動了人類自然和文化知識的進步；他們為下一代學者提供最優質的培訓；他們為各個領域未來的領導者提供了出色的本科及專業教育。
然而，我們都清楚，在這21世紀之初，東方正在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亞洲經濟的發展，由日本、韓國和臺灣開始，擴展到香港和新加坡，最後在中國大陸和印度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亞洲經濟的迅速增長已經改變了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中的力量結構。東方崛起的各個國家都認識到受到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以及科研對推動提高創新精神和競爭力的影響。1960年、70年和80年代，在日本、韓國和臺灣這些亞洲發展較早的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標是提高中學畢業後受教育人口的比例。他們最初的重點是增加學校的數量和入學人數，並且成果顯著。
現在，中國和印度，亞洲的兩個發展中大國，有更加遠大的目標。這兩個新興力量都尋求拓展其高等教育系統的能力。自1998年以來，中國取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成果。但是他們同時也希望建立少數“世界級”大學以躋身世界前列。這是非常大膽的目標，但是特別是中國，有意志和資源來實現它。這不單是亞洲其他國家的目標，同時也是中東地區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的目標。
考慮一下這些近期的發展：
海灣國家花費數億美元來建立美國、歐洲一流大學的分校，如卡塔爾的康乃爾大學和阿布扎比的索邦(巴黎大學)大學。
去年秋季，新的阿蔔杜拉國王科技大學在沙烏地阿拉伯落成。它的基金為100億美元，超過除美國五所大學以外的其他所有大學。
 新加坡正在計畫建立一所新的技術設計公立大學，及一所附屬於國立大學的美國式通識教育學院。
中國政府為九所大學提供大量資助，以提高其國際競爭力。這九所大學把自己稱為C9——中國的常青藤聯盟。
 印度教育部最近宣佈將建立14所“世界級”綜合性大學。
今晚，我要討論的是建立“世界級”大學的原因、必須克服的實際困難以及可能的成果。鑒於中東地區的情況有所不同，我將只討論亞洲。
另外還有一些重要趨勢在影響著高等教育的國際格局。如國際學生人數的快速增長，美國、歐洲大學分校的不斷增加，盈利性的校園和遠程教育機構的出現以及世界貧窮國家，尤其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對加強其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由於時間關係，今晚我沒辦法談到所有問題，所以我僅分析在亞洲發展世界級大學的前景和結果。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將要在今年春天出版的本·威爾達夫斯基所著的《頭腦大競賽》一書中會著重討論高等教育全球化這個廣泛的題目。
亞洲的目標：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在戰後亞洲發展的初期，人們認識到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是保持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日本和韓國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從農業經濟轉型到生產業經濟再由低技術經濟轉型到高技術經濟的關鍵是他們擁有有文化，訓練有素的勞動力。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兩國的高等教育系統迅速提升。日本的入學率，即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占同年齡人口的比例，從1960年的9%增長至90年代中的42%。韓國的入學率增長更加顯著，從1960年的5%到90年代中已經超過50%。
在這一較早階段，中國和印度則較為落後。至90年代中，只有5%的適齡中國青年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與孟加拉、博茨瓦納和斯威士蘭相當。儘管印度戰後首先致力於建立一批國家綜合性大學，接著又建立了小而精的印度理工學院，90年代的入學率僅為7%。
1998年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的慶典上，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宣佈中國將大力擴展其高等教育體系。中國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實現了這一目標。至2006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5%用於投入高等教育，幾乎是十年前的三倍。
這項投入的結果十分驚人。在江澤民宣佈後的十年內，中國高等教育學府的數量翻了一番，從1022所增加到2263所。同時，入學人數是原來的五倍，從1997年的100萬學生增加到2007年超過550萬學生。
這樣的擴展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擁有超過2000萬大學生的中國僅用了十年的時間就建立起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事實上，中國2000年以後中學後入學人數的增長超過美國中學後入學總人數。
要實現增加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目標，中國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儘管入學率大幅增長，相較於日本的58%，英國的59%和美國的82%，中國高等教育的入學率僅為23%。由於考慮到一些大學學生人數的增長已超過教師的負荷能力從而影響教學品質，增長速度從2006年起已經開始減緩。過去十年內學生-教師比例大約是原來的兩倍。即便如此，隨著教師隊伍的擴大，入學人數將會繼續增長，因為中國領導人非常清楚地認識到接受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到目前為止，雖然印度的成績並不像中國的那麼出色，但是印度目標卻同樣的遠大。印度已經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20年之內，它將成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如果經濟保持增長，到2050年，它將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了保持增長，印度教育部長西鮑爾的目標是在2020年前把中學後入學率從12%提高到30%。西鮑爾的目標相當於在未來十年內使印度大學的學生人數增加4000萬。可能這個目標不能實現，但是即使完成一半也是非常可觀的成績。
亞洲的目標：建設世界級大學
在提高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取得了巨大進步之後，亞洲主要國家現在將致力於一個更具挑戰的目標：建設能與世界最好的學府相競爭的大學。這是非常艱巨的任務。世界級大學是通過集合了在各個領域領先的學者和科學家才有了現在的地位。這同時也需要時間。哈佛和耶魯花了幾百年的時間才達到牛津和劍橋的水準，斯坦福和芝加哥大學(兩者均建成於1892年)在半個多世紀之後才獲得了世界級一流大學的讚譽。唯一能在世界排名前25位的亞洲大學，東京大學，建成於1877年。
為什麼中國、印度、新加坡和韓國這樣公開地表達要把自己的大學提升到這樣的地位呢？我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這些快速發展的國家認識到，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以大學為基地進行的科研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二是，世界級大學為培養科學、工業、政府及社會人才提供了理想的環境，使他們能夠具有淵博的知識和判斷力來解決問題，創新和領導。
讓我就每一點再詳細闡述一下。雖然中國和印度目前仍處在可以通過生產業的低價勞動力來競爭的發展階段，但是最終農業的剩餘勞動力會被城市吸收，工資會開始提高。這種情況過去也在日本和韓國出現。在這個階段，沒有創新，沒有新的產品和服務領先投入市場，就不可能保持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多數新的產品和服務都通過對科研成果進行應用而產生出來的。
粗略的講，可以考慮以下這個問題：在1950年至1990年間，在日本的剩餘勞動力被工業吸收時，日本經濟增長比美國快速，之後則較美國緩慢很多。現在請考慮一下，如果日本有微軟、網景、蘋果和穀歌這些企業，日本的增長還會這樣緩慢嗎？我認為不會。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創新是美國經濟能夠在2008年危機之前的二十年內迅速發展的原因。日本落後則正是因為它沒有創新。
亞洲新興國家清楚地認識到，在後工業時代知識經濟中，建立本土科研能力和經濟發展的關係。這一清晰認識在他們的國家政策檔和規劃中都有所表達。他們也意識到以大學為基礎的科研是科學發現最有效的推動力，最終必將直接或間接地推動與經濟相關的新技術。因此，他們想要建立能夠處於科技前沿的研究型大學的意願，我個人認為並不是為時過早。以目前他們城鎮化速度來看，中國在二十年之內就將失去其在生產業中勞動力價格的優勢，印度在之後十年內也會遇到同樣的情況。因此，兩個國家目前還有足夠的時間在提高創新競爭力方面做出成效。
但是一個國家的發展所需要的不止是科研能力。它需要受過良好教育、具備廣闊視野的公民和能夠獨立思考、有活力的創業者。這是第二個使亞洲致力於建立世界級大學的因素。特別是中國、新加坡和韓國的領導人非常明確地表明他們的大學缺少兩個重要元素：多學科的廣度和對批判思維能力的培養。亞洲的高等教育一直以來高度專業化，同歐洲相近，與美國不同。學生們在18歲的時候選擇一個學科或專業，從此就很少再學習其他東西。與歐洲和美國一流大學不同的是，中國和韓國的教育方式倚重於機械式的學習。傳統上，學生們是被動的聽眾，他們很少在課堂上對彼此或是教授的見解提出異議。教學法注重對內容的掌握，而不是對獨立批判思維的發展。傳統的亞洲式課程和教育方式也許對培養工程師和中級政府官員非常有效，但是可能並不適合培養具有領導才能和創新精神的精英。
很有意思的是，在美國和英國的政治家們擔心亞洲，特別是中國，培養了更多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同時，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在擔憂他們的學生缺乏能夠保持經濟增長的獨立性和創新精神。他們擔心專業化使畢業生們視野狹隘，而傳統的亞洲教育方式使他們缺乏想像力。因此，他們的目標是通過改革課程和教育方式來完善他們的一流大學。
建立世界級大學的條件：研究
在討論過亞洲想要建立世界級大學的原因之後，我們下麵要討論的是要實現這個目標所必須完成的任務。所以第一個問題是：建立世界級研究型大學需要什麼？最重要的是它必須具備吸引優秀學者和科學家的能力。在科學界，這代表著一流的研究設施，充足的資金來支持研究以及優厚的工資和福利。中國在這三方面都做了巨大投入。上海的幾所一流大學，復旦、上海交大和同濟已經在過去幾年內建立了全新的，具備精良研究設施，靠近商業夥伴的校區。在招生增長的同時，研究經費也同樣增長。中國大學在吸引教師人才方面已經具有相當的競爭力。90年代，只有10%在美國獲得科學、工程博士學位的中國人返回中國。現在這個數字在不斷提高，同時越來越多的在美國和英國已獲得終身教授職位的中國學者和科學家被大幅改善的工作條件和參與國家建設的機會所吸引，回到中國效力。印度也開始在吸收海外印度人群方面取得成功，但是它還需要像中國那樣在改進設施，提高研究經費和福利方面加大投入。
除了吸引師資所需的物質條件以外，一個能夠有效快速的分配研究資金的系統也對建立一流的研究能力至關重要。在1946年一份名為《科學：無窮的前沿》的報告中，杜魯門總統的科學顧問文內瓦·布希精彩地闡述了建立這樣一個系統的基本原則。該報告指出基礎科學研究的成果最終會是工業技術發展的基礎，但是基礎科學進步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通常在幾十年之後才會體現，並且其應用所產生的結果往往是研究的當時所無法預料的。在50年代末期，當相干光的性質第一次被確定時，沒有人能想像到鐳射將在幾十年後被用於眼部手術。由於最初的發明者很難在純科學的突破性發現中獲得全部經濟利益，私人企業通常對於一些有益於社會的投資缺乏積極性。政府應該起到帶頭作用。
布希1946年的報告所建立的國家扶持科研的系統和三個基本原則在今天仍然適用。一，聯邦政府承擔資助基礎科學研究的首要責任。二，大學，而不是政府實驗室、非教學性研究所或私營工業，是進行這一研究的主要場所。三，雖然政府決定投入到各個科學領域的總資金，具體的課題和專案獨立於政治或商業立場，是通過嚴格的同行審查的競爭過程進行評估的，由獨立的學術專家根據提案的學術價值本身來確定提案是否通過。
這個系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原因有幾條。它使正在接受培訓的年輕科學家，即使是那些將來不長期從事學術工作的研究生，能夠接觸到最領先的技術和研究領域。它使本科生有機會親身體驗科學研究的經歷，而不是只在教科書上讀過去十年科學領域的成就。它也意味著，能夠獲得資助的一定是最好的研究，而不是系裏最資深或者最有政治背景的教授。
在東方，資助研究通常不是這樣的模式。歷史上，東亞多數的科研都不是在大學進行的，而是在研究所和政府實驗室。在日本、韓國和中國，資金一般都用來資助應用研究的發展，僅有很小部分研發經費被用於基礎科學。例如，在中國只有5%的研發費用用於基礎科學，而在大多數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國家，這個比例是10%到30%。用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衡量，美國在基礎科學上投入的經費是中國的七倍。另外，通過同行審查批准經費的做法在東亞幾乎很難被貫徹執行，有時 甚至是完全不存在的。一直以來，日本總是把大量的經費分配給最資深的研究者。儘管日本幾年前承認應該通過同行審查分配更多經費，只有14%的政府非國防經費是通過競爭機制分配的，而在美國這個數字是73%。
另一方面，亞洲政府確實把增加研發作為首要問題。中國研發費用在過去二十年內增長快速，從1995年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0.6%到2005年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3%。這個數字仍然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低很多，但是預計會繼續攀升。中國政府已經定下目標要在2010年前把研發開支增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2%，在2020年增加到2.5%。同時有證據顯示，增加研究經費已經收到了回報。舉一個例子，從1995年至2005年，中國學者在主要科學、工程期刊上發表的文章數增長了四倍。只有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發表量多於中國。
建立世界級大學的條件：教育
我們已經討論了建立世界級研究能力的需要，下麵我們討論改革教育所必須的條件。我之前提到過，亞洲的目的是培養一流的大學畢業生，使他們具有多元化的世界觀和創新能力。這使得中國、新加坡和韓國的官員們更加關注美國那些在課程結構和教育方式上有別於亞洲的一流大學。
美國的本科課程模式日漸受到亞洲領袖的青睞。典型的美式本科課程允許學生在大學期間的前兩年嘗試各種課程，然後決定一門在最後兩年專修的科目。這種課程模式主要是基於兩個原理。第一，大量接觸多元學科能讓學生建立新的世界觀。這不僅增強學生在所選領域的學習效果，還為他們應對將來預想不到的新情況做好準備。第二個原因是，相對18歲的年齡，學生在20歲的時候能對專業的選擇做出更明智的決定。在此，我不希望過分強調這兩個論點， 因為以我的經驗來看，牛津和劍橋的學生也並沒有因為在18歲時決定專業而變得目光狹隘。儘管這麼說，我仍舊對美國課程模式的價值堅信不疑， 因為它能夠在拓展畢業生的視野方面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大家比較能達成共識的是，世界級大學必須培養學生獨立而有批判性的思維能力。和紐曼主教開始宣導通識教育的19世紀一樣，今天的知識經濟依然要求一個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不僅掌握專業知識，而且擁有對所有新資訊進行透徹理解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耶魯1828年報告》是一份對美國本科教育產生深遠影響的文獻。這份報告辨別了思想的‘方法’（discipline)和‘內容’（furniture)這兩個概念。掌握一門專業的知識，就是獲得‘內容’（furniture)，在這萬變的世界中沒有永久的價值。想要成為商界、醫學界、法律、政治和學術領域的領袖，學生們需要的是‘方法’(discipline)，就是能夠適應瞬息萬變的形勢，面對新的挑戰和創造性解決問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