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avies1995年發表的《發明大全》一書列舉了自古以來改變了人類生活的重大發明，它們包括：算盤（約西元前3000年），曆法（西元前1747年），紙（西元105年），火藥（約西元850年），羅盤（1100年），眼鏡（1268年），機械鐘（1280年），印刷機（1450年），抽水馬桶（1596年），stagecoach, （1620年），蒸汽機（1712年），疫苗（1796年），火柴91827年），麻醉術（1846年），電話（1876年），電燈（1880年），汽車（1885年），拉鏈（1914年），電視（1926年），抗生素（1928年），尼龍（1934年），避孕藥（1954年），晶片（1959年），光碟（1982年）。且不論上述某些發明的時間與我國科技史專家的看法是否一致，反正可以看出，在這個單子中，早期的重大發明還有我們中國人的貢獻，後來的發明就沒有我們的份了。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這裏所說的貢獻自然包括創造發明。現在，黨中央、國務院發出了走自主創新之路的號召，一些省市也提出要建設創新型省份和創新型城市。那麼，什麼樣的環境才有利於發明創造呢？考察一些專利大戶, 也許有助於回答這一問題。
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發明專利。但是，美國各州對此的貢獻是不一樣的，加利福尼亞州的貢獻最大。2001年, 加州獲得的美國專利商標局頒發的專利授權數為20861件，是50個州中最多的，占全美專利授權數總和的比例高達21%。同年，美國有三個州的專利數超過了論文數，加州是其中之一（在中國，專利數超過論文數的唯一省份是廣東）。以色列的人口只有700萬，但這個小國是全世界最具有發明創新性的國家之一。1999年，以色列在歐洲專利局的專利申請量高達每百萬人口122件，遠高於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每百萬人口88件的平均水準，非OECD成員國中超出該平均值的唯有以色列。［1］另據聯合國2001年的《人類發展報告》，以色列的技術成就指數居全球18位（我國排在第45位）。因此毫不奇怪，2005年一季度，以色列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達73家，中國才17家。N. Valery在1999年2月20日的《經濟學家》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注意到：加利福尼亞和以色列這兩個發明大戶擁有一些共同特徵：第一，都有高度競爭的經營環境；第二，都強烈依賴外來移民；第三，都非常尊重人的學識和資歷；第四，都鄙夷規避風險者。[2] 這四條當中，我們國家相對說來已經重視第一條和第三條，對第二條和第四條的認識則遠未到位。第一條其實說的是“需要乃發明之母”。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不創新肯定沒有出路。第二條說的是創意的源泉。科技文獻可以是重要的創意源泉，而攜帶著新思想的人則是更重要的源泉。移民來自另一種文化，往往操另一種語言，這就使他們在適應新地區的文化和語言的過程中更容易產生創意，或者是他們的思路和解決問題方式對本地區原有的發明創造者帶來新啟發。第三條無需解釋。第四條則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害怕失敗，指責失敗者，則難以有創造發明；更重要的是，在發明成果轉化為最終商業化產品和服務的漫長艱難過程中，風險資金的角色極其重要。而在一個規避風險的環境中，風險資金業是很難起步與發展的。在我國各省中，目前四個方面做得相對較好的似乎是廣東和上海。其他省市若想真正建設創新型省市而不是空喊口號，也必須扎扎實實地抓這四條。
從理論上說，只要有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技術成果的轉化靠市場交易機制就可以順利完成。而實際上，由於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技術成果的複雜性、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的不完備性、成果價值估計的困難性等各種原因，技術成果的轉化是非常艱難的，單靠市場力量是遠遠不夠的。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說過：他曾經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申請到了近50萬美元，研究如何用合同方式來“租用”發明專利。研究了5年，一無所獲，50萬美元血本無歸。[3] 這一小例子表明，技術發明成果的推廣利用確實不容易。
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為了促進技術成果的推廣應用，政府仍必須有所作為。在這方面，我國古代有很多做法是值得今人借鑒的。例如，唐天寶5年（746年），政府“令村坊要路榜示廣濟方，救人疾患”。這是政府在推廣醫學知識。唐大和元年（828年），政府“令州縣寫《兆人本業》散配鄉村。令京兆府按樣造水車散給百姓”。這是政府在推廣農業技術。[4]
就全國而言，目前的創新環境還不甚理想。但是，如果我們一些省市率先在本地區營造出較好的創新環境，好比在荒漠中培育出一片綠洲，則照樣可以出現“塞北江南”的好景象。綠洲越來越多，最後就連成一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