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出版的《印度斯坦時報》刊文稱，印度科技部將頒佈一項令人鼓舞的政策（已有多達10個政府部門收到了該草案），即在公立研究機構工作的研究人員，退休年齡將從60歲延長到65歲。據信，年齡在60歲以上的科研人員仍能保持高產並繼續為科研做出貢獻。從全球範圍看，“頂尖科學家”的平均年齡都在70歲左右。
然而，印度總理莫迪似乎另有想法。去年底，莫迪政府拒絕了關於印度國防研究與發展組織（DRDO）下屬4家實驗室負責人延長退休年齡的申請。有評論稱，莫迪此舉是為了鼓勵年輕人才的積極參與，他希望DRDO所轄的5家實驗室能夠由35歲以下的年輕科學家掛帥。目前，印度的大部分科研機構由老一輩科學家主導，造成許多年輕研究人員因缺乏機會而外流。
上述問題在全球的科研組織中普遍存在。2月上旬，《自然》雜誌報導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提出的一項計畫。NIH發現，近年來課題承擔者的平均年齡在不斷地攀升。NIH為此建議創立一種榮譽退休津貼體系，以鼓勵那些上了年紀的科學家結束其課題或關閉實驗室，將科研經費留給年輕科學家。
如果那些期待登上舞臺中央的年輕科學家等得不耐煩的話，最近的一項研究則為他們找到了有力的論據：正如之前的報導那樣，通過對過去70年來多達2 000萬份的生物醫學論文分析後顯示，年輕科學家與年長的同行相比，創新性研究的積極性更大。那麼，資深科學家們是否就已經過時了？不能輕易下此結論。如果你老而彌堅、老當益壯，年齡就不再是問題。
最新的分析也表明，最高產團隊通常都有一名年輕人和一名經驗豐富的年長者。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年齡並非總是主角。
● 對科學界來說，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退出研究工作已經成為了一項非常重要和令人糾結的事情。
漢斯－希爾格·羅伯斯（Hans-Hilger Ropers）清醒地意識到會有那麼一個時候——即正在耗盡完成他的科學雄心的時間。這是發生於2002年的一次系列講座上，包括來自於德國馬普學會的同事，他們幾乎都有這樣的開場白：“女士們、先生們，我今天要講的事情，已經讓我為之忙碌了20年時間。”
羅伯斯已經沒有20年的時間了。在他51歲的時候就成為了柏林馬普學會人類分子遺傳學研究所所長，並很快就要到60歲了。按照德國法律，5年內他就要退休。羅伯斯知道，他不再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他在早發性認知疾病遺傳學發病機理上的研究工作。他還知道，當他退休的時候，馬普學會將會解散他那70人的研究所，雇員們到時會面臨失業的窘境。
羅伯斯並不是唯一為退休焦慮的人，因為這在科學界已經成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比如在1998年到2004年間，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資助65歲以上科學家的基金比例增加了一倍多，從4.8%增加到了12%。出於對這種情況的擔憂，NIH今年提出了一項解決方案，即以一種榮譽退休津貼體系鼓勵資深科學家把他們的研究專案傳遞給年輕的科學家，做好傳幫帶。這在過去，會遭遇壓倒性的反對。
科學家們認為，NIH的這項解決方案，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年齡和風險回報資助等因數上，而不是研究的績效。紐約市羅徹斯特大學醫學中心42歲的生物學家保羅·布魯克斯（Paul Brookes）說：“如果你不能在40年內有效地做出成績，為什麼不可以把退休年齡順延下去呢？無可置疑的是，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資深教授們可能感覺不到：他們有一天也會退休的。”
為了探索退休制度的規則與預期，《自然》雜誌接觸了一些學術界人士後發現：老年科學家們因所在國家情況的不同而各異，有些想繼續工作下去，有的則希望到點就退休，只要條件允許，沒有一個統一的退休模式。
爭分奪秒
當羅伯斯意識到這個問題後，隨即著手制定了一份詳細的工作計畫。經過努力，他獲得了三年工作延期，這樣他就能工作到68歲（目前大多數德國科學家退休的年齡），然後，又獲批延期工作到71歲。但即使如此，未來的不確定因素還是影響到整個研究團隊的運作。“團隊成員都認為羅伯斯到65歲時會退休，他們就開始為自己尋找著退路。”在最後的6年中，羅伯斯的研究團隊從70人縮減到25人，最後只剩下10人。如果羅伯斯知道60歲後還能工作11年的話，他肯定會去尋找合適的資助，並規劃好他的退休事宜，那樣他就能留住團隊成員。他說：“兩者之間真是天壤之別呀。”
公共雇員的強制性退休在整個歐洲一直是一種慣例、規範和傳承，儘管有些許改變。然而，呼喚差別化對待的法律挑戰已經不再是成功的了。比如，2007年歐洲最高法院規定，為降低年輕雇員的失業率，歐盟國家可以強制雇員以一種自由的方式退休。事實上，並沒有經驗性證據來表明這種方法是奏效的。
又如，強制性退休還面臨著去他國謀生的問題。正是這個原因，免疫學家克勞斯·拉傑斯基（Klaus Rajewsky）於2001年離開了德國科隆大學，前往美國建立新的實驗室。他說：實驗科學家要在實驗過程中建立起新的實驗室，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許多人因此選擇了退休，或選擇工作延長申請。”
羅伯斯的研究所在2014年11月關閉，實驗室也正在重新粉刷，以迎接新所長的到來。羅伯斯說：“當然，我還擁有一個個人辦公室和一把椅子，總體來說還是不錯的。”接下來，羅伯斯計畫發表他學術生涯中的“大論文”，即4年來收集到的關於精神疾病遺傳學數據，同時他還兼任美因茨大學人類遺傳學系臨床遺傳學家的職位。羅伯斯說：“過去的這些日子雖然有些糟糕，但太陽永遠是燦爛的。”
改變方式
日本幹細胞生物學家紀夫中遷今年已65歲了，和羅伯斯一樣，他也將面臨著強制性退休。隨著他最後的資助在今明兩年內用完，他在京都大學的兩個實驗室行將關閉，他的16名實驗室人員中的大部分也將面臨重新謀職的窘境。儘管紀夫中遷正在淡出學術界，但他卻有著一個宏大的商業計畫。作為日本京都大學的前沿醫學科學研究所前任所長，他與人共同創辦了ReproCELL生物技術公司，並在2013年上市。運用上市獲得的資金，紀夫中遷還創辦了兩個公司：一家諮詢公司和一家藥物檢測儀研發公司。他說：“喜出望外的是在我這個年齡段創業，是一般教授難以做到的事情。”作為一名科學家的成功轉型，這在日本是很少見的，更多的是退休科學家在私立大學尋求一個職位。他說：“這樣的職位應該向年輕的人開放。”
在日本，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增加博士研究生畢業人數每年為6.2%。但這些博士們得到的學術職位卻徘徊不前。如果把其過程稱為一種流水線，那麼這種流水線從他們畢業後就是狹窄的：2014年，在日本科學促進會（日本最大的科學資助機構）申請資助的3 222位博士研究人員，只有362人得到資助。大部分沒有得到資助的博士畢業生只能在大學或公立研究機構從事短期工作。
有36年學術生涯的寺崎修是斯德哥爾摩大學的一位物理學家，於2010年在他67歲那年退休。他認為，為年輕科學家創造職位應該是日本政府優先考慮的，儘管這是一項巨大的挑戰。“在日本，資深科學家為日本的科學發展奠定了基礎，在很長一段長時間裏，年輕人的貢獻也是巨大的，他們理應儘快支撐起‘科學的江山’。”
保持狀態
烏塔·福莉絲（Uta Frith）退休後主要做的一件事是出版一本帶繪畫的小說。福莉絲是一位發展心理學家，2006年65歲的她從倫敦大學學院退休。儘管她可以獲得一項資助繼續工作下去，但她還是選擇了離開實驗室。“很高興我不再需要去申請任何資助了。”放下手頭工作，福莉絲可以在以前工作的基礎上潛心進行一些寫作，2007年到現在，她一共發表了33篇論文。
 
現年73歲的福莉絲還創辦了兩個網站：“科學與購物”和“倫敦大學學院女性”，包括與英國廣播公司（BBC）合作拍攝了關於自閉症的電視紀錄片，目前正在為強迫症疾病而忙碌著。同時她擔任英國皇家協會多樣性專案主席，她的個人推特保持有1.5萬位粉絲。福莉絲每年還與她的心理學家丈夫到丹麥奧胡斯大學，對學生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輔導教學工作。她說：“我只做那些讓我真正感到有激情的事情，退休後的這段時間是美好而享受的。”
福莉絲現在熱衷於她的繪畫小說——一本關於社會認知的小說，介紹人類大腦是如何處理和使用他人資訊的。福莉絲希望今年出版的這部小說有助於將她的研究與公眾分享。
福莉絲認為，如果追求高薪工作的話，她就不會做出這些成就的。“退休是人生中真正從責任和義務中解放出來的時光，你可以把時間貢獻給你從來沒有做過、但你感興趣的事情。”
現年73歲的彼得·勞倫斯（Peter Lawrence）是英國劍橋大學的發育生物學家，也是一位年齡歧視的反對者。他說：儘管強制性退休制度2011年在英國被淘汰，但其影響你仍能感覺到。“許多超過退休年齡的人仍然在工作，儘管是少數，你仍會感覺到你就像沒有權利工作的人一樣。”
英國工作與養老金部2010年的一份研究報告稱，儘管缺乏證據，雇主們還是認為年齡增大會帶來生產力下降，大部分人還是傾向於支持傳統的退休年齡。英國今天的平均退休年齡男性為64.7歲、女性為63.1歲，儘管它一直以來都在增加著。
熱情不減
在美國，過去傳統的退休年齡似乎正在變成一種規則而不是例外。美國法律於上世紀70年代規定了強制性退休及其時間，後於1986年廢除。但學術機構一直到1994年還在遵守這項法律。這使得人們有充足的時間來觀察這樣的事實：人們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了。
“有些人給社會做出了貢獻，為什麼要強迫他們退休呢？”
據美國科學基金會（NSF）的報導，50歲以上仍在工作的美國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比例，已從1993年的每5人中有1人增加到了2010年的每3人中有1人。現年79歲的約翰·道林（John Dowling）是哈佛大學的一位神經科學家，於今年6月份退休。他說：“只要能做出實質性貢獻，不論是教學、管理還是科研，為什麼要強迫他們退休呢？” 據皮尤研究中心調查稱，54%的65歲以上受雇科學家稱是因為他們希望工作，而不是他們不得不工作。
但如果人們想提前退休呢？芝加哥市伊利諾伊大學的物理學家馬克·亞當斯（Mark Adams）59歲時便主動提出退休，是緣於從養老金制度中有所得益。他擔心本來就飽受抨擊的系統變化，使他退休後的生活不如意，否則，他完全可以再工作四年。
亞當斯知道，退休後的他不會因此失去創新環境。因為他有數以千計的合作者，用於分析包括費米實驗室的質子－反質子對撞機和歐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強子對撞機（LHC）的數據。退休後的兩年中，亞當斯仍在大學的辦公室對LHC的一個粒子探測器數據進行分析，但大學不再支付他薪水。最近，亞當斯把他最後一個學生託付給他的一位同事帶教。
最近，亞當斯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誇克網（QuarkNet）工作中，這是他14年前參與的一個教學專案，目標是將高能物理實驗推廣到芝加哥地區的學校中去。“我感覺這是一種可以完整地發揮自己專業特長的志願者行動，可能會帶來不一樣的新局面，而這正是我要投以全部時間和精力的原因所在。”
學會放手
海倫·德利勒（Hélène Delisle）也想完成學術以外的一些事情。她在蒙特利爾大學做了29年的營養學教授。2014年1月當她70歲的時候，她告訴系主任她希望年內退休。
與美國一樣，加拿大不再實行強制退休制度，只要德利勒願意，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工作，直到不想工作為止。德利勒從事醫學工作的丈夫於2013年退休後，他們便開始商量尋找一種更好的能適應雙方的退休生活方式。
儘管今年9月德利勒就要退休，但她還是保持著一種活躍的生活態度——完成手頭的西非六年營養計畫審定稿，一如既往地參加既定的學術會議，指導學生們的研究工作，包括參加營養學期刊的編輯工作。她說：“在某種意義上，退休就如同戀人之間的分離，因為你過去習慣於忙碌，有無數的活動和令人激動的商業旅行。而現在，你不得不看著它們離你而去，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與此同時，德利勒逐漸淡出自己的工作圈為退休後的生活做準備，她計畫花更多的時間與丈夫和鋼琴做伴。德利勒曾多年從事她的室內音樂三重奏，她期望投入更多的時間用於音樂會等事務上。
儘管很少有通用的模式指導人們可以輕鬆地步入退休後的生活，但大多數科學家還是對強制性退休制度是詬病的。德利勒和亞當斯說，重要的是在各自的意願和能力基礎上做出退休的決策，而不是視他們的年齡做出退休決定。羅伯斯說：“關鍵在於不是看你有多老了，而是看你正在做什麼、你能夠做什麼？但這種想法還沒有滲透到公共事物決策者的層面上。”
事實上，對於學術事業來說，將資深科學家推出門外並不是一件好事。沙巴（Saba）說：“沒有證據表明提前退休可以減少失業，尤其是年輕人的就業問題。” 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一份分析報告稱，延長個人退休制度實際上減少了年輕人的失業率，因為年長者還有工作能力，可以刺激新的工作和就業機會。所謂一個蘿蔔一個坑的退休政策是錯誤的。
然而，大多數資深科學家在接受《自然》雜誌採訪時，強調了他們對下一代的關注與關懷，認為要為下一代騰出更多的發展空間。道林說：“重要的是給年輕人有機會進行研究。”不管怎樣，不要把退休看作是一種終結。福莉絲說：“退休並不意味著停止工作，只是停下你的手，去做你過去一直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