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文彙報 2012年05月07日07：05
陳方正稱自己是科學出身，而後對寫作有興趣的人。1980年，他離開曾經從事20年的物理專業，轉型為“學者兼研究主持人”他創辦並主持雙月刊《二十一世紀》，參與“中國古代文獻電子資料庫”的建立，致力於科學史的研究和寫作。今年3月，陳方正教授在上海復旦大學演講，隨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
每篇文章都有題記，行文中常見“我們”，陳方正比只有一項志業的科學家有更多感念、更多記述。他稱自己是科學出身、而後對寫作有興趣的人。數理科學的底子加上“歷史學家的技藝”，催生了陳方正講述現代科學為何起源於西方的科學史著作《繼承與叛逆》。餘英時稱此書“體大思精”，“不但後面襯托著一層西方哲學史，而且還隱現著一套西方文化史”，實際上回答或者說消解了所謂中國古代科技長期優勝、而現代科學為何沒有出現於中國的“李約瑟問題”。
在論述古文字建立數位化資料庫、將之普及化的必要時，兼具中西、文理視野的陳方正指給我們看“公開但似乎還沒有國人注意的大秘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通俗課本，這些課本和字典在西方世界極為暢銷，滿足了各個層次讀者的需要。這說明，能真正透徹瞭解看上去艱深繁難的學問、又將之寫得曉暢易懂，不但會帶出龐大的市場類似的典型案例如霍金的《時間簡史》；更重要的是，能讓這門學問本身受惠好的講述讓人容易親近，真正的普及能開啟人們的心智，特別是能激發青少年的好奇心，讓他們為之投入熱誠。
儘管有著一雙發現“秘密”的慧眼，陳方正在回憶文章裏說起求學和研究黃金時期的自己，卻是“傻傻的”，與許多數理學界的奇人要事“對面相見不相識”；他回想失諸交臂的原因時說，很可能是同樣的因素引著他慢慢將人文作為自己的主業。
今年3月，在復旦大學舉辦的“價值與意義：中華文明的再認識”論壇上，陳方正教授以《中華與西方文明之間：對科學與宗教的一些觀察》為題發表演講，隨後針對中西文明一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
從對科學史發生興趣到全力研究，前後有15年
文彙報：您在《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裏的一個主要觀點是：“西方與中國科學的真正分水嶺不在近代，而遠在西元前四五世紀之間甚或更早，譬如說孔子和畢達哥拉斯在世的"軸心時代"。”能否為我們的讀者簡要介紹一下，最初是什麼促使您思考這一問題的？
陳方正：可以說是很偶然的機會。大概是1987年，我到美國去進修的時候，聽過一位科學史家何丙鬱講中國的數學，那時我就很好奇，中國古代的數學到底是怎麼一碼事，可是他的答案讓我很不滿意。另外，當時錢文源有一本書叫《巨大的慣性》，認為在漢代時帝國太大、思維比較僵化，所以中國沒有發展出科學。我看了也覺得很不滿意。可當時只是覺得他們講的東西不對，心裏發生一種疑問，也沒有發生興趣、真正去研究。
後來直到1993-1994年，我因為要給本科生教一門“天文學導論”，想講一點中國的天文學，就看到最早的、很重要的一本書《周髀算經》。1995年有一個國際漢學會議，我就仔細讀了這本書，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這篇論文可以說是我對科學史發生興趣的開端。我是念物理學的，一向覺得把西方科學的學理學好就完了，對它的歷史從來沒有研究過。可是到那個時候，西方的科學到底是怎麼來的，在我心裏就成為一個越來越大的疑問。所以，大概在1998年，我就寫了第一篇有關這一問題的論文《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那是我把西方的科學史稍微看了一下之後寫的，但覺得那也就是一篇文章而已。真正去研究，是又過了幾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要我去做8次演講，我才真正地、好好地、慢慢地研究起來。
所以說其間有一個很長的過程，前後有15年，一個很細微的地方引起我對這個問題的興趣，一直到我全力來問自己這個問題。可是主要的理由，還是因為我有很強的科學底子，物理學教了十四五年，對文科也很有興趣，這導致我後來寫了這本書。
文彙報：如果說在中西文明軸心時代的發展就埋下了“現代科學不可能在中國出現”的種子，那麼國人眼下所說的科學技術的“自主創新”和“趕超”，會不會是一種吊詭？
陳方正：那不一樣。剛才我講的是，自然科學的起源不是在中國，而是在西方，這是很早就由各自文化基因的不同所決定的。西方人在很早的時候就對自然現象發生了一種很根本的、很理論性的、很神秘的興趣，而中國人對此始終就只有一種實用的興趣，沒有理論性，沒有學術傳統，所以後來的發展就不一樣。“科技創新”是指在牛頓所開創的現代科學的基礎上，再發展、尋找新的科學規律、新的應用科學技術，這同它的起源是沒什麼關係的。人家已經把它發展出來了，你就先要把它學好，學好以後，在這一基礎上再往前走，再找新的東西。我們現在講的“自主創新”是指這個，所以同原來的起源是不相干的。
文彙報：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他的《文明》裏斷言，西方文明如今開始衰落，世界權力的天平正在從西方向東方轉移，本世紀剩下的時間將會向我們展示這種轉變如何完成。您怎麼評價他的觀點？
陳方正：說西方文明正在沒落，這個世紀末就會被東方文明所取代的人很多。可是我聽了這個話以後，第一個反應就是，到那個時候，那個東方文明除了是由東方人即印度人、俄羅斯人、中國人來主宰之外，它在本質上和現在的西方文明是不是有很大的分別呢？對此我就有點疑問。當然，現在的西方文明，比如科學、技術、資本主義，假如中國人、印度人、俄羅斯人都吸收過來了，當然會有一些變化，同現在在美國、歐洲的形態會有所不同，可是那個變化是不是本質性的呢？這個我就不知道。我認為這其實是主要的問題。
舉個例子來說：日本的文明現在算是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應該是可以討論的。在我看來，日本文明實際上恐怕同西方文明沒有太大的差別，應該說是一個有日本特色的西方文明，在底子裏還是西方文明。那麼將來，中國、俄羅斯或者印度的文明就算主宰了世界，到底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呢，還是只是有中國、俄羅斯或者印度特色的西方文明呢？這個就不知道了。
至於誰來主宰這個世界，到時也很難講。可能過了50年、70年，就回到一個非常多元的世界了，那也說不定。
根本改變是由一連串微不足道的改變累積而成的
文彙報：您曾經特別提到：法國哲學家圖道羅夫認為西方文明的一大特點就是“歐洲人瞭解別人的能力”。近30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於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學習和瞭解能力。您覺得中國人進一步瞭解、學習西方，還需要補上哪些功課？
陳方正：圖道羅夫這個話並不是說要向人家學習，而是說西方能征服世界的一個因素是他們能夠瞭解世界。瞭解世界就是用你自己的眼光發現世界是怎麼樣的，自己主動去瞭解世界，將之納入你的思維系統。可是這並不等於去學這個世界。西班牙人並沒有學當時墨西哥土著人的什麼東西，只是瞭解他們的言語、行為方式、宗教，然後利用這些知識來征服他們。
我想，中國人這30年來向西方確實學習了很多，可是這並不表示我們很瞭解西方。我自己認為，中國人到現在為止，並沒有花很大的力氣去瞭解西方。我們去學西方的科學、引進西方商業運作的系統和辦法以及西方的一些法律觀念，這是學習。可是他們所有這些東西到底是怎麼來的，我們一向沒有什麼人很注意。
舉個例子。我寫《繼承與叛逆》，其實是一個非常基本的東西，就是研究西方科學的歷史是怎麼樣的。很坦白地講，在我這本書以前，中國人沒有一本真正全面的書去講這個問題。大家覺得科學重要，就去學它，就完事了，可是對科學是怎麼來的，我們自己並沒有去做一個綜合性的研究，這樣的研究並不是我們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我寫這本書的一個很重要的動力，就是我們要瞭解西方科學的來源。我看了他們的書，想用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觀點，重新把這個來源給寫出來。
再舉個例子。西方的法律，現在我們也有很多人去學了，西方人有關法律的著作，比方古羅馬的法律體系，我們也翻譯了很多。可是我們有沒有人用中國人自己的觀點、話語和思想，把西方法律的起源和發展過程重新講一遍呢？我不知道，因為我在這方面沒有去研究。我想，恐怕也不見得有人去做這個事情，就算做了，大概也還沒有推廣出來。換而言之，我們要瞭解西方，就要瞭解他們的整個文明是怎麼來的，他們的軍事、法律、資本主義是怎麼來的。就此而言，我們現在還停留在學習的階段，而沒有到認真去瞭解的階段，也就是在我們的思維系統、知識系統裏，把這一切都吸收過來、用我們自己的話講出來，而且使我們一般受過高中或大學教育的人，能夠有一種常識。我們還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還談不上瞭解。
文彙報：但是其他文明的人也並沒有對我們的文明有這樣程度的瞭解。那麼，在您心目中，這些受過教育的人，他們理想的知識結構是怎樣的？
陳方正：確實，西方人，包括他們一般的中學畢業生甚至大學畢業生，對中國並沒有很好的瞭解。可是他們有一大批中國專家，對中國的瞭解非常深。你心裏肯定也會想，我們也有美國專家、歐洲專家。可是我想要講的是，我們的美國專家、歐洲專家大概比西方的中國專家要膚淺一點。他們的中國專家是從我們的《詩經》開始學習的，也就是從漢學的底子一直延續到當前的狀況，他們都有很深入的研究。甚至在漢學界，我們自己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哲學、歷史的人，也還要參照他們的意見。我不知道在諸如古希臘、羅馬或者中世紀的研究領域，我們有哪一個專家是他們做相關研究的人也看重的；恐怕還沒有這樣的人。所以，我們雖然有了相關的研究和學習，可是比起西方學界來，還趕不上他們的認真和進取，還差很多。
對於學校而言，需要研究機構能夠把這些知識擴散到大學、再從大學擴散到中學。這是一個很慢的過程，當然不是很容易的事。除了學術機構以外，政府的作用也很重要。據我所知，像美國中央情報局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情報機構，裏面實際上有很多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人類學的專家。他們對另外一個民族、另外一個國家的瞭解是全方位的，並不止於軍事和政治。對這一點我印象很深刻，也是從一些很小的事情上認識到的。在二次大戰時，德國有很多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逃到美國去了，他們有很多人就被吸收到中情局去了，他們也就是從哲學家的立場來研究另外一個民族。
文彙報：您在《站在美妙新世紀的門檻上》的序言裏說，因為生物複製、基因庫解碼、電腦能力爆炸而來的斷裂性，美妙新世紀與20世紀之間在經濟-社會結構和人類意識上存在巨大鴻溝。10年之後，您認為哪些差異是相比之下更為巨大的？其間又有哪些連續性？
陳方正：比如說你這個智能手機，現在人們會用它來上網、看新聞、聽音樂，等車很悶的時候打遊戲。我想，這就是我們之間的鴻溝。我都知道這些功能，但是我沒有用這種手機，我的手機只能打電話和收發短信，扔在馬路上沒人要的那種。智能手機對我來說太煩，而且沒必要。我想，這種手機將來的變化還會有很多，可是對我這樣的人來講，我就不願意慢慢地使自己來適應這些東西。只有更年輕的人才會這樣做。
這就是根本的改變。像我這樣的人當然無法想像不用電腦的情形，那樣的話，世界會很不一樣。在電腦上發封電子郵件，一分鐘後就可以看到。這是不是根本的變化呢？其實，根本的改變總是由一連串很細微的、好像不足道的改變累積而成的。我的朋友裏還有人比我大不了多少歲，可他們是不用電腦的。這樣的人和你們就是兩種不同的人類了吧。對你來說，很多重要的事情都發生在網上。這就是鴻溝。
我第一趟用電腦，是1958年。當時的電腦比iPhone功能差多了，有一間房子那麼大。我第一次在自己的房間裏用電腦則是1980年代，第一次用Email和Google大概是在1990年代。這些東西對世界造成的改變是多麼巨大！現在，傳統的照相機已經被消滅了。這就是鴻溝。
真正有意思的東西都是一種冒險
文彙報：您的文章經常會討論大的題目，您又是如何把握這些論題的？比方說現代化進程的比較，或者說對西方文明進程中的大事件、大運動的評述。現在的人文學者不太傾向於討論這類大問題，而是越來越細分，相比較而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似乎比較喜歡宏大敘事。
陳方正：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其實也很簡單。我現在寫文章也就是出於對學術的興趣，我對哪件事情感興趣，就會去做我的研究，然後寫出文章來。我已經退休10年了，就算在我退休以前，寫文章對我的工作、升遷等等也沒有關係，我也不需要去顧慮寫了這個文章，人家會怎麼想。我沒有這種顧慮和壓力。
可是，現在一般人寫文章，花了時間，一定要對他的學術生涯有所貢獻，所以，他的文章必須為同行所認可，同行認可的大多就是比較具體的題目，而那些宏大敘述類的大題目，寫出來之後，大家就不知道怎麼對待和評價了，於是大家也就不寫了。我能夠寫這類大題目的文章，就是因為我寫文章和做研究純粹是出於自己的興趣，是因為我認為這些問題大家應該去思考，我只是對自己的看法負責，不需要對一個機構或者citation index（編者注：引文索引，如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SCI）負責。
文彙報：您平時的寫作狀態是怎樣的？是不是面前攤了很多資料？
陳方正：那也不是。真正的寫作狀態都是比較苦的，那是一種掙扎。你有一個想法，第一步要去找資料，要起草草稿。做了以後可能發現你原先的想法根本不對，根本沒有前途，那等於要重新來過，再找資料，有可能又寫不通。
總而言之，至少對我來講，要寫點什麼東西，總是一個冒險。真正有意思的東西都是一種冒險。或許你經過很多的掙扎後，你的寫作方向完全改變了，甚至觀點和原來完全相反了，那樣的情形也會發生。我寫東西很苦，一般來講，長的也好，短的也好，最快大概要改個五六遍才可以拿出來，真正重要、比較認真的東西，改個十遍二十遍也算是不多的。
我讀到過一個英國哲學家說的話，他比較多產，說自己要是平均每天能夠寫500字，他就認為已經完成任務了。當然，那500字是要能用的。寫一篇中等長度的5000字文章，就要10天了。一篇真正的論文3萬字，那就需要2個月了。
文彙報：那麼，您有沒有一些重大修正過的觀點？
陳方正：有啊，當然要看你所說的修正重大到什麼程度。比如說我這本《繼承與叛逆》，裏面有一句話，說英國中古時（13-15世紀）在科學上是很領先的，可是到後來英國的數學就沒落了，一直到17世紀中葉，才又重新上來了。後來通過進一步的研究，發覺我的觀點不夠完備。在16世紀，英國還是有其他一些數學家的，他們對英國數學後來真正發展起來還是有貢獻的。當然，比起同時代歐洲其他國家如德國、法國、荷蘭的數學家還差了一點，但是他們使得數學在英國普及起來。我當時對此不了解，就沒有寫進去。書已經出來了，也沒辦法了，只能在第二、第三次印刷時改過來。
像這樣的例子還是不少。我那本書講了很多事情，雖然我很用心，可是不能保證自己沒有偏差或者沒有錯誤。我自己發覺的至少大概有三四處。有沒有更大的錯呢？至少現在沒有人指出來，大概也沒有很多人認真去看這本書。你所說的自己完全修訂過的非常基本的觀點，現在好像還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