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是我數年前參加中國科學院現代化研究中心的長篇論文的一部份，我覺得萊布尼茨在對德國建國的作用遠遠沒有被我們中國人認識到。只知道他是個哲學家、數學家等，實際上他當年在未普魯士宮廷服務是所作的各種政策諮詢工作的意義，我認為要遠大於他目前被我們承認的貢獻大的多。這就是我為什麼對萊布尼茨感興趣的地方所在。
萊布尼茨對德國建國的貢獻
德國的萊布尼茨（Gottfrido Guilelmo Leibnitio，1646－1716）對我國的知識界似乎可以說並不陌生。都知道他是德國著名的數學家，發明了微積分。但是，有誰知道他還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文學者呢？他的著作或者說《萊布尼茨全集》至今德國科學院還在整理，直到2050年才有望出齊？有誰知道他終身關注著中國？因為他在世的時候正是清王朝康熙年間（在位期1662－1722年），2000年北京科學出版社專門出版了《萊布尼茨與中國》的紀念文集，《中國近事》發表3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2005年我國又出版他寫的《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l temporis illustratura），據說這是拉丁語版以外的惟一譯本，被列入西方早期漢學經典譯叢。從他20歲發表《論組合術》（1666）這篇邏輯學文章首次提到中國文字不是拼音文字，到他去世的最後一篇《中國自然神學論》（1716）可以說他終身關注著中國的發展。李約瑟博士在他的鴻篇巨制《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二卷“科學技術思想史”專門辟有一節“朱熹、萊布尼茨和有機主義哲學”以及一個附論“《易經》和萊布尼茨的二進位算術”尤其是治理國家方面的經驗，萊布尼茨也是功不可沒。美國學者孟德衛是研究萊布尼茨與儒學的專家曾經寫過一部《萊布尼茨與儒學：求同》（Leibniz and Confucianism: Search for Accord）。萊布尼茨生前自己就曾說過，根據他生前發表過的東西來對他進行評價肯定會遭到誤解。在短短300年間德國從一個不毛之地建成西歐發達國家，與萊布尼茨當初的貢獻是分不開的，尤其是在當年最艱苦的歲月裏。
一、萊布尼茨生活的的歷史背景
萊布尼茨生活的年代根本就沒有當今統一的德國，而只有所謂的一個叫做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或稱“第一帝國”名存實亡的統一體，但真正握有實權的卻是大大小小300多個軍閥割據的“邦國”、“選帝候”、“公國”還有成千的“騎士”之類的“草頭王”。他們各霸一方，住在自己的城堡或領地或封地裏，稱王稱霸，作威作福，魚肉百姓。而萊布尼茨呢，就在帝國北部的普魯士某個宮廷裏供職，充當宮廷多方面的顧問工作。那麼普魯士在地圖上地準確位置在哪里呢？下麵讓我們來瞭解一下。作為地理名稱的普魯士，也只能算是個歷史地理名稱，即便如此也是個很籠統的概念，沒有一個很整齊劃一的說法，有西普魯士和東普魯士之分。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具體的位置大致就在當今的波蘭和俄羅斯的加裏寧格勒（Kaliningrad）地區，當時叫做哥尼斯堡（K?nigsberg），即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1724—1804）的生卒地，注意德語到了康德時期還還沒有完全定型。普魯士在當15世紀霍亨索倫家族（Hohenzollern family）被那個鬆散的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派到當今的德國勃蘭登堡（Brandenburg）地區鎮守時，這一片荒涼的地區被稱為“帝國的沙瓶”，意思是除了貧瘠的沙地之外一無所有，連現在作為德國人主食的馬鈴薯還是幾百年後才從美洲引進的。1618年，當霍亨索倫家族通過聯姻繼承了普魯士公國之後，這個家族的勢力才向東部延伸，也才與“普魯士”這個名稱掛上鉤。而且，當時它也僅僅繼承了普魯士這個地區的一半——東普魯士，即當今俄羅斯的加裏寧格勒地區。1701年1月18日，這個家族的弗裏德裏希三世選帝侯之所以能自我加冕為普魯士王國的國王，把他治下的疆域從公國提升到王國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這塊落後的地區不被帝國皇帝看重。後來的歷史學家們說，普魯士的出現是歐洲獨一無二的現象。別的國家都是在漫長的過程中形成的，而普魯士卻是從一無所有中人為造出來的。然而，歐洲各國的君主們沒有料到，恰恰是這個從一無所有中誕生的後起的“發展中國家”，在短短的一段時間裏成為歐洲最強盛的國家。
普魯士憑著什麼崛起呢？立國前後，它其實只有一項財富——一項精神財富，即它的基督教新教的加爾文教派信仰。正是這個教派基本的倫理道德培育出了普魯士後來的以寬容、開明、勤奮為基本特點的精神，而又是這種精神奠定了它日後一系列在歐洲最進步的政策，從而使普魯士走上了富國強兵之路。加爾文教派強調工作的成就是“上帝恩惠”的表現，從而在社會上帶動起節儉、勤勞、講求效率的風氣，養成著眼於未來“長期投資”的習慣。這是19世紀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正是從這裏得出了加爾文教派的教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起了決定性作用的結論。只是當時普魯士王國的統治者們自己未必明確地意識到這筆精神財富對普魯士日後發展的作用罷了。
這固然不錯，實際上，韋伯只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而沒看到問題的另一方面，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作為哲學家的萊布尼茨的作用，即作為一個政治上的民族國家（nation）的出現，並不是完全是這樣的。
光靠省吃儉用中國人並不亞於普魯士人，為什麼第一次鴉片戰爭時當英國人把中國打敗了，那個以會過日子著稱的道光皇帝還在問那個英吉利到底在什麼地方呀？那麼，萊布尼茨究竟在普魯士作為民族國家中的崛起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呢？政府的作用即徵兵和徵稅如何完成，用現代的術語說，二次財政轉移如何完成？公共事業如教育、衛生、基礎設施、公務員開支等等僅僅靠私營部門就行了嗎？先簡要的回顧一下17世紀西方的歷史吧。別以為西方一下子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那樣，英國人曾經寫過一部叫做《16、17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的書有一句話我以為概括的比較準確，17世紀哲學僅僅是神學的侍婢，而大學則是教會的灰姑娘。事實上，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大多數現代思想先驅完全脫離大學，或者同大學保持鬆弛的聯繫。換句話說，三、四百年前，我們要去歐洲留學的話，他們那裏大概就會教《聖經》，也就是基督教神學和拉丁語希臘語在加上修辭學之類的學問，就連我們現在普通中學課本學的那些東西都沒有，哪里有什麼現在的科學技術啊！因而，這個具體的歷史背景我們一定要有關清楚的認識。
那麼，萊布尼茨在德國的現代化過程中究竟起到過什麼作用呢？1990年加拿大學者哈金（Ian Hacking）曾寫過《馴服偶然》（The Taming of Chance）一書，1975他還寫他過一部《概率的突現》（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這兩部著作都很成功，尤其是第二部，曾被美國現代文庫（Modern Library）評為20世紀100部英語寫作的最佳非小說類讀物之一。但這兩部著作材料有很多重複，我以《馴服偶然》（中譯本）為主軸，來看萊布尼茨為德國的崛起究竟做了些什麼具體工作。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說過問題不在解釋世界，而在於改造世界。那麼西方世界，尤其是德國，是如何被改造成今天這個樣子的呢？萊布尼茨在改造西方世界中有什麼我們可以借鑒的之處的？《馴服偶然》這本書就給我們講述了很樸素的這樣的故事。有的時候還真奇怪，沒想到人家改造世界的辦法，竟然還是從我們這裏學了去的。
前不久，我到北京雍和宮那邊的文廟看科舉考試的展覽，到頭來一看英國的文官制度的考試，也是從中國這裏借過去的，這倒令我感到有些好奇了。以前都說我們古代的科舉制度是多麼害死人，可是外國人家確還拿去當成好東西，還要向我們學習，這的確值得令人反思。我想對於萊布尼茨似乎也是同樣，以前我們都說他是唯心主義，但是當我讀了哈金教授的書之後，我對萊布尼茨的印象也有了較大變化。隨著我個人研究的深入，事情遠遠沒有向我想像的那麼簡單。先不扯那麼遠了，還是先來看看萊布尼茨吧。
二、作為普魯士官方統計學的哲學教父的萊布尼茨
實際上，萊布尼茨是17世紀普魯士官方統計學的哲學教父，沒有他為普魯士奠定下的基礎，德國似乎就很難有今天這樣的成就。而他的基本主張就是為了確定普魯士的基本國力就應該設立一個由普魯士國創立的中央統計局，從而來對這個帝國的人口多寡進行統計以衡量這個國家的真正國力。這是萊布尼茨於1685年左右闡明關於創建一個中央統計機構的理念。為什麼要設立一個由中央直接控制的統計機構呢？我們要先瞭解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
首先簡單介紹一下中世紀歐洲的宗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在中世紀被視為剷除異己和消滅異端學說的恐怖機構。如果被該機構判罪，則是非常可怕的，如女巫被燒死、異端學說遭到禁止等。中世紀的歐洲實行政教合一，君權神授。所以異端學說也就是反國家的罪行，它在羅馬法，即《查士丁尼法典》（Code of Justinian）中被定為死罪。國家的統治者們相信自己的威權來自上帝，他們無法容忍異端分子的存在。普通人也是如此，他們認為異端分子是危險的外來者，必將招致天譴。在中世紀早期，被控為異端的人會被帶到當地統治者那裏接受審判。所以被宗教裁判所判定有罪是件很恐怖的事情。
而始於15世紀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在歐洲歷史上是件大事件，它的影響不只僅僅限於信仰活動，它與文藝復興、地理發現、工業革命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絕對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凡是涉及到改革的東西都會觸及到利益，尤其是宗教這樣涉及到信仰方面的重大問題，引發社會整體環境的變化是絕對不能低估的。歐洲歷史上所發生的由神學家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領導的宗教改革引發了日後的“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 1618—48），結束該戰爭的“維斯特伐裏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在歐洲歷史上是一個里程碑，其核心內容是每個國家有權選擇自己的宗教，標誌著世俗政治國家的肇始，儘管如此，教會的勢力依然很大。可是，這場戰爭對日耳曼民族發展史上的直接後果卻是一場大災難，不僅導致人口銳減，而且將神聖羅馬帝國的選侯人數提高至300名，南方的哈布斯堡（Habsburg）皇室的權威開始動搖。神聖羅馬帝國至此雖然已有名無實，但仍繼續苟延殘喘150 年，政治實權卻依然掌握在林立的地方小王公貴族手中。
首先，要瞭解那個叫做“維斯特伐裏亞和約”的著名歷史條約。該條約的簽訂標誌著所謂的“三十年戰爭”的終結，所謂“三十年戰爭”指的是1618年爆發的“新教同盟”和“天主教同盟”之間的宗教戰爭，在這兩個陣營中的對壘中，還有不同派系的和諸侯之間的爭權奪利以及其他外國勢力的干涉，戰爭直到1648年簽訂該“和約”才告結束。“和約”的基本內容為神聖羅馬帝國作為一種有效的制度終結，標誌著歐洲現代民族國家體制的興起。和約使瑞典、法國及其盟友得到大片領土，承認荷蘭和瑞士的獨立，確認德意志諸侯的主權，加強帝國議會的權力，削弱皇帝和選候的權力，規定天主教教徒、路德宗信徒和加爾文宗有平等的權力等。
其次，是要瞭解“三十年戰爭”這場宗教戰爭是在哪里打的，說實在的打的實在荒唐，主要戰事發生在普魯士境內，可好處卻都是別的國家得到了。這就是19世紀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韋伯正是從這裏得出了加爾文教派的教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起了決定性作用的結論。我以為韋伯是只看到了結果沒看到過程，信仰的自由是要付出慘痛的代價的，以為一禱告，一劃十字，天上就能掉餡餅了？那可真神了，那是安徒生的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凍死在街頭前看到的景致吧。他沒看到當時的景象是個什麼樣子。恩格斯在談到當時的狀況時寫道，“在整整一代的時間裏，德意志到處都遭到歷史上最沒有紀律的暴兵的蹂躪。……到處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當和平到來的時候，德意志已經無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爛，撕成了碎片，流著獻血。”也就是說，你要信仰自由嗎，路德宗信徒和加爾文宗要爭平等嗎，那就在你那裏打吧。然後給你個虛的信仰自由，實際利益卻沒有你的份，都讓別的國家拿去吧。直到後來那個叫做“鐵血宰相”的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才最終實現了德意志的統一。第一帝國最終被法蘭西的拿破崙一世（（Napoléon I，1769—1821）推翻，而德國則以三次王朝戰爭通過榮克化走向在現代化，奉行了一條鐵血政策，直接導致第二帝國和第三帝國的誕生，為歐洲乃至全世界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而且是短命的，其影響至今都未消除。但那是後來政治上的事情。但需要指出的是，沒有萊布尼茨奠定的基礎也是不可能實現統一的，即與民休息，走和平之路。我以為，這是我們今天在現代化過程中要吸取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在全球化和資訊化的過程中如何在大國博弈的過程中更要注意，和平與發展這兩個主題變奏的重要意義。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除了能夠直接管轄奧地利和捷克等部分地區之外，對北部的普魯士境內其他諸邦國從來未能行使有效的統治權。“三十年戰爭”之後，皇帝建立統一帝國的希望完全破滅，“維斯特伐裏亞和約”更承認帝國諸侯有獨立的外交權力，這就使這種分裂局面更進一步固定下來。
三、萊布尼茨對中國仰慕和他身後的統計學
當時的“德意志”實際上無非是個地理名詞，境內有三百多個邦國，此外還有許多不屬任何邦國的城市以及近千個騎士領地都是各自獨立而不相統屬的。這種極端分散的封建割據局面嚴重阻礙了社會發展，當時就是這樣一種狀況。還談什麼現代化？有點錢的，也無非就是些小手工業者，分散在各個宮廷、官府、貴族和軍隊的需要服務而經營一些小規模工商業的市民而已，充其量只是依附於封建王室或諸侯的一些分散的狹隘的地方小集團。實際上，要按我們的成分來看，他們至多就是能劃入手藝人，小業主、行幫，這就是他們的資產階級啦，恐怕還算不上吧！。首先讓來看看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中描述的場景吧：“我新近獲知，在法國王室的派遣和法國耶穌會著名人物拉善斯和維利烏斯的大力支持下，法國傳教士張誠和白晉已經同另外四位皇家科學院的數學家前往中國。他們將不僅為中國皇帝講授數學，並且講授我們的哲學。長此以往，我擔心我們將很快在每個重要的知識領域落後於中國人。我並不嫉妒中國人的覺醒，而是從心裏為他們祝福。
萊布尼茨寫這段話的1697年，距離說中國是“東方睡獅”的那個拿破崙一世推翻“神聖羅馬帝國”的1806年，僅僅相差109年。從這裏不難看出，萊布尼茨的心情是複雜的，“三十年戰爭”使得法國不僅在領土上占了先機，而且在海外傳教和殖民方面也走在了前面，身為德意志宮廷外交官的萊布尼茨固然是有他的傾向性的，但他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卻看到了因為宗教信仰引發的戰爭對老百姓所造成的巨大傷害，妻離子散、顛沛流離實在是太不值得，信什麼不都是信嘛，人生那麼短暫，老百姓的生活條件那麼艱苦，卻還有為那個虛無縹緲的東西付出那麼大的代價！信上帝、信佛祖、信穆罕默德都可以嘛，為什麼一定非鬧得兵戎相見呢？他接著又說到：“我這樣說，只是希望我們也能夠從他們那裏獲得對我們更有利的東西，特別是實踐哲學和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暫且不論他們的其他成就。不管怎樣，我覺得鑒於我們目前面對的空前的道德沒落狀況，似乎有必要請中國的傳教士到歐洲給我們傳授如何應用與實踐自然神學，就像我們的傳教士向他們教授啟示神學一樣。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們借一個超人的偉大聖德，亦即基督宗教給我們的神聖饋贈而勝過他們，如果推舉一位智者來評判哪個民族最傑出，而不是評判哪個女神最美貌，那麼他將會把金蘋果判給中國人。”這就是萊布尼茨在1697年左右所見到的真實情況描述的描述！。這句話用的是虛擬語氣，說得還算客氣，翻譯成今天的話語就是說是說我們怎麼那麼不幸呀，把上帝給了我們，讓我們天天抱著女神，而把麵包給了中國人，讓他們天天有吃的。這話可能誇張了一些，可是，情況也的確並不樂觀。為了用數字說話，我還是要不厭其煩的引用一些具體的實證材料。萊布尼茨對所有種類的統計問題都具有一種強烈的興趣，而且就疾病、死亡和人口諸問題進行了積極的通信。他提出56個類目對一個國家進行估計，其中包括分性別的人口數量、社會地位、可持武器的身強力壯男人的數量、可以婚嫁的女人的數量、人口密度以年齡分佈、兒童死亡率、平均壽命、疾病的分佈以及死亡的原因等等。像他的許多計畫一樣，這種羅列在當時屬於未來學的範疇，要等很久以後才能成為現實。無論如何，我們先來看一段後來的描述：
“特蘭托，1786年9月11日。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我自我安慰道，在我們這個人們滿腦子都是統計數字的時代，所有這些大概已經被印成人們能夠在需要時參考一下的書籍——歌德
下麵這段引文則是英國統計局局長的話“愛丁堡，1798年1月1日。許多人起先會對我使用這兩詞感到驚訝，“統計學”和“統計學的”……1786年，當我剛好在穿越歐洲北部的一次極其漫無邊際的旅途中，我發現在德國他們正從事一種被稱之為“統計學”的政治探究。在德國，統計學意味著一種旨在弄清楚一個國家的政治實力，或有關國務問題的探究；而對該詞我所獲得的印象是對一個國家狀態的一種探究，其目的旨在弄清楚其居民所享受的幸福的量以及未來進行改善的方法。”
德國大文豪歌德（Johann W. Goethe, 1749—1832）在其《義大利遊記》（1786－88）中的描述，歌德離開魏瑪去義大利，在他那個古典藝術之國度過的一段時期，成為他的創作的一條分界線。這位寫出《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的大作家現在所見到的景致是浪漫的還是實證的？本來是想到南歐散散心，可卻偏偏躲不開那些討厭的統計數字，鋪天蓋地的統計數字，能讓他有好心情嗎？在寫出《群峰在入靜》那樣的感人小詩的時候歌德已經進入遲暮之年，滄海喪田，換了人間。歌德寫《義大利遊記》時候，萊布尼茨已經去世整整70年了。
其他人的情況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再看看那時候整個德意志的精神生活吧，專橫的官僚體制對科學、哲學和文學的審查和監督及其嚴厲，約束很強的。僅舉倆例子吧，如美學家文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由於不堪忍受當時政治制度的壓迫和難以容忍的科學狀況而逃離德意志，德意志啟蒙運動的最偉大的戰士古典文學家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急於離開德意志，就像急於離開監獄一樣；這時民族統一的意識主要表現在文學領域，無論是在薩克森還是在普魯士，在法蘭克福還是在耶那和魏瑪，只有文學藝術圈子在談萊辛、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和歌德的詩歌、劇本、長詩和評論。但這一切統統都沒有用處。皇帝根本不聽這一套，他就出版數字，雪崩般的數字！什麼美學，詩歌，皇帝不愛看，你跟老百姓講美學，講詩歌去吧，他們懂？就連那時的瑞士大數學家伯努利（John Bernoulli，1667—1748）在其《六國遊記》的記載，雖然在名氣上無法與歌德的《義大利遊記》相比，但在時間上確差不多，在勃蘭登堡、普魯士、波美拉尼亞、俄國和波蘭，這位對數字具有敏銳眼光的人物是這樣寫的：
“……走進一所掛有老東家畫像的房間之後，他不會去描述那張畫像如何如何；而是猛然抽出他的碼尺來量一下畫像的尺寸。他告訴讀者更多的是……這些畫像的尺寸，而不是它們所畫的是什麼或誰畫的。每經一地都有人向他報告當地所有的統計新聞中的內容，他對與沒人知道華沙城裏究竟有多少人居住而感到吃驚，但是讓他感到欣慰的是可以加入一個註腳，因為有關這方面的工作正在印刷廠裏呢……”這就是當時的狀況。
而所有這些東西由於涉及到當時普魯士的國家機密，都未被出版。這就是我們不能從康德那裏理解萊布尼茨的道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