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運用史學、文獻學和描述性研究的方法，根據業內具有代表性的翻譯專家和標誌性作品，將中醫術語英譯標準化歷史按照時間順序劃分為三個階段，從中闡述中醫術語英譯標準的不同原則和標準，討論形成這種原則和標準的相關因素和歷史遺留問題，並提出了相應策略，為後繼中醫術語英譯標準化的完善提供參考。
一、引言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中醫學在全世界許多以英語作為通用語言的國家和地區傳播。西方國家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中醫學理論，並且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考慮將其納入醫療保健體系。然而，中醫起源於中國，翻譯過程中其源語是漢語，甚至是古文。學習中醫的人很容易發現，一個中醫術語往往有許多常用的翻譯，這其中甚至包括很多不恰當的翻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歷史上詞義的變遷、詞義具備的多重性、模糊性、翻譯原則的不同、譯者或作者因受教育背景和文化的不同而產生的不同理解等，而這會導致學術研究、臨床研究和各種形式的交流中的混亂。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世界各地的語言學家和醫學專家尋求建立一個標準化的中醫術語翻譯標準體系。這項工作已經進行了幾十年，也取得了一些進展。然而，迄今為止，還沒有公認的國際翻譯標準出現。對這段歷史進行歸納和總結，也許有助於理解我們所犯的錯誤、我們積累的經驗和我們仍然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歷史回顧
（一）第一階段：20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
近幾百年來，中醫藥向西方各國的傳播斷斷續續，其中一些中醫書籍被翻譯成西方語言，有的則直接用西方語言撰寫，但據目前所見的文獻來看，直到20世紀60年代，一些學者才注意到中醫術語翻譯的不規範性，並試圖自行制定中醫術語翻譯的標準。
1.滿晰博教授（Prof. Manfred B. Porkert）
滿晰博（1933-2015），出生於捷克北部烏斯季州的傑欽，1957年在巴黎索邦大學獲漢學博士學位。他讚譽中醫是一門現代和未來的醫學、一門成熟的科學和一門真正的生命科學。[1]他是第一個討論中醫術語並且指出中醫翻譯準確性和一致性勢在必行的權威作者。[2]滿晰博教授致力於使用拉丁語來構建一個標準化與實用性並存的中醫術語體系。他於1961年至1965年間發表了一些德語論文和許多重要的著作，其《中醫理論基礎》和《中醫診斷學要領》（均於1974年以英文出版）[3]都反映了這一嘗試。儘管他所建立的標準化術語體系中表達的詞義可能是準確的，但由於當代拉丁語與17世紀拉丁語使用情況的大不相同[4]，這些書籍和術語體系，不僅難以閱讀和辨認，更是難於記憶和傳播。因此，他的著作和術語體系在理解上的困難延伸到了教學、研究和交流的應用中，而對漢語譯者來說這些術語翻譯起來尤其困難。這也是他的術語體系最後沒有被廣泛採納和應用的原因。
2.李約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
李約瑟（1900～1995），科學家、歷史學家和漢學家，1900年生於英國。他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曾在劍橋大學工作。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體現在劍橋大學出版社1954年開始出版的系列專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這一系列專著講述了很多中國醫學史的內容。他的另一部中醫學著作是《天針：針灸的歷史與原理》，出版於1980年。除此以外，李約瑟博士還發現了中醫術語中的翻譯問題並試圖尋找其解決策略。他不同意滿晰博教授的翻譯方法，並指出：“滿晰博教授踏上了一條與我們最終預期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在拉丁語這一道路上走得太遠了。”[5]相反，李約瑟試圖創造一種能夠被西方讀者理解的基於語義詞根的詞語，由此根據希臘語和拉丁語的詞根發明了許多新的詞語。除了這一主要翻譯策略外，他還嘗試讓翻譯變得更加靈活。例如，他反對音譯，但對一些不可譯的術語，如道、陰、陽，尤其是氣，他採用了音譯的方法，而氣以前被翻譯成“能量”。他認為直譯不僅不適合傳遞文章本身的資訊，也為讀者的理解設下了阻礙，但在語義內涵明確的情況下，他也會採用直譯的方法，如中醫中的心、肝、肺、脾、腎等。[6]
他的翻譯標準化策略對後世的一些學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個策略在21世紀初成為了專家和翻譯人員經常討論的話題。儘管滿晰博和李約瑟在中醫術語的標準化上採取了不同的方法，但可能因為受西方科學和醫學中傳統用法的影響，他們的方法主要還是局限於拉丁詞或拉丁語和希臘語詞根的使用。然而，這兩種翻譯方法都為現代讀者創造了新的、晦澀的辭彙。此外，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古典語言的熟悉程度日益下降，能夠輕鬆閱讀和理解這些從古語翻譯系統中產生的單詞的人也越來越少。雖然他們未能建立起一個標準化的術語體系，但這些努力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並確定了中醫術語英譯標準化的必要性。
（二）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在這次訪華過程中，《紐約時報》報導了針灸用於止痛的方法，這在西方世界掀起了學習中醫的熱潮。一開始，許多西方人去了東南亞、中國（香港和臺灣）以及日本學習針灸。文化大革命（1966～1976）結束後，西方人開始直接在中國大陸學習針灸，學習後還可以獲得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培訓證書。因為中醫的迅速傳播和大量的一手資源，中醫術語英譯標準化顯得更加迫切，一些翻譯標準應運而生，並被廣泛採用。此外，部分中國學者也開始參與中醫術語英譯標準化的工作。
1.歐明教授
雖然這一時期許多漢英中醫詞典在中國出版，但歐明也許是第一位全面探討中醫術語英譯標準化背後的原則和方法的中國專家。歐明（1924～2017）是廣州中醫藥大學的終身中醫教授。從1978年到1986年，他和他的團隊共編纂了兩部詞典，分別為《漢英中醫常用術語》和《漢英中醫藥詞典》。同時，他提出了音譯、意譯、半音譯與半意譯相結合的中醫術語翻譯方法。[7]他還在許多論文中討論了許多常用術語和特殊術語的英譯。
他對中醫術語英譯的探索為今後的翻譯實踐和標準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是中國中醫翻譯實踐和標準化的開創者。[8]然而，他的翻譯原則和翻譯方法都還處於基礎階段，再加上傳播途徑比較狹窄，他的辭典和當時中國其他的同類詞典一樣並未吸引到國外譯者的關注，它們的影響總體來說還是地域性的。
2.WHO標準針灸命名法
為了達成全球針灸術語標準的共識，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分別在1982～1987年間在馬尼拉、東京、香港和漢城舉辦了區域會議。在區域一級達成基本共識後，1989年10月至11月，相應專家小組在日內瓦舉辦了關於採用標準化針灸術語命名的會議。[9]在世界各地專家的合作下，標準化針灸術語刊行了兩個版本，分別為1984年版和1993年版。
在世衛組織的全面推行下，國際標準化針灸術語在全世界廣泛傳播，其中的大部分標準化術語被世界各地採用。毫無疑問，它為針灸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和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這一命名法的內容僅限於經絡和穴位的名稱，經絡和穴位的名稱在整個中醫術語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此外，現有實踐中一些單詞和已經在使用中的英語術語與新標準不同，在採用WHO標準針灸命名法後幾年，一些著名專家極力反對這套命名法裏最主要的部分——即針灸穴位名的英譯方法。
3.謝竹藩教授
謝竹藩，1924年出生於中國，在他的醫學生涯中，他首先學習了西醫，後學中醫。現任北京中西醫結合研究所名譽所長。1980年，謝竹藩主編了《漢英常用中醫藥辭彙》，這本辭典主要在北京大學內部使用。1994年後期，他在《漢英常用中醫藥辭彙》1980年版的基礎上，編撰了《漢英中醫藥分類辭典》，儘管有些術語的英譯已經發生了變化。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時任局長在書的序言中對這本詞典寄予厚望：“……本詞典的英文術語可以通過實踐進一步完善，逐步成為公認的中醫術語英語標準。”[10]這意味著謝竹藩的術語翻譯體系得到了相關政府機構的認可。
謝竹藩的翻譯中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提倡廣泛使用現代醫學術語來翻譯中醫，他認為這樣更便於醫學交流。同時，認為中醫術語不應被視為單個漢字的組合。他的一些觀點引起了魏迺傑博士的反對。
4.魏迺傑博士（Nigel Wiseman）
魏迺傑，1954年出生於英國，著名的語言學家，精通西語，德語和漢語，是埃克塞特大學的補充健康專業的博士。1981年，他移居中國臺灣。他在中國醫科大學和臺灣長庚大學教授英語和中醫相關學科。在中醫術語的英譯方面，他編寫了一部應用廣泛的《實用英文中醫詞典》，1994年由美國標登出版社（Paradigm Publications）首次出版，1998年第二版出版，在中國大陸則發行了兩個版本。這本辭典涵蓋了大量的中醫藥術語，這一術語翻譯體系已被美國兩家最大的中醫出版商，即標登出版社和藍罌粟出版社（Blue Poppy Press）作為英譯標準。[11]魏迺傑主要提倡直譯，支持習慣用語對等，反對在翻譯中使用西醫除藥用名稱外的其他術語和拉丁詞，並從通用英語中創造了一些新的辭彙和術語。同時，自1993年以來，他在期刊或網站上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內容包括中醫翻譯重要性的討論、翻譯方法和理論、中醫翻譯的語言外因素以及與其他術語翻譯專家的辯論。
他的辭典和翻譯理論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最全面、最系統、最細緻的標準化術語體系，在世界範圍內，尤其是在英語國家，受到了極大的關注和廣泛的應用。然而，他的術語翻譯方法也受到一些專家的反對，此術語體系還沒有被正式認可為國際標準。
5.李照國教授
李照國，1961年生，應用語言學碩士，上海中醫藥大學中國古代文化及其翻譯專業博士，中國中醫翻譯界的領軍人物。自1991年以來，他發表了一百多篇關於中醫英譯的論文。他還出版了數十部有關中醫翻譯的著作。1996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中醫英語翻譯技巧》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中醫翻譯理論著作。他在本書中闡述了中醫術語的翻譯原則和方法。受李約瑟翻譯方法的影響，李照國最初提倡新詞由拉丁語或希臘語詞根創造中醫術語，但這種方法很快就被否定了。他撰寫了多部漢英中醫術語辭典，其中最早的一本是1997年由世界出版公司出版，在這部詞典中他提出了中醫術語英譯的五條原則，即自然、簡明、民族性、可回譯性和規範性。
李照國教授在我國中醫翻譯領域有著重要影響，且在許多國家和國際中醫術語標準的制定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儘管他提出的術語體系在國外地區並沒有引起太大關注，但它為未來的國際標準提供了重要參考。
這一個階段是一個充斥著個人思想碰撞和爭論的時期。在中國，至少有20本由不同作者編纂的中醫術語英語詞典，不過沒有一部能在國內產生廣泛影響，也未能進入國際視野。雖然魏迺傑博士的詞典在許多國家被廣泛使用，但它仍然沒有被公認為一個國際標準。在21世紀，有關不同中醫術語翻譯適用性的爭論也不絕於耳。即便是世衛組織宣導的標準針灸命名法也在翻譯許多術語和穴位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儘管如此，這些中醫術語辭典、WHO標準針灸命名法和翻譯理論仍為中醫術語的成熟標準鋪平了道路。
（三）第三階段：21世紀初期提出的翻譯標準
21世紀以來，中醫藥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認可和更加深入的應用。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傳統醫學戰略》多次提及“中醫”這一名詞。它還提出了針灸療法通過對照試驗被證明可以有效治療的28種症狀和疾病。[12]因此，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表示出對建立中醫術語翻譯標準的興趣。另外，中國認識到了國際標準的重要性，加上本國日益強大的國家政治、蓬勃發展的經濟和立足深遠的文化，中國政府主動參與了術語翻譯標準的制定。
1.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中醫常用名詞術語術語英譯
謝竹藩和他的團隊於2000年發起了由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資助的中醫術語英譯標準化研究專案。其成果最早見於2002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新編漢英中醫分類詞典》，後見於2004年由中國中醫出版社出版的《中醫常用名詞術語英譯》。後者是在科學、準確、實用、易於接受的原則基礎上，對前人的著作進行分析比較的結果。[13]該辭典在中國廣泛推行使用，並作為後來制定國際標準的參考資料。
2.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的中醫藥基本名詞
2000年，中國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的分支機構中醫藥學名詞審定委員會成立；同年，承擔了國家科技部資助的“中醫藥基本名詞術語規範化研究”課題，為中英文中醫術語的標準化制定了許多檔和規定。經過大量的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是2004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醫藥基本名詞》（含英文名）。該標準提出了對等原則、簡明原則、一致原則、回譯原則和規範原則。它首先採用意譯，其次是直譯，並試圖限制音譯。本標準後來被用作國際標準的參考資料。
3.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WHO-WPR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
2004年，基於翻譯標準的能維持翻譯的品質、安全、效率、可靠性和交互性，世衛組織在西太平洋區域發起了以“循證方法標準化”為主題的促進傳統醫學正確使用的專案。在傳統醫學中，穴位位置、診斷資訊和臨床實踐都有不同的翻譯標準，國際標準術語的發展被認為是實現傳統醫學全面標準化的第一步。世衛組織召開了三次關於制定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的會議，分別於2004年10月在中國北京召開、2005年6月在日本東京召開、2005年10月在韓國大邱召開。2007年線上發佈的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傳統醫學術語國際標準》標誌著系列會議的圓滿結束。[14]此項翻譯標準準確地反映了中文術語的原始概念，沒有創造新的英語單詞，且避免了拼音（羅馬化中文）直譯的情況，並與WHO標準針灸命名法一致。該術語標準擬每3至5年修訂一次。這意味著中醫術語標準化的國際合作邁出了新的一步。
4.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中醫基本名詞術語中英對照國際標準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WFCMS）是經中國國務院批准的國際性學術組織。自2003年建立以來，WFCMS一直致力於中醫藥國際標準化工作。它在研究了世界各地大量資料的基礎上於2006年完成了中醫藥國際標準化草案。2007年底，該組織宣佈完成《中醫基本名詞術語中英對照國際標準》，並由人民衛生出版社於2008年正式出版。在編寫該標準的過程中，WFCMS遵守WHO-WPRO提出的術語體系，並由來自68個國家和地區的200多名專家參與會議進行審議。此項標準在來自55個國家的174個成員組織中推行，每五年修訂一次。[15]
該國際標準的指導原則規定，譯文應具有同等性、簡明性、一致性和規範性。國內主要出版物均採用了此標準。2013年，第二版公佈，內容包括每一個術語的中英文定義。
在制定中醫術語英譯標準的過程中，我國的專家學者發表了數百篇與此相關的研究論文。這個話題包括了從宏觀到微觀一些列的問題和思考，包括術語翻譯的指南、原則、問題和相應的策略、綜述、方法、比較、評論、實例、語言特點和教學等。[16]這些都豐富了中醫術語標準化的內容，但由於各異的觀點和理論，標準的翻譯共識仍無法形成。隨著中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參與，中醫術語標準化工作越來越有組織性，世界各國專家之間的合作也越來越緊密。2008年，世衛組織決定開展第11版國際疾病分類，傳統醫學作為其中一個章節，已於2019年頒佈。2009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設置了新的中醫藥國際標準制定委員會。[17]在術語標準方面，WFCMS的術語體系已於2013年正式提交ISO/TC 249。[18]特別是2016年，ISO/TC 249將《中藥術語標準》提升至國際標準草案階段。[19]
三、討論
以上的歷史回顧表明，標準每五年一次的修訂標示著中醫術語英譯標準化正朝著一個更加一致、更加國際化、更加開放和標準化的方向發展。翻譯標準由早期與當代需求不適應的翻譯方法發展為與文化構架和專業知識相符的翻譯方法，由散在獨行的鑽研發展為系統合作的研究，由個人翻譯作品發展為為翻譯事業付出的共同努力。我們也可以發現，這類標準的成功建立，與中醫藥在世界上被逐漸接受和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密切相關。如果官方組織更早地參與進來，更加密切地合作，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爭論和工作的重複，從而節省人力、資金和時間。雖然未來幾年翻譯標準可能會達成一致，但仍有一些問題我們必須注意。
第一個問題是這些標準應該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許多著名中醫專家一直強烈反對中醫術語標準化。例如，本斯基（Benskey）認為，任何形式的標準化都會背叛大多數中醫術語固有含義的多重性，而這種多重性在不同的語境中已被各類學者使用了2000多年。假如在漢英翻譯中使用一對一原則進行僵化翻譯，就非常容易導致譯後中醫思想過於簡單化。由於中西方文化和語言的差異，完全準確的翻譯是不可能的；術語的多樣性又造成了一種“術語混亂”，這種術語混亂實際上有益於學生們在實踐學習中理解中醫學概念的深度。[20]馬萬裏（Maciocia）認為，對臨床實踐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表達中醫術語，而是臨床經驗。中醫術語的翻譯應側重於文章內涵，而不是對字面術語的翻譯爭論不休。不同的翻譯方法可以豐富他人對中醫的理解。[21]因此，即使有這樣的翻譯標準存在，我們也能不辨情況盲目使用。作者認為應根據不同場合適當應用中醫術語英譯標準，即對出版物和科學研究強制使用標準翻譯；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儘量使用標準術語，但也可以使用意義相同的替代翻譯來豐富與學生的交流；在與患者交流時，應使用患者最熟悉最能理解的語言。
第二個問題是目前的翻譯標準缺乏適用於當代實踐的中醫古代文獻中的常用術語。然而，中醫藥的內核中有著幾千年的歷史、大量的先人文化智慧和疾病防治經驗。古代文獻蘊含著大量的中醫藥知識，而被翻譯和標準化的還只占一小部分。同時，中醫術語的內涵和表達方式也總是在不斷演變。因此，現代中醫術語的標準化還不夠充分。在《黃帝內經》英譯本中就可以窺見這一術語混亂的現象。從1925年到2015年，《黃帝內經》或部分或全部被翻譯，形成了至少13個英文版本，與此同時新版本仍在不斷湧現。[22]由於譯者的教育背景、職業和翻譯目標的不同，翻譯的風格和選詞也各不相同。為此，德國的文樹德（Unschuld）和中國的李照國投身於一項重要的工作——各自為《黃帝內經》編纂了術語詞典。面對眾多的古代中醫文獻，這可能只是一小步。作者希望更多的術語辭典或術語標準可以根據作品的重要性或所處的中國歷史時期而編撰，這些都是反映文化和語言語境的重要因素。
第三個問題是對中醫單字標準的忽視。不同於英文字母，每個漢字都有其獨特的含義、形狀、發音和內涵。理解每個字元的多義性肯定會有助於譯者更好地理解術語。中醫術語中的每一個字都有非常深刻的意義。曾有學者在WFCMS和WHO-WPRO標準中分別計算了字元的數量和使用頻率。他們發現，在前一個標準中，共出現了1886個不同的漢字，總字元數為16821個，其中48個漢字（2.54%）占文本所用字符總數的三分之一，只有110個漢字（5.83%）占總字元數的一半，223漢字（11.82%）占文本總字數的三分之二；在後一個標準中，術語總字數為6131個，共使用1218個不同的漢字。術語中含有23個漢字（1.89%）占術語總字數的三分之一，38個漢字（3.12%）占術語總字數的占二分之一，106個漢字（8.70%）占術語總字數的三分之二。[23]這項研究成果表明，有些字在中醫術語中出現頻率較高，可以作為核心字。我們不難發現，這類可以作為核心字的漢字往往文化底蘊深厚，意義多樣，且經常與其他漢字組合，這就使翻譯變得很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漢字組合使用同一個英語術語是不夠的。魏迺傑或許就犯了這樣的一個錯誤：他為字典中的638個漢字定義了一個英文術語，並對每個出現的漢字使用了同一個英語術語，而不是根據每個漢字的不同組合為其定義新的英文術語。[24]我們需要的可能是對每一個漢字和這個漢字組成的短語意思都進行英文術語的對應。對於英文術語標準的進一步制定來說，這種努力是非常有意義的。
四、結語
正如牛頓所說：“我看得遠，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中醫術語國際標準目前取得的成就，是經過了歷史上無數學者和專家的努力才得到的。雖然中醫術語仍存在不同的的幾種標準，翻譯中也存在一些固有的問題，但是，隨著中醫藥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應用，中醫藥與西方醫療體系的進一步融合和國際組織的進一步參與，一個更加全面的、認可度更高的標準終將制定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