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統稱中醫學四大經典，國內同時完成四部典籍英譯者是李照國教授，他是中醫典籍外譯的傑出譯者，在中醫外譯研究方面成績斐然。30 多年來，他翻譯中醫典籍數十部，發表論文百餘篇，參與中醫名詞術語外譯國際標準制定，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翻譯風格和翻譯思想。從中醫典籍外譯到中醫外譯研究，再到文化主權保護，這是從實踐到研究、再到文化保護的逐層提升。
對中醫外譯領域傑出代表的思想總結和研究可為中醫外譯實踐和後續研究提供借鑒，因此，筆者以李照國中醫外譯思想為研究對象，梳理其在中醫外譯方法、術語標準化等方面的思想流變。
1 譯典籍，自成翻譯風格
中醫翻譯方法和策略是中醫翻譯研究的熱門主題之一 [1]。李照國教授從事中醫典籍英譯多年，翻譯風格自成一體，梅德明為其《簡明漢英黃帝內經詞典》作序，將其譯法總結為“音譯為主、意譯為輔”[2]。李照國教授針對中醫術語的“不可譯性”，借鑒前人經驗，在實踐中反復思考、驗證、總結，提出自己的主張，成為中醫翻譯學界承前啟後的重要人物。
1.1  中醫外譯的“不可譯”  “可譯性”指原語不做根本性改變就能用另一種語言表達意義[3]。“不可譯性”意為“譯文不可能準確、完整地再現原文”[4]，即原語意義無法以譯語為載體傳達，即便可以傳達，也要做出很大變動。
中醫外譯之“不可譯”大都屬於文化不可譯性，主要源於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Catford J[5]將文化的不可譯性歸因於“譯語文化中不存在與原語文本功學中醫必須明白的幾個關鍵問題能相關的語境特徵”。中醫學思維與中國古人的認知方式一致，卻與西方不同，因而中醫文本的“不可譯”情況較多。中醫術語外譯是用譯語表達僅存於原語世界的概念，譯語能指與原語所指不可能完全對應，只能追求“資訊量近似”，最好是“極似”。該過程在譯語體系中創造出中醫概念，是中醫術語的二次稱名，中醫翻譯界人士為此做了諸多探索。
1.2 從詞素法到音釋結合  詞素翻譯法源於李約瑟的翻譯主張之一“組合詞素構建新詞”，即用西方讀者能理解的詞根創建新詞，使中醫學用語達到西方語言體系的精確[6]。德國中醫漢學家滿晰博主張將中醫翻譯拉丁化，國內支持用希臘語、拉丁語翻譯中醫術語的也有一批學者，如蒙述堯[7]建議將“心主神明”譯為 cardiac psycho-control（cardiac“心的”，psycho-“神明”，control“控制”）。李照國教授早期贊同此法，並在論文中多次提及[8，9]，認為該法有利於中醫學用語翻譯的標準化和學術化。
然而，有學者認為：詞素法強調西式構詞形式勝過中醫學概念的有效表達 [10]。之後，李照國教授放棄了詞素法，因為讀者很難從詞素構成的新詞辨析其內涵及代表的思想，而且新詞與中醫學的古老性、傳統性和民族性格格不入[11]。詞素法構成的新詞是生造詞，既無文化根源，又缺乏譯語認知基礎。
放棄詞素法後，李照國教授在中醫典籍英譯實踐中不斷探索，2005 年出版的《黃帝內經·素問》英譯本反映了鮮明的個人風格，即音譯為主、釋義為輔的譯法。如：“腎氣”譯為Shenqi（Kidney-qi），“三焦”譯為Sanjiao （Triple-Energizer），等。音譯中醫術語，在括弧中加入意義闡釋，起到解釋說明的作用。翻譯某些術語時，他將音譯和釋義巧妙地融為一體，如“五臟”譯為 five zang-organs，“六腑”為six fu-organs，“臟腑”即為 zang-fu organs，保留了“髒”和“腑”的音，並釋義為 organ（器官）。此外，他還使用了大量注釋，既解釋中醫術語的文化內涵，又不影響譯文的可讀性。例如，“虛邪賊風”譯為Xuxie（Deficiency-Evil）and Zeifeng（Thief-Wind），譯文後的注解為 all abnormal climatic changes and exogenous pathogenic factors，並引用高士宗和王冰的加注來補充說明。
李照國教授以音譯為主，源於玄奘“五不翻”原則，即秘密故不翻、多含故不翻、此無故不翻、順古故不翻、生善故不翻[12]。中醫翻譯諸多概念涉及“多含”（一詞多義）、“此無”（譯語無對應物），也有“順古”（約定俗成）、“生善”（特殊意義、以示尊崇），音譯是恰當之選。以此為基，加入解釋或補充說明，達到保留中醫文化內涵、語義易於理解的雙重效果。
1.3 譯法評析  音譯加意譯的雛形出現於中醫外譯早期北京譯者的主張 [13]。李照國教授從文化保留角度將其進一步發展為“音譯+釋義”的方式，釋義形式表現在詞內、文內和文外。與威斯“借用”（歸化）西醫術語翻譯《黃帝內經·素問》不同，李照國教授選擇“還原”（異化）為主的方式音譯，音譯是表面指稱的直接轉化，讀音不變保全了原概念的語音外殼。
但單純的音譯可能增加讀者理解文本的難度，使譯文產生“支離感”，甚至有“未譯”之嫌。釋義是在譯語體系和認知世界中找到近似的實際指稱，做出近似的解釋，它是音譯的補充。所以，“音譯 + 釋義”實則是一種“雙保險”，鎖住了原語的音、保留原語的文化外殼，確定近似的義、借用譯語的語義外殼，組合成一個既接近作者意圖、又能被讀者理解的翻譯形式。
音釋結合也可減少因存在文本間距造成的譯文意義的偏離，即文本的間距化（distanciation），它指“文本因脫離文本的創造者以及產生這一文本的文化條件而造成的遠離效用”[14]。術語翻譯受到認知主體（即譯者）的影響，譯者兼有讀者身份，先理解再翻譯，譯時已加入自我認識。文本產生於一定歷史文化語境，要跨越時代背景和文化差異到達作者原意並非易事。譯者只有盡力回歸原文本語境（時間、空間、文化等），避免文本間距產生的疏離，才能保住作者意圖。它立足於作者與讀者之間，力求在其中找到平衡點，保留原語之形、疏通譯文之義，以求信為先，回歸原文本環境。李照國教授一向看重中醫文化根源，翻譯《黃帝內經》時，他以“原汁原味”為目標、“譯古如古”為原則，這是其力求回歸原文本原生環境的明證。該譯法看似累贅，實際是譯名如一、便於統一，“向讀者傳遞來自遠古的原質資訊”[15]。隨著傳播廣度和深度的增加，中醫文化在譯語環境逐漸被認可，譯語受眾逐漸熟悉中醫學核心概念，音譯會越來越為譯語讀者接受，這將成為一種趨勢。
2 研理論，推動標準化和學科建設
李照國教授是較早將中醫外譯實踐提至學術研究的學者，他於1993年出版了國內首部中醫學翻譯研究專著《中醫翻譯導論》；他將熱力學概念“熵”引入譯學研究提出熵化—耗散—重構理論 [16]。然而，他的突出貢獻更在於推動中醫術語國際標準化進程和學科建設。老一代中醫人致力於中醫外譯標準化事業：歐明於20世紀80年代初在香港和內地出版中醫雙語詞典，並在《新中醫》撰文討論術語譯法；謝竹藩主編了《漢英常用中醫藥辭彙》《漢英中醫藥分類辭典》等。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世中聯）、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先後制定了中醫名詞術語國際標準，WHO於2018 年發佈的國際疾病分類第10 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0th Revision，ICD-10），增加了傳統醫學的章節。
2.1 中醫外譯標準化主張  李照國教授是國內最早提出中醫術語標準化主張的學者之一。因其在中醫翻譯領域的可貴探索和卓著成績，被《中國科學翻譯史》列為“科學翻譯學應用學科的重要代表人物”[17]。李照國教授中醫外譯標準化主張主要包括 3 個方面：
第一，將標準化工作分為初步和更高一級兩個層次。他認為，中醫翻譯起步晚，“未形成一套指導其發展的理論體系”，初步標準化應是中醫名詞術語的標準化，要統一的是核心概念的譯法，而“更高一級的標準化只有在中醫翻譯的理論體系確立之後才能實現”[8]。他重視理論研究，提出加快中醫翻譯學建設，強調學科的創立要有三“專”，即專家（高層次研究人員）、專著（高水準理論研究著作）、專論（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18]。
第二，於 1992 年提出中醫外譯標準化原則並不斷調整和完善，確定為自然性、簡潔性、民族性、回譯性和規定性五大原則[19]。其中，他力求保持民族特色，音譯“陰”“陽”“氣”等中醫特有概念。為了使術語簡潔又達意，他主張增加注解，如“入水傷心”譯為 damage of heart by water，注解為 If a person immerses himself in water when sweating，his heart will inevitably be damaged，這與他釋義的翻譯主張一致。
第三，始終強調保持中醫文化意涵。1991年WHO 主持的針灸經穴名稱國際標準採用“字母 +數字代碼”方式，即經脈名稱對應詞的首字母加上數字編碼，如膀胱經第一穴位“睛明”譯為 BL1。西方針灸師只記數字編碼，淡化拼音成分，逐漸模糊甚至捨棄中醫文化內涵。中醫穴位的歸經和名稱包含了深厚的中醫文化，而數字編碼只能代表對應的位置，如同把穴位分割成獨立的點，不能形成經穴體系，臨床使用非常有限，更不利於中醫文化的完整傳播。李照國教授認為經穴名稱反映了穴位的主治特點和用法要求，代碼使其包含的中醫文化損失殆盡，中國譯者不得不通過有限的補救措施幫助西方人瞭解穴位的中醫學內涵[20]。世中聯主持出版的《漢英中醫基本名詞術語國際標準》（李振吉主編）也採用“字母 + 數字代碼”的形式表示經穴名稱，但增加了“拼音名”一欄，意在保留穴位的中醫學內涵。
2.2 標準化制訂實踐  李照國教授在從事中醫名詞術語標準化研究的同時，親身參與了國內國際標準化實踐工作。他作為世中聯翻譯委員會會長、ICD-11傳統醫學部分術語工作組專家以及 ISO 中醫藥標準化技術委員會術語專家，參與了國內中醫術語標準的翻譯和制訂，以及中醫外譯國際標準的制定和談判工作。
WHO主持制訂《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傳統醫學術語國際標準》期間，李照國教授參加了2005 年 8 月召開的第一次審定會議，主張中西方研究人員合作、共同制定國際標準。一直以來，有少數西方研究者極力排斥中國人參與中醫國際標準工作，他在2004年 11 月召開的國際中醫藥博覽會上反駁一位西方翻譯家：文化遺傳基因決定了中國學者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理解更深入、系統，排斥中國人參與中醫國際標準的制定是無理的！
2008 年，WHO 決定對 ICD-10 進行修訂，增設傳統醫學一章。李照國教授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與了2008年和2010年在日內瓦的兩次非正式會議以及 2009年和2010年在香港召開的兩次正式會議，親歷術語組相關問題的爭論和協商。為了配合WHO的工作，他帶領的課題組接到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任務後，將 1995 年和1997年中醫國家標準譯成英文，經審定後於2010 年 9 月上交WHO。課題組將研究總結的理論體系、翻譯原則和方法應用到翻譯實踐，把標準化研究和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
李照國教授帶領的課題組對中醫名詞術語標準化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對WHO和世中聯兩大標準體系在理論、實踐和方法等方面做了比較和分析，出版了《中醫基本名詞術語英譯國際標準化研究》。他參與的標準化工作不僅涉及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更是面對某些國家“去中國化”的暗流，他本著守護民族文化之心，在談判桌上辯論與堅持。
2.3 學科建設前瞻  隨著身份的多元化，李照國教授在標準化領域從翻譯實踐和研究轉向了國際標準制定等工作。總體而言，中醫翻譯學界重翻譯實踐、輕理論構建和學科建設，因此，中醫翻譯“有思想、無體系”的局面給標準化體系建設造成了發展障礙。
李照國教授中醫外譯標準化主張來源於大量的翻譯實踐與理性思考，以中醫翻譯理論體系為基礎、以學科建設和發展為依託，根基牢固、符合翻譯實踐規律、利於向外傳播，合理建構、利於健康發展。他重視理論，將中醫翻譯實踐提升到學術研究層面；他有國際視野，其標準化主張與國際接軌，並上升到維護民族文化主權；他強調學科建設，20 年前就強調了中醫翻譯學的重要性。但遺憾的是，他的學科建設主張未進一步發展和深入。中醫藥翻譯研究發展幾十年來，研究成果數量逐年上升，研究視野不斷擴大，文化外譯的時代要求促使中醫外譯學的構建成為必然趨勢。它將拓展中醫翻譯學的範圍和視野，為中醫文獻外譯實踐提供理論基礎，使外譯活動更有效、更科學地開展。
3 譯文化，開啟國學尋根
翻譯要解決語言文化異質性問題，不同文化源流是語言文化異質性最初的濫觴[21]。因而，要處理好中醫外譯的語言文化異質性，需要追溯到中醫文化根源，它與中醫文本特點、中醫文化的民族性關係密切，也影響到譯法、術語標準化主張，乃至理論體系建構，是中醫外譯和研究的根基。近年來，李照國教授從譯論研究逐漸轉向中醫文化溯源，從文化本源探討中醫外譯問題。
翻譯包括理解、變通或轉化、表達 3 個部分，中醫典籍的文化解讀是翻譯過程中艱難而又關鍵的第一步。解讀文本的基本依據是理解“文本本身”，“對文本本身的理解和解碼應該恪守取證定奪的原則”[21]。李照國教授強調原文本的理解，尤其是中醫文化的正確解讀，他主張結合典籍校注把握原義。他以《靈樞·師傳》中“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為例[22]，指出：“百姓”意為百官（all the officials），而有譯者誤譯為 masses，是與“百姓”的今義混同。
文化具有流變性，中醫典籍成書時代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習慣與現代中國人、西方人有明顯差異。現代人讀不懂中醫典籍，主要緣於文化流變，即文化發展過程中原有的文化序列中斷造成原文本意義難以理解。除了流變性，文化還具有傳承性（或延續性）、相容性等特徵。文化的流變性、科技發展、社會變遷等綜合因素造成人們對中醫文化的疏離，而文化的傳承性和延續性能為文本的語義解碼提供關鍵線索。李照國教授正是抓住中醫文化的傳承性，追根溯源，從中華傳統文化根源尋找文本的正確解讀方式，悟出文本原意，避免誤譯。
中醫學是中國古人在日常生活勞作、對自然界的認識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完善的傳統醫學體系。它以中國古代哲學為基礎，融合諸子學說和百家之論，反映中國古人認知方式、思辨模式、養生方法和診療手段。中國社會經歷 2 000 多年的變遷，傳統醫學也隨之發展，相對恒定的中醫語言和逐漸完善的中醫體系是中華文化發展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中國傳統文化與中醫學是母子關係，傳統文化是中醫學的原生土壤，是中醫學的根。中醫學在中華文化深厚的土壤中吸取各家學說、綜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因素逐步發展起來。所以，中醫學就是中華文化發展的活化石，反映了中國古人的生活方式、對自然界的認知、對疾病的診治等。
對中醫文化的珍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守護，李照國教授曾言，“中醫翻譯很重要，國際標準緊迫，但我們在全力推進這兩項工程時，更重要的卻是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瞭解和把握”[23]。他翻譯中醫典籍、形成自己的翻譯主張和思想的過程，也是他解讀中醫學文本的文化尋根歷程。
4 結語
李照國教授從事中醫外譯實踐30餘年，翻譯風格鮮明，譯法和標準化主張切合實際、富有遠見。從譯法到譯論，再到學科建設，研究層次逐步上升，但始終不離中華傳統文化本源，以中華文化傳播為目的進行中醫外譯實踐與研究。此外，他在中醫外譯標準化領域做出的努力，對中醫文化傳播和民族文化守護做出的貢獻，受到學界、業界人士的稱讚和敬仰。
在當今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時代，中醫文化為典型代表，此時，中醫外譯學科建設尤為重要。中醫外譯學科發展是中國文化復興的時代需求，是中醫外譯人才培養的助推器，更是中醫外譯規範化、標準化發展的指引。中醫外譯學科建設任重道遠，中醫外譯學的理論體系建設需以中醫外譯實踐為基礎，遵循翻譯學規律，辨清中醫外譯的共性與特性，結合中華文化和中醫文本特點，更加理性、細化、務實，使之成為指導中醫外譯活動的理論體系，為譯者和研究者提供更好的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