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社會道義的基地，承擔著對社會最高、最普遍精神的塑造。那麼，我們又如何定義大學的精神呢？2009年12月16日，在西安交通大學舉行的“學而”講壇上，陝西師範大學教授、中國大學人文研究會副會長尤西林以《大學人文精神的信仰淵源》為題，給交大學子們講述了大學的起源以及大學人文精神的內涵。
大學是教化人的地方
大學的實體和大學精神並不是一個相等同的概念。當我們從各種社會交往、商業交往以及各類社會潮流中抽身，進入一所大學的時候，我們會突然發現它非常安靜，那裏有茂密的林木、古老的建築、求知若渴的學生、富於個性魅力的教授。同時，大學所討論的問題是校園之外很少能夠見到的，比如什麼是美的境界？善真美是如何在行動層面上加以統一？總而言之，如果一個人能夠在大學裏感到人們所做的工作好像是與這個社會有某種區別，我認為他就已經體會到了大學的精神。
大學精神是我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19世紀著名學者紐曼在其著作《大學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第一次提出大學必須有一個理念，大學不能專門搞科學研究，這是一個培養、教化人的地方。繼紐曼之後，有眾多學者就大學的理念進行了探討，並逐漸形成了一個以大學理念為主題的現代性批判論域。關於大學的問題為什麼能引起眾多思想家的關注和討論呢？我想從大學的起源和背景開始談起。
大學誕生的三大背景
大學誕生於12世紀初的歐洲。在南歐誕生的義大利布魯那大學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學。接著便有了著名的巴黎大學，以及之後的牛津大學，它們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大學。也許有人會提出疑問：在中國古代，早已有了國子監、書院等教育機構，這些不是早期的大學嗎？在這裏我要強調的是：儘管我們要談的大學精神和中國傳統有著一定關聯，甚至是有深刻關聯的，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即我們現在所談的大學，是立足於近代科學系科的分化，以及由系科的建制所形成的教育制度，這的確是12世紀初在南歐和西歐才產生的一種現象。大學在文藝復興前夕的產生有著深邃的歷史使命，並和現代化開端的歷史性要求深刻地聯繫在一起。因此，我們討論大學，就是要討論處在現代化的開端和進程中的大學。
大學的誕生有三個重要背景。第一個背景便是十字軍運動與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十字軍運動打開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使希臘哲學在歐洲得到重視，進而促成了12世紀、13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這一運動是歐洲近代文明的曙光，也是中古神學轉變為近代學術與科學的一大契機。
第二個背景是近現代城市的出現及其精神信仰空間的需求。近代城市形成後，城市及其開始現代化的社會，需要為自己找到一種適合於近現代專業、技術與商貿社會的新信仰空間，它同時也是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社會的靈魂。例如天主教聖地梵蒂岡，每年吸引了大批天主教徒去朝聖，就是因為人們將其神聖化，當做了精神空間的中心。從西元6世紀起，歐洲的修道院開始興辦學校，經院哲學便是在修道院中發展起來的。經院哲學的發展使得信仰與理性相結合，神學的學術性獲得深化和精緻化，並由此作為學術規範和學生風氣的傳統，塑造了大學的靈魂。經院哲學傳遞給後來大學的學術觀念中，最珍貴的一個核心便是對學術的信仰態度。學術真理不屬於任何學者個人。
大學誕生的第三個背景是行會與現代性社會功能分化。中世紀的行會是由一些擁有知識和技藝的人組成的傳授知識、技藝的聯合體。然而各行會傳授的只是本行會的技藝性知識，對於各行業普遍需要的公共知識（在當時是法學）與信仰（神學），則超出了各職業行會的教育傳授範圍。於是社會要求一種承擔全社會普遍需要的教育行會。修道院承擔了這一需要，並使得自身發生了變化，這就是大學的誕生。經由修道院仲介，承擔社會終極價值意義保存與教化的功能歷史性地傳給了大學。這期間發生了兩個改變：一是將神本論改變為人本論，信仰成為了人文精神。二是大學的意義教化經由經院哲學統一理性信仰之後，與知識學相結合，這同時既是近現代自然科學的起源，也是人文科學的起源。從此，大學行業具有了社會最高代表的特殊意義。
大學具有內在統一性
現在我們就可以談一下由中世紀的修道院以及初期的大學經過若干世紀的變化，最終成為今天的大學後，究竟它還有哪些特性？
第一，大學教育有它的獨特點，即它的教育不是傳播應用技術的知識，而是傳播這些應用技術的源頭或者說是它的母體。大學研究、教授原理性的知識，這種知識經常被我們稱作基礎理論。這種基礎理論一方面是任何科學和應用推廣技術的母體，是創新的源頭，同時也是從一個確定的原理向各個不確定領域的遷移，而這也是現代教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即通過對基本原理的教育，在“舉一反三”中獲得普遍應用性，這一點對於我們理解把握大學教育至關重要。
我們知道，在知識經濟時代，我們不應把自己的基點放在具體的成果上，而是應該放在基礎原理的更新上，這些原理通過不斷地更新，派生出眾多新的技術成果，更新一種生產工藝。如果人們不能把握住它的源頭，就必然會在這樣的潮流中變得不知所措，只會守住一個既定技術，不能勝任它的持續變動。著名教育家、清華大學原校長蔣南翔曾經說過非常著名的一句話：“各位同學是要獵槍還是要麵包？”要麵包，就是教授給學生一些非常具體的知識結論和技能，一出去就可以馬上滿足自己眼下的需要；而獵槍則是基本的、原理性的知識，它本身是不可以吃的，但卻可以持續不斷地生產出食品。大學需要給予學生的正是這種基本原理的訓練，從而使大學生在走上社會後，和其他培養模式下的學生產生基本的不同。
第二，大學教育不僅僅限於本專業的教育，而且具有“超專業”的性質，我們可以說，大學教育是一種系統化的教育。這種教育形式不僅意味著在本專業相關的科目上是一種完整的教育，它同時還是一種超專業的人文精神教育，這種教育表現在大學四年中，學生不僅學習本專業的原理知識以及它所拓展的知識結構，同時還獲得大學豐富的文化素質教養。大學應該使學生擁有一個理性、自由的精神，以及對真、善、美境界的信仰和嚮往，具有這樣素質的人就被叫做知識份子。
這樣的知識份子培養，不僅應該體現在專業課的學習中，更應該體現在公共課和各科的講座、文體活動、社團活動，甚至介於校內外的志願者活動中。比如，香港中文大學擁有的“研究生分會”多達十幾個，我曾在這所學校看到過“今天晚上緊急集合，第十五研究生分會在總部討論東非饑民的賑災問題”的告示。請注意，這種問題只有在大學才會出現，而這種標語和廣告的出現，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大學的神聖性和公用性。在走出校門後，這些大學生就會成為維護整個社會公共性、統一性的重要紐帶。否則，如果只考慮專業，我們就不能理解生物系和中文系這兩個專業相差甚遠的系科為什麼要放在同一所大學的院牆裏？
大學之所以成為“大學”，一定要有一種內在、無形的統一性，這種統一性超出了專業。我們考慮到這一點，就會理解大學實際上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它不是依靠外在的專業加以維繫的，而是靠一種內在的根本精神維繫。因此，如果離開了校園，就根本談不到超專業的整合和教育。今天，有些人將網路教育稱為“大學校”，認為這種教育形式成本低，但依然可以完成大學教育。但實際上，這種觀念把大學的教育完全簡化為一種知識的傳授，而且是專業知識的傳授。嚴格地說，這種師生不見面、沒有古老的樹木、沒有古老的建築、沒有師生之間細緻精微交流的網路大學，實際上只是一個現代知識應用的變體，根本就不能稱為大學。
大學是從知識和道義上統一社會的基地
大學教育的種種個性最後凝聚成一個成果，便是作為知識份子的每一位大學生。當他們畢業後，就會成為一個有著知識份子素質的社會知識青年。這些人的知識份子特色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第一，他們是博學之士，而不是簡單的狹隘專家。第二，這種原理性的思維訓練和追究本原精神素質的培養，使大學生逐漸培養起一種素質和觀念。他們會把公共事業看做自己切身的要求，他們是世界意義的解釋者和守護者，這種意義的公共性甚至超出了民族和國家一時一地的要求，而是著眼於更長遠的人類整體利益。一方面，國家、民族需要知識份子給他們這種超前的活動，提供策略上和基本社會發展目標上的諮詢。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提到的，這樣的知識份子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他們不會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去關心公眾性。對於大學而言，專門培養這樣的知識份子是它們最高的目標。這樣的培養也使得大學對社會的兩個基本方面作了承擔：一個方面是科學技術的原理創新和培養基地；另一方面是社會公共價值、道義的承擔者和策源地。
事實上，大學的這些特性，在今天已經受到了多方面的壓力，對於這些壓力，我們不能作一種簡單的批評或情緒上的攻擊，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其歷史必然性以及某些合理性；同時也應意識到，大學實際上承擔著社會根本統一的工作和功能，大學是從知識和道義兩個方面統一社會的基地。一進入耶魯大學，你可以看著名的Giamatti座椅上的那句名言：大學教育乃是一個社會的心臟，耶魯大學的學生領受著這樣一種責任感。大學作為社會公眾利益的基本承擔者，之所以培養知識份子，關鍵是要使學校的這種氣氛以及它的價值取向、知識資源，傳播到社會中。只有這樣，這個社會才能獲得真正的有機統一性，這仍然是今天中國大學改革所要爭取的目標。（黎荔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