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中醫典籍的翻譯中做到對文化的恰當理解，即“自洽”十分重要。本文基於語料庫對《黃帝內經》的兩譯本進行語言層面的統計分析，從辭彙豐富度和辭彙密度兩個層面進行探索，研究兩譯本翻譯過程中的文化自洽特徵，以期給予傳統典籍翻譯一定啟示意義。
中醫典籍作為中醫文化的文字傳承形式，不僅是中華民族傳統醫學思維的歷史沉澱，也折射出了中華民族觀察、感知和理解世界所獨具的思維範式。中醫文化所蘊含的核心價值觀也逐漸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所接受。正確傳承和發揚中醫文化的進程中必須首先做到“文化自洽”，也就是對自身文化有恰當的理解、充分的認識。本文以中醫經典《黃帝內經》兩譯本（李照國譯本及倪毛信譯本）為例，利用自建英語譯文語料庫，結合中醫典籍的文本特色、文化淵源及譯者特徵，研究分析語言層面的文化自洽特徵。
一、相關研究回顧
（一）中醫典籍翻譯中的文化認知
費孝通認為，生活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人要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趨勢，這也是文化自洽的體現。中醫文化由古至今，經歷了滄桑變化卻仍能在新時代中發揮新的作用，說明中醫文化自身具有完備的哲學體系和文化特徵。中醫典籍翻譯中必須遵循的“自洽”表現為文本與話語之間的相互建構，主要體現在文本闡釋和話語實踐層面。 因此，譯文理應符合某一典籍所在時代與地域的歷史背景、時代禮節習俗、風格意境等。譯者應對源文不斷進行勘校、釋義，仔細揣摩，才能正確詮釋該典籍所蘊含的文化歷史資訊或價值，並達成最大限度地文化自洽。
（二）中醫典籍翻譯中的問題
中國古代中醫典籍的正式外譯始於 16 世紀末，最初並不是因為其醫學價值而引起西方的關注，而是因其所承載的哲學、宗教、倫理等觀念獲得重視。值得注意的是，因譯者身份各異，各類譯文的翻譯價值取向也有所不同，譯本的面貌呈現多樣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某種文化錯位，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被扭曲變形，甚至失語，即譯者沒有做到文化自洽，這種譯文可謂“猶譯不譯也”，其危害性不可低估。此類翻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阻礙了中醫文化的傳播甚至在海外形成了對中醫“偽科學”的誤解。
當代的不少學者都認識到，典籍翻譯過程是“一個二度翻譯過程，包括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兩個階段”，這個“翻譯過程增加了一個語內翻譯階段，原文為古代或近代漢語，譯文為現代英語，中間為現代漢語”。在這個語內翻譯過程中，我們必須首先通達典籍原意，還原真實歷史文化資訊，力求做到文化自洽。
（三）中醫典籍翻譯中的新趨勢
Hermans認為，譯本中隱藏著“譯者的聲音”。Baker主張將語料庫語言學與翻譯學的理論和方法相結合來研究翻譯中的譯者風格。近些年，國內外學者在此基礎上探索了語料庫翻譯學中的譯者風格。在研究內容上主要區分了“源文本型”（S型）和“目標文本型”（T型），前者關注源文風格在譯文中的再現，後者關注譯者在不同譯本中呈現的固有風格。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多通過建立原文本與多譯本平行語料庫，從傳統量化的角度探討譯本不同的翻譯風格。總體來說，在傳統關於中醫典籍譯者風格量化研究中，對語言層面的分析偏多，對文化層面尤其是文化自洽性方面的研究相對缺乏。
由此可見，文化自洽是連接原文與譯文之間的橋樑，是實現“講好中國故事”的關鍵所在。如何應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探索中醫典籍翻譯中的文化自洽策略是新時代的重要命題。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語料
本研究的語料為《黃帝內經》（素問）的古漢語源文本及李照國和倪毛信兩位譯者的英語譯本。李照國的譯本於2005年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而倪毛信的譯本於1995年由美國Shambhala出版公司出版。李照國是我國當代中醫典籍翻譯的代表性人物，長期從事中醫典籍英語的研究和實踐，而倪毛信為美國華裔中醫師，在美國從事中醫的臨床教學工作，對中醫文化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兩譯本在文化解讀、譯者身份、受眾定位、翻譯策略、哲學建構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對研究中醫典籍翻譯中的文化自洽特徵具有一定的價值。
（二）研究問題
胡開寶和謝麗欣曾提出，翻譯的對比研究應從語言層面和非語言層面兩個角度切入。語言層面主要關乎辭彙和句法，而非語言層面則與意象、策略、邏輯等相關聯。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主要問題：1.李照國譯本和倪毛信譯本在語言特徵量化統計上是否存在差異？兩譯本在語言層面體現了怎樣的文化自洽特徵？2.導致譯本出現風格差異的原因是什麼，對後期中醫典籍的翻譯研究有何借鑒與指導意義？
（三）研究工具和方法
本研究在搜集語料的基礎上自建了《黃帝內經》（素問）古漢語源文本及李照國和倪毛信兩個英語譯本，並對文本進行了清洗和對齊。在此基礎上，利用Corpus Word Parser軟體進行分詞且利用Tree Tagger軟體進行詞性賦碼。在語料庫分析方面，研究者採用WordSmith 8.0、EmEditor和ParaConc進行檢索和統計，以期剖析兩譯本中文化自洽的差異及造成差異的原因。
三、研究結果
在中醫典籍的翻譯過程中，文化以文本為載體得以體現和滲透。因此譯者對文化的自洽程度及自洽策略也可從文本的語言層面進行探究。本研究主要從以下兩個語言層面對《黃帝內經》兩譯本進行基於語料庫的對比分析。首先，通過統計類符/型符比計算辭彙的豐富度，其次，通過實詞型符的比例計算辭彙的密度。
（一）辭彙豐富度
根據楊慧中的觀點，文本中詞匯的豐富度主要通過類符和型符的比值來體現。Baker認為語料庫中型次比（Type Token Ratio，TTR）越高，則辭彙使用越豐富多樣。但是語料的大小對TTR的統計有較大幹擾，僅用TTR來表徵文本的辭彙豐富度還有一定的缺陷。為了減少文本長度差異對型次比的影響，2004年Scott又提出了標準型次比（Standardized Type Token Ratio，STTR）的概念。STTR值越大，則辭彙的重複率低，豐富度高，變化性大。表1為利用語料庫分析軟體WordSmith 8.0後得出的兩譯本辭彙豐富度比較。
從質性分析來看，由表1可知，李照國譯本與倪毛信譯本相比型符多近5萬，但類符僅多了不到300。為比較兩譯本的辭彙豐富度，需要查看更為客觀的標準型次比。李照國譯本的STTR為30.63，小於倪毛信譯本的36.27，說明李照國譯本的辭彙量相對較少，用詞的變化性較小。筆者檢索了美國當代語料庫（COCA）中的醫學子庫，計算其STTR值為36.86，這說明兩個譯本的辭彙豐富度均比英語母語的醫學類文本要低，由此印證了Baker的觀點，即譯文有一種簡單化的趨勢，譯文文本在辭彙、語法等方面都更加簡化。當然不可否認，這種差異的存在與源文本為古漢語也有一定的關聯。
從文化自洽的視角來看待譯文的辭彙豐富度和詞長分佈，研究者發現李照國的譯本用詞豐富度較低，重複性略高，這說明李譯本在辭彙數量層面進行自洽的處理較少，更符合古漢語的行文風格，利用簡明的辭彙來傳達意義。而倪譯的版本辭彙豐富度相對較高，說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已加入了自己對中醫文化一定的理解，且不論文化自洽的成果是否準確，其譯文顯化趨勢更高。
（二）辭彙密度
辭彙密度是通過句法的顯化程度來表徵文本的資訊量和閱讀難易程度的統計量。在本研究中，筆者用TreeTagger進行詞類標注，根據Stubbs的觀點，辭彙密度為是實詞數在總次數中所占的百分比。其中，英語中的實詞指具有穩定辭彙意義的單詞，主要包括動詞、名詞、形容詞和副詞四類。因此筆者用EmEditor統計各種詞類在總詞形中出現的頻次和占比以計算譯文的辭彙密度。辭彙密度越高，則表明文本的實詞比例偏高，說明文本承載的資訊量大，閱讀難度相應也較大。圖1和圖2分別為兩譯本各類實詞的密度及整體的辭彙密度。
由圖1可知，李照國譯本中名詞的辭彙密度高於倪毛信的譯本（36.09%>33.65%），而倪毛信譯本中形容詞的辭彙密度高於李照國的譯本（8.46%>7.21%），兩譯本在名詞和形容詞層面的辭彙密度均存在顯著性差異（名詞：x2=389.665，p<0.05;形容詞：x2=20.846，p<0.05）；動詞和副詞雖略有差別但差距不大。從整體來看，李照國譯本的辭彙密度為61.31%，而倪毛信譯本的辭彙密度為60.23%。結合前文的分析可知，李照國譯本的辭彙豐富度較低但其辭彙密度較高。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可能是“源語滲透效應”的影響。譯文與譯入語母語存在差別的原因就在於其受到源語的影響。正如Tiech對“源語滲透效應”的定義：在把一種語言翻譯為另一種語言時，譯文中可能存在以源語為導向的趨勢。對於中醫典籍的翻譯而言，其源語為古漢語，具有言文分離、行文簡練的特點。今人對中醫典籍的翻譯過程中實際上還經過了仲介語，即現代漢語的過程。雖然現代漢語未必以文本形式出現，但是李照國及倪毛信的譯本或多或少都基於對《黃帝內經》古漢語理解後的現代漢語框架進行翻譯。因此，在翻譯中醫典籍的過程中能對古漢語做到何種程度的自洽，決定了譯文的風格、準確性和可閱讀性。
由分析可知，李照國的譯本受到了更多源語滲透的影響，偏向用更多的名詞，而代詞等功能詞的使用則相對較少。尤其在辭彙豐富度較低的情況下，仍使用高密度的名詞，並總體佔有較高的辭彙密度，說明李照國的譯本閱讀難度更高。這與譯者本人的經歷及使用的母語也有很大關聯。相比而言，倪毛信的譯本辭彙密度偏低且形容詞詞類的辭彙密度與李照國譯本形成顯著性差異，說明倪毛信譯本的閱讀難度更低，描寫性詞語偏多。這說明漢語和英語中的形容詞存在概念化差別並在句法形式上得以體現。因此倪毛信的譯文風格與英語母語的行文風格更接近。倪毛信作為美籍中醫師，其母語為英語，因此在對源文本進行內洽的過程中，受到中文思維的干擾較小。
通過對《黃帝內經》兩譯本語言層面的統計分析可知，不同的譯本在辭彙豐富度和辭彙密度層面的數據具有顯著性差異，這與譯者對源文本的“自洽”程度緊密相關。而“文化自洽”的程度又取決於譯者的經歷、文化背景、源語影響等多種因素，該研究為中國傳統典籍的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