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學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挑戰和危機，幾乎所有學科領域都不同程度地與其發生關聯而使其機遇無限，其研究資源日漸枯竭亟待拯救而令其發展倍受挑戰，其超速發展使公眾無法知情從而產生倫理與安全上的信任危機。自農業社會以來，人類逐漸跨入了“文化進化”背離“生物進化”，“文化倫理”超越“自然倫理”，從而引發矛盾衝突頻頻發生的歷史時期。尤其是進入工業社會後，科學研究及其應用越來越多地直接圍繞自然環境與生命活動展開，生命科學及農、林、醫等相關學科獲得了“超速”發展，隨之引發的生命倫理問題成為歷史之必然，其種類與數量與日俱增，並已成為阻礙社會健康發展，困擾人們日常生活行為選擇的“心頭之患”。生命倫理問題的發生雖屬文化進化之必然，但“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生命倫理問題的發生與人們的行為，特別是與生命科學及其相關領域工作者的“所作所為”密不可分，而人的行為表達如何與其所處後天環境，特別是所受培養教育息息相關。開展生命倫理教育，可喚醒人們“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原生倫理意識”，從而減少生命倫理的問題發生，緩解其負面效應。
1 生命倫理問題頻發呼籲生命倫理教育
有學者將生命倫理問題引起全球關注歸結為：日本遭原子彈轟炸、二戰期間的人體試驗和美國已故女作家Rachel Carson所著《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出版，也有人認為是：生命科學、醫學、農林等相關學科的快速發展及其技術與產品過於市場化等所至，但究其深層原因：乃是文化進化失控及人類自身奢望無度而引發的自然倫理秩序紊亂所至。從人類的文化進化開始特別是其超速發展後，生命倫理問題便“應運而生”，生物與文化“雙重進化”之間的“時空反差”所造成的矛盾是生命倫理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1]。目前全球的生命倫理問題主要有：
人口倫理問題：此問題的本質是人類“生老病死”的生態秩序被迅速打破。人口倫理問題是其他生命倫理問題發生的首要誘因，全球人口達到532萬約用去了人類500萬年進化中的499萬年，而其達到70億僅用了1萬年[2]，僅從兩者的量化比較而言，足以令人瞠目。人口倫理問題的主要表現為“人口爆炸”，“老齡化”，“性比例失衡”，“獨生子女”，“失獨家庭”等，還有學者將戰爭、瘟疫和饑荒的發生以及人的行為異常也歸結於此，此說雖具爭議，但若完全否認，恐難以服眾。此等現象在人類社會中雖然具有其一定的進化必然性，也並非人類刻意所為，但其間的因果邏輯關係不可否認。促使人口暴增的緣由主要是農業（食物得以充足）與醫藥（疾病得以醫治，壽命得以倍增）等與生命科學相關領域的飛速發展，此類學科目前也是生命倫理問題發生的“重災區”。
人類尊嚴的倫理問題：人的尊嚴首先是生命的，而後才是文化的。但是，近年來，人類生命的尊嚴面臨著人體醫藥試驗、生存環境污染、戰爭與恐怖活動、食品安全、生殖行為的隨意改變、種族歧視與滅絕、人類基因組研究的安全與倫理問題等一系列人類對自身的生命尊嚴發起的挑戰。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人類尊嚴的生命倫理問題多是在“發展科學技術”的“崇高目標”下“伴隨發生的”。科學技術雖然是“雙刃劍”，但我們培養的“劍客們”也應該儘量做到“得心應手”，總不能“濫殺無辜”吧。
生態倫理問題：人口暴增迫使自然界億萬年進化形成的“原生態”倫理秩序發生紊亂甚至顛覆，並具有明顯的“不可逆性”，其主要表現為：“生態失衡”，“生物多樣性減少”，“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災害頻發”等。在人類活動的“強行干預”下，全球40%的土地荒漠化，23％的耕地退化，森林面積下降了65％，生物多樣性損失了30％以上，淡水資源有一半被污染，自然災害比50年前多4倍[3]，而且，當前的環境狀況肯定比已公佈的數據更加嚴酷。生命科學的所有領域均與生態倫理問題的發生密切相關，為此，我們理應在生物學的教育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健全的生態倫理觀。
遺倫理傳問題：生命的遺傳資訊組成是其億萬年進化積澱的產物，而目前的遺傳操作對於生物的遺傳物質及其所控制的性狀而言，相當於沒有“時空”限制的“文化突變”。由此，任何遺傳倫理問題都可以從人類的“生物進化”與“文化進化”之間相互作用所產生的“時空”衝突中找到其發生根源。遺傳倫理問題是生命倫理問題的核心，我們唯有將其上升到進化的高度加以認識，方能理解其深層。遺傳倫理問題集中體現在“生命尊嚴面臨挑戰”，“個體生存與群體健康間存在衝突”，“人權問題”，“基因逃逸與生態污染”，“現代遺傳操作技術對生物進化的影響”等[4，5]。遺傳倫理問題很難理解，如不對公眾開展“可接受的”生命倫理教育，遺傳學研究與應用則無法被其理性面對與監督，與之相關的“基因產品”也將難以獲得消費者認可，甚至引發全面的科學信任危機。
醫學倫理問題：醫學倫理問題具有公眾最為關注、矛盾最為激化、發生最為頻繁、影響最為深遠、調節最為艱難等特性。醫學倫理問題的焦點是醫患關係，其實質是雙方各自的利益如何平衡。醫學倫理問題的主要表現有“醫患關係緊張”,“醫療資源分配不公”,“臨床試驗的風險與利益”,“告知義務與知情同意”,“個人隱私與公眾健康安全”,“現代生物醫療技術運用的安全與倫理”,“臨終關懷與安樂死”等[6]。醫學倫理問題之所以“萬眾矚目”，一是治病救人多“生死攸關”，二是醫療過程已“功利十足”，三是患方對醫方“難以知情”。醫學倫理問題若不能有效緩解，醫患雙方永無寧日，醫療市場永無秩序，公眾健康無法保障，社會和諧無以實現。
人類行為的生命倫理問題：人的行為既非自私也非無私，而是處於一種“利己與利他”的動態選擇與平衡中，否則人類無法進化，個體也無法生存。但由於“文化倫理”日益背離“生命倫理”，使得人類行為的倫理秩序出現“失衡”。如獨生子女在行為發育過程中缺失了從“親緣關係到非親緣關係”的過度，從而使其一時難以適應離開家庭後的社會生活，表現為較多的利己行為。此外，由於人口暴增，社會壓力增大，人們的心理過於緊張和煩燥，使得人們在：親緣、師生、同學、朋友、同事等各種社會及人際關係中的行為表達上出現諸多生命倫理秩序問題。[2]。具體表現在：因一己私立便“危害社會公眾”，甚至因生活瑣事便“反目成仇”，“相互傷害”，“自我傷害”等現象日漸增多，數千年“血濃於水”，“與人為善”，“兄弟如手足”,“師徒如父子”等具有促進社會秩序穩定的生命倫理傳統“日漸蒼白”。
其他倫理問題：生命倫理存在於所有領域，問題涉及其廣泛，如：“試驗動物的倫理地位”，“人類行為控制的倫理問題”，“競技體育訓練的知情同意及興奮劑濫用”，“納米倫理問題”，“生物資訊庫的倫理問題”，“親緣倫理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教育行為的生命倫理問題”，“女性生命倫理問題”“宗教的生命倫理問題”等。此外，對他人行為的判斷與評價，家庭或家族成員之間的相互關係，不同的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關係，甚至不同國家及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等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生命倫理秩序的問題[1]。任何事物的發生與發展一旦與生命倫理相悖，最終必然走向衰敗，因為：生命倫理是人類乃至自然界的“底線倫理”。
生命倫理攸關自然協同進化及人類和諧發展，但卻問題頻發。自20世紀70年代生命倫理學誕生以來，生命倫理秩序經法律、道德及條約等多方規範與約束，希望其獲得應有的尊重，但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在於：目前的生命倫理學研究只是以發現問題並尋求解決方法為主，但對生命倫理問題發生的深層緣由研究甚少，同時，對於開展生命倫理教育在緩解生命倫理問題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缺乏應有的認識。教育雖非萬能，但若沒有教育，任何生命倫理問題的根本緩解則皆無可能。開展生命倫理教育的作用並不在於杜絕生命倫理問題的發生，但其一定會使人們少犯倫理錯誤，而教育首要的作用是啟發並鞏固人們良好行為的自覺性。生命倫理教育是其他後天教育的基礎和起點，其有利於個體形成健康的社會行為模式。人類原本是接受倫理約束的，但是在人口爆炸、人欲橫流、功利膨脹、競爭無序的當今社會，需要通過教育才能使其領悟並自我約束。如果社會不提供應有的教育服務，而只是在事後一味的指責甚至處罰，那便是“不教而誅”。而生命科學教育既是生命倫理問題發生的部分責任者，同時也應該是緩解生命倫理問題的主力軍，正所謂：“解鈴還須系鈴人”。
2 高校生命倫理教育現狀
目前，在全球的高等院校中，醫學倫理教育開展的最為普遍，生態倫理教育次之，而以普通生物學為基礎的、全面系統的生命倫理教育還處於起步階段，這也說明目前的生命倫理教育發展具有不平衡性。從“醫學倫理”與“生態倫理”均應屬於“生命倫理”範疇的視角出發，以普通生物為基礎的生命倫理教育更具深遠意義。
約西元17世紀之後，許多國家便開始宣導醫德，如中國有“神農嘗百草，令民知所避就”，之說；古希臘有“希波克拉底誓言”；19世紀後，英國的佛洛倫斯•南丁格爾所著的《護理劄記》(Notes on Nursing)是近代傳統醫學倫理學中護理倫理教育的奠基之作。此時期生命醫學倫理教育雖有所宣導，但尚缺乏全面、系統和專業性。進入20世紀70年代，生命倫理教育有了長足發展。1982 年以來,中國許多高、中等醫學院校陸續開設了醫學倫理學課程；1999年，全美124所醫學院校全部提供了生命倫理學培訓；2001年，日本的《醫學教育核心課程大綱》指出，醫療倫理和生命倫理應當貫穿於素質教育、臨床前教育及臨床實習等醫學教育的全過程[6]；2002年，國際醫學教育組織（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IIME）在其發表的“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 ”的醫學職業價值、態度、行為和倫理部分中指出：敬業精神和倫理行為是醫療實踐的核心。醫學倫理教育之所以開展的比其他相關學科更加廣泛深入，是因為醫藥領域直接涉及人的生命與健康，長期以來其始終是倫理問題發生的“重災區”。
中國歷史上倍受推崇的儒家教育有“天人合一”的生態思想，而道教則主張“道法自然”。古代文化所蘊涵的自然教化思想，可謂人類生態倫理教育的“原生狀態”。由於環境問題深受全球矚目，故與之相關的倫理教育目前也還比較普遍。1977年，在前蘇聯召開的國際政府環境教育會議提出：在發展環境教育計畫時，必須考慮倫理價值；1991年，國際環境教育計畫通訊指出：環境教育的終極目標在於培養具有環境倫理信念的人，他具備正確的環境態度和價值觀，並表現出理想的環境行為；在我國的高等院校中，生態倫理教育也有所開展，但多以專題講座或社會活動的形式出現，在其道德教育課程中也包含一些生態教育章節。有些院校在哲學和政治學等專業開設生態哲學及倫理學課程，其中有部分生態倫理學內容。還有些院校主張高校生態文化教育，宣導建設“綠色大學”或“生態校園”。目前，關於生態倫理教育的提倡與研究不少，而付諸實踐方面尚須加強。
針對基礎生命科學的倫理教育開展的情況遠不及前兩者樂觀,但也有所舉動。2006年，在韓國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衛組織亞太地區生命倫理學教育會議上，集中討論了：生命倫理教育的目的、意義和方法，跨文化的生命倫理教育，以及生命倫理教育面臨的問題及其應對等問題。在我國的非醫藥類高等院校中，如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山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四川大學、吉林師範大學、齊齊哈爾大學、內蒙古科技大學及河北農業大學等相繼開設了生命倫理學的公共選修課，但完整、持續和系統的生命倫理教育體系構建尚須完善。值得一提的是，我國臺灣早在20世紀70年代便在數十所院校開設生命倫理或應用倫理課程，並進行了較系統的研究和實施，值得深思。
我國目前的生命倫理教育研究尚不夠深入，尚未獲得全社會應有的重視。從幾部生命倫理學文集和第二、三、四屆全國生命倫理學會議文集中收錄文章的統計結果看，生命倫理教育類的研究為數極少，只有1%，而且反映出，生命倫理教育研究的內容也大多是生命倫理問題的淺層描述與解決，而非深層次的理論分析。目前的生命倫理學研究多集中在生命倫理問題的發生與解決方法等方面，而生命倫理發生的重要緣由之一——生命倫理教育的缺失——卻極少受到關注和深入研究。美國是生命倫理學的發祥地，但其長期對生命倫理教育也不夠重視，為求有所改善，其醫學教育聯絡委員會（LCME）規定：生命倫理學在醫學院校是必修課[6，7]，對此，中國不應“重蹈覆轍”。
3 高校開展生命倫理教育的基本策略
生命倫理無所不在，生命倫理問題無所不及，故生命倫理教育課程應該在高等院校的所有專業中開設，當然，不同專業應有所側重。一個人首先是生命及其倫理的載體，而其文化倫理屬性乃後天所成，人類所有行為的表達無不滲透著生命倫理秩序。不論是學生當前所學，或是其日後所做，生命倫理：與其所處自然環境的生態平衡，與其自身生命活動的健康發育，與其個人行為的適度表達以及對他人行為的客觀理解，與其對社會和諧有序發展的認識程度，皆“如影隨形”。至於生命科學及其相關專業的工作者對生命倫理有所敬畏與遵循更是理所當然。開展生命倫理教育的具體措施建議如下：
1、全面瞭解生命倫理問題，以求“有的放矢”。目前，社會公眾對生命倫理的認知主要聚焦在問題的發生及其對人類的影響上，故而從問題類別切入，容易引起學生的關注度，而結合社會實際的教育路徑對於生命倫理問題的早日緩解更為直接有效。但在高校課堂上的倫理問題的引入應該與理論分析有機結合，不能簡單的“就事論事”。必須提出的是：對生命問題的引入一定要客觀、辯證和理性，否則，將會使學生陷入單純甚至盲目“否定或肯定”的誤區之中。
2、探尋生命倫理問題發生的深層緣由，為求“知其所以然”。當前，社會公眾對生命倫理及其相關的生物安全問題存在“知情”上的困難，從而表現出顯著的盲從性，根本原因是其不清楚生命倫理及其安全問題的發生具有人類“雙重進化”下的歷史必然性和長期性。歷史必然性決定了生命倫理問題發生的宿命，而長期性決定了生命倫理問題存在的持續性。只有從生命倫理問題發生的進化基礎出發，方能回答為什麼：目前甚至長期不存在危害，基因技術也應該“審慎行事”。
3、培養學生的進化史責任感。地球起源於46億年前，生命起源於37億年前，人類起源於500萬年前，不論自然進化或人類發展，皆“未知無窮”，僅僅知道“上下五千年”的“文化進化”，便以為人類與自然就能和諧相處，猶如“癡人說夢”。生命倫理教育最基本的宗旨是要告訴人們：當今人類所作所為、所思所想及其所面對的一切都與自然進化以來的全過程“血脈相通”，而我們今天的“言行舉止”均與自然界以及人類自身未來的進化與發展，甚至“生死存亡”息息相關。人類的責任不僅是“空間”性的，也是 “時間”性的，更應該是“進化時空”的性。
4、告訴學生如何在理論和技術上減少生命倫理問題的發生。許多倫理與安全問題完全可以在理論與技術上避免，因此，在生命科學及其相關專業學生的培養方案中應充分考慮，最好應該有專門的研究領域和課題。生命科學研究與應用不能走“先發展，再治理”的不歸路。此外，將各種公眾十分敏感的倫理與安全問題融入相對枯燥的專業知識講授中，會增加學生的關注度和理解層面，這更有利於學生對專業學習內容的理解和記憶。從而使生命倫理教育與專業知識內容有機融合，相互促進。
5、引導學生客觀面對社會公眾對生物科技產品的疑慮或反對。生物技術特別是基因技術產品受到世人置疑是其自身超速發展從而令公眾無法適應的必然結果，但同時，生命科學及其成果迅速廣泛應用於人們的社會生活也是人類科學發展之必然。因此，高校培養的相關專業人才具有多重使命：樹立自身的生命倫理觀念，掌握減少或避免生命倫理問題發生的理論與技術，理性面對生物技術本身的局限性和社會公眾的疑慮與反對，具有向公眾客觀通俗解釋和說明生命科學與人類發展相互關係的能力。
6、教育學生學會如何平衡生命科學發展與社會倫理安全之間的關係。生命科學發展是必然的，緩解倫理與安全問題又是必須的，兩者無法兩全但又必須兼顧。務必讓學生認識到：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只能是有限的，有序的，適度的，若反其道而行之，最終只能是自然進化與文化發展“兩敗俱傷”。目前的現狀是：過於強調所謂科學發展，而倫理與安全問題沒有獲得實質上的關注，既然是“平衡”，那只能是“各退一步”，方可求“各得其所”。
7、生命倫理教育的“共性”與“特色”。從人類的基本（或底線）行為而言，生命倫理教育當然具有其共性，如宣導：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等。但不同專業，不同課程，生命倫理教育則必須各具特色，如生命科學專業應更加注重生命倫理教育的全面性與系統性，農林專業應該偏重生態與基因倫理，醫藥專業應更加注重醫療公平、醫患關係與生殖倫理等。
8、完善教育體系培養教師隊伍。當前的生命倫理教育在理論研究、教育理念和教學內容建構等方面都尚須完善甚至重建，否則，生命倫理教育將只能停留在“隔靴搔癢”的層面上，生命倫理問題也將永無緩解。目前的生命倫理教育隊伍存在人員數量匱乏及教師的知識構成欠缺等問題，許多自稱是生命倫理教學與研究者，實際上對生命科學及其相關學科缺少基本的瞭解，一經涉及少許專業知識，便只能說：“我不是研究這個的”，如此說來，何以服眾。此事固然責不在教師自身，但相關教育主管者應該對其進行較系統的培訓。
老子曰：“道生之，德蓄之”。道乃自然規律之道，德乃尊道育人之德。
自然之道乃生命起源與演化之道，育人之德源於自然之道而兩者相輔相成，故人類道德行為首先是“健康發育”，再加之“文化教養”，如此方能“自覺自律，安分守己”，否則，便會“倒行逆施”。人類不應反對文化變革，但任何變革不應頻頻發生。生命倫理乃自然之道的主體，獨具自然與文化“雙重屬性”的人類既有尊道之本分，又肩負自身與社會文化發展的使命。開展生命倫理教育的意義和作用在於：在人們的心靈中搭建一座“自然與社會”相互交融的精神平臺，在人們的行為表達過程中設置一個“生命與文化”動態平衡的倫理底線。自然和諧乃社會和諧之本，生命倫理乃人類道德之源。開展生命倫理教育既是為了生命科學人才培養的健康發展，也是為了培育良好的生物科技市場環境，更是為了整個人類社會的有序與和諧。高等院校應該舍出一點學時，搶佔生命倫理教育這一具有“萬年大計”意義的制高點以適應生命科學“超越時空”的飛速發展。高校生物教學研究不僅僅是專業知識方面的，也應該包括如何培養學生良好的學術道德，而生命倫理教育及其研究恰恰是從一個被長期忽略的視角“勸誡”人們去遵循人類和諧發展和個體健康生存所必須的“底線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