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國是中古歐洲歷史最長久的專制君主制國家，在其綿延千餘年的歷史中，對中世紀歐洲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發揮了重要作用。其都城君士坦丁堡曾是中古歐洲和地中海世界最主要的商品集散地和學術文化中心。拜占庭帝國對當時周邊各民族產生的強大影響至今猶存。
“拜占庭”名稱的來源
“拜占庭”（Byzantium）這一名稱最初是指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古城拜占庭。西元前7世紀前半期，希臘人廣泛開拓海外殖民城邦，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亞洲一側建立了察爾西頓城，後來又在該城對面的歐洲一側建立起新的據點，並使用其首領柏紮思的名字為新城命名，稱拜占庭城。歐洲“歷史之父”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和古羅馬史家塔西佗等古典作家都在其作品中提到拜占庭城。滄海桑田世事變遷，在數百年的歷史中，拜占庭城幾經沉浮，直到4世紀，君士坦丁大帝在古城舊址上擴建羅馬帝國的東都，才使拜占庭城迅速發展，成為歐洲和地中海第一大都市，而拜占庭這個名字也因此聞名於世。
然而，在中古歐洲並不存在所謂“拜占庭帝國”，也沒有任何民族自稱為“拜占庭人”。當時，原羅馬帝國東部被稱為“東羅馬帝國"（the Eastern Roman Empire)，其君主自稱為“羅馬皇帝"，當地的居民則自稱“羅馬人”，連他們的首都也冠以“新羅馬”或君士坦丁堡。那麼，我們使用的“拜占庭帝國”、“拜占庭國家”和“拜占庭人”等名稱究竟從何而來？這些稱謂實際上是近代學者在其研究工作中開始採用的。德國奧格斯堡富格爾家族的秘書，著名學者赫羅尼姆斯·沃爾夫在整理、注釋拜占庭歷史家的手稿時，發現中世紀的希臘文獻與古典時代的希臘文獻有重要區別，他認為從中世紀希臘文獻中可以得出許多有關拜占庭帝國的歷史知識，呼籲學術界給以足夠的注意，並應充分認識拜占庭歷史在歐洲歷史發展中的特殊地位。為了區別拜占庭作家和古希臘作家，他以德國人特有的嚴謹態度在1526年開始給前者的作品冠以“拜占庭的”(the Byzantine)字樣。這樣，他就成為開創拜占庭研究工作的第一位學者，而拜占庭研究工作也從此開始迅速發展，獲得顯著成就。
沃爾夫的首創在當時拜占庭研究的重要陣地法國得到承認。1680 年，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古幣學家和考古學家西維奧爾·杜康也使用這一名稱作為其《拜占庭史》一書的題目，用來說明這個以古城拜占庭為首都的東地中海國家的歷史。杜康涉獵廣泛，文學和藝術兼通，大器晚成，45歲以後才開始發表作品，並積極參與領導拜占庭歷史資料全集編輯工作。他對拜占庭語言學、系譜學、地形學和古幣學的研究卓有成效，對拜占庭社會生活、君士坦丁堡地理和地貌以及中世紀希臘語所做的研究具有特別重要的學術價值，他的作品使“拜占庭”一詞正式為國際學術界所公認。從此，學者們就把凡涉及這個古國的事物都冠以“拜占庭”，東羅馬帝國也被稱為“拜占庭帝國”。
拜占庭帝國歷史開端
本書採用330年作為拜占庭史的開端，這一年，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正式啟用古城拜占庭為東都“新羅馬”，後改稱為君士坦丁堡，意為“君士坦丁之城”。長期以來拜占庭歷史起始年代一直是史學界聚訟不休的問題……
對拜占庭歷史起始年代問題長期存在眾多不同的意見，充分說明拜占庭歷史發展的複雜性和特殊性。拜占庭帝國是在羅馬帝國陷入危機和分崩離析的時代產生的，既與羅馬帝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又是一個與羅馬帝國有諸多區別的國家。在政治上，拜占庭帝國似乎完全承襲了中央集權制的統治形式，甚至連皇帝的稱號也繼承下來，但是其國家機構的組成、皇帝制度以及官職的稱謂等方面卻與古羅馬帝國又有很大的差異。在經濟上，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奴隸制似乎在拜占庭帝國沒有完全消失，昔日羅馬奴隸制商業活動在拜占庭城鄉也有巨大發展，但是，拜占庭社會經濟結構卻與羅馬時代有極大區別。在文化上，拜占庭國家既是古代希臘羅馬文化的繼承者，又是屬於新型中古文化的創造者，拜占庭文化是中世紀歐洲獨特的文化之一。在宗教、社會風俗等方面，拜占庭帝國都表現出與羅馬帝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特點，這無疑增加了後人解讀拜占庭歷史的難度。
另外，學者們在各自的研究工作中，因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對同一事件判斷標準不一，得出的答案多種多樣。1453年拜占庭帝國滅亡後，它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已經不復存在，在原拜占庭帝國疆域內出現了許多新國家，希臘、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土耳其、黎巴嫩、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賽普勒斯、突尼斯和南義大利所在的地區，在歷史上都曾是拜占庭帝國的轄區。這些國家的學者在研究中所持的態度和觀察問題的角度互有區別，造成對同一問題的多種意見。這種情況顯然對拜占庭歷史研究，特別是給初學者造成一定困難。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注重考慮文化因素，從事宗教研究的學者重視宗教因素，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當是學術研究的正常情況。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作為歷史研究者，筆者認為應確定一個考察拜占庭史起始年代的基本標準和觀察問題的原則，即確定比較全面的多方位的考察標準，不僅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等方面，而且也應考慮民族成分、疆域變化等因素，在對比中確定具有標誌性的事件。依據這一原則，拜占庭歷史的起始年代應當確定在330年。
從政治上看，拜占庭帝國在330年時已經形成比較完整的政治實體。在“3世紀危機”動盪的形勢中，東羅馬帝國（也稱作拜占庭帝國）保持著相對穩定，不僅不再是羅馬帝國中央政府的附屬區，而且其地位逐漸超過了以羅馬為中心的西部帝國，“新羅馬”（即君士坦丁堡）成為帝國新的政治中心。新都於330年的正式啟用表明，拜占庭帝國從過去羅馬帝國的一個大區演變為獨立的政治實體。拜占庭帝國的形成具有幾個最顯著的政治標誌。首先，330年“新羅馬”被正式啟用，標誌著東羅馬帝國新的政治中心的出現，此後，新都發揮了上千年的政治中心的作用。其次，君士坦丁一世確定並開始推行以皇帝為權力核心的中央集權制，並正式實行皇帝血親世襲繼承制度，王朝由此開始。拜占庭帝國的皇權開始其專制化過程，皇帝成為拜占庭君主專制主義的最高代表，被神化為國家意志的最高主宰，集政治、軍事、司法、宗教等各種最高權力於一身。再者，在皇帝最高權力的絕對控制下，開始形成只對皇帝個人負責的、嚴格區別於一般民眾的龐大官僚階層，由皇帝任命對皇帝宣誓效忠並領取薪俸。他們組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僚政府機構，等級森嚴。這些都是拜占庭皇權專制化的結果，與古羅馬帝國有本質區別。
東西羅馬帝國疆域
從經濟上看，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東地中海經濟區在330年時已經形成，該經濟區不是西羅馬帝國經濟的附屬部分，而是一個有其內部獨立結構和外部鮮明特徵的經濟體系。首先，自“3世紀危機”爆發以來，羅馬帝國東西兩部分即出現了較大的經濟差異。東羅馬帝國的奴隸制經濟原來就不似義大利半島那樣發達，並存著多種形式的經濟關係和生產方式。就土地佔有制而言，東羅馬帝國不僅存在著農村公社佔有制、自由農佔有制和隸農制，而且其奴隸主控制的大莊園也沒有採取西部大莊園普遍流行的那種典型的奴隸制。多元經濟結構使東羅馬帝國的社會生產方式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應變能力。特別是在農業較為發達的埃及、小亞細亞和敘利亞，早就出現了隸農制這種在此後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的生產制度。這不僅對穩定東部帝國的經濟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為此後拜占庭帝國進一步的經濟變化打下了基礎。
其次，活躍的商業貿易是東地中海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此後拜占庭帝國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古代世界開始的海外商業傳統有助於4世紀前後東地中海貿易活動的發展，特別是東西方貿易商道的開通使該地區佔有舉世無雙的貿易優勢。東部的相對穩定和安寧，特別是君士坦丁堡地區具有的經濟地理優勢，也為這裏的商業活動提供了明顯的方便條件，使這裏成為整個歐洲和地中海世界的商業中心，馬克思形象地將這個城市比喻為“溝通東西方的金橋 '' 再者，東部帝國人力資源比西部更充足，人口數量逐漸超過西部，這是因為，世紀危機"之後，西部帝國局勢動亂，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流亡到相對安定的東部地區。西歐地區人口，特別是通曉農業技術的人口雖然經過數百年的發展仍然未能恢復到日耳曼民族大遷徙以前的水準。中世紀西歐最大的城市米蘭和威尼斯在13世紀發展的鼎盛時期，人口不過20萬，巴黎僅有10萬，而4世紀的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則高達50萬至100萬。從西部帝國人口不斷減少和東部帝國人口不斷增長的兩種趨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東羅馬帝國經濟發展的情況。總之，此時期拜占庭帝國已經形成獨立的經濟實體。
拜占庭時期的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帝國核心疆域相對穩定，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包括色雷斯、馬其頓、希臘以及小亞細亞區域成為拜占庭帝國的心腹地帶。正是在這裏，自4世紀初以後逐漸形成了以希臘人和希臘化的斯拉夫人、伊蘇裏亞人等為主的拜占庭人。330年以後，東羅馬帝國居民的主要成分發生重要變化，其主要成分是講希臘語的“東方人”，他們不再是被西方羅馬人統治的民族。這個時期官方檔雖然繼續使用拉丁語，但是，希臘語擁有廣泛的民族基礎，是東地中海世界的“國際語言”。它不僅在民間流行，而且很快成為官方語，並最終取代了拉丁語的正統地位。新國家的居民或是希臘人，或是希臘化的小亞細亞人，他們佔據著拜占庭帝國的統治地位。拜占庭社會以這些居民為主體，不斷融合新的成分，吸收融合了斯拉夫人和亞美尼亞人等，逐漸形成了由多民族構成的國家。拜占庭帝國與以拉丁人為統治階層主體的羅馬帝國在民族構成上有很大區別。
從宗教信仰上看，此時基督教已經成為新國家的國教，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於325年親自主持召開了尼西亞宗教大會，強行確立“三位一體”為正統教義，通過了基督教的基本信經《尼西亞信經》，並劃定教區，明確皇帝與教會的關係，規定皇帝是基督教的最高首腦，擁有召集宗教大會和解釋教義等權力。尼西亞會議是原始基督教質變的標誌，表明基督教已經成為統治當局的官方機構，實質上已經成為拜占庭帝國的國教，並為392年進一步成為排斥其他宗教的正統國教奠定了基礎。基督教最初的活動範圍主要在東羅馬帝國，當時出現的“五大教區”，除羅馬教區外，其他如亞曆山大、安條克、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等教區都集中在帝國東部境內。隨著君士坦丁堡政治、經濟、文化地位的迅速提高，君士坦丁堡大教長逐步上升到東部教會的最高地位。可以說，330年的拜占庭帝國與羅馬帝國在宗教方面已經完全不同，因此將這一年當作拜占庭史的起點，從宗教方面考察也是合適的。
君士坦丁大帝受洗
最後，從文化上看，拜占庭文化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其獨特的發展歷程。拜占庭文化以希臘和希臘化的拜占庭人為主體，以希臘語為傳播媒介，以古典時代的希臘羅馬文化為基礎，兼收並蓄古代東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經過千餘年的發展，形成了獨立的、特點鮮明的、內容豐富的文化體系。拜占庭文化不僅以哲學和神學、史學和文學見長，而且在教育和科技、藝術和建築、道德風俗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獨具特色。其高度發展使之得以在中世紀地中海世界發揮重要作用，它以中古基督教的特殊方式保護古典文化不為歷史的塵積所埋沒，通過傳教的方式啟蒙了整個斯拉夫世界，極大地影響了中古東地中海沿岸各民族文化和西歐文化的發展，並給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提供了珍貴的文化素材和資源，為新興資產階級提供了表達新思想的理想方式，因而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拜占庭文化發展史應以330年為起點。如果沒有君士坦丁堡提供的軍事保護，拜占庭文化不僅得不到發展，而且也註定要遭到西羅馬帝國文化的厄運。同樣，如果沒有君士坦丁堡繁榮的經濟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拜占庭文化也必定因為缺少必要的物質條件而難以發展。如果沒有君士坦丁堡創造出來的崇尚知識的風尚、濃厚的學術氣氛和優雅舒適的環境，那麼地中海世界的知識份子就不會被吸引到這個文化中心來，拜占庭文化也必然失去其發展的動力。
拜占庭歷史分期
拜占庭歷史長達1123年，起自330年，止於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土耳其軍隊攻陷。在此期間，拜占庭歷史發展大體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330至610年社會轉型的早期歷史階段，610至1056年發展強盛的中期歷史階段和1056至1453年衰亡的晚期歷史階段。
在拜占庭帝國早期歷史中，其社會經歷了由上古向中古社會的轉變。為了能夠在普遍的混亂和動盪中找到擺脫危機維持統治的出路，拜占庭帝國皇帝進行了多種嘗試，其中以君士坦丁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的改革為突出代表。前者奠定了拜占庭帝國後來發展的基礎，確定了其發展方向；而後者以其畢生精力企圖重建羅馬帝國昔日的輝煌，力圖恢復古代羅馬帝國的舊疆界。查士丁尼一世努力的最終失敗標誌著在舊體制的框架內尋求建立新秩序時代的結束。565年查士丁尼一世去世後，拜占庭帝國陷入內外交困的危機，宮廷政變不斷，外敵大舉入侵，包括大地主和小農在內的農業經濟一起瓦解，斯拉夫人、阿瓦爾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倫巴底人等周邊民族的四面圍攻加劇了帝國形勢的惡化。
伊拉克略皇帝與波斯人作戰
拜占庭帝國中期歷史從伊拉克略一世登上帝國皇位開始。在此之後，拜占庭統治者推行以軍區制為中心的社會改革，加速社會組織的軍事化。這一制度適合當時形勢發展的需要，為緩解危機形勢，穩定局勢，加強國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拜占庭帝國國力不斷增強的基礎上，拜占庭軍隊以巴爾幹半島和小亞細亞為基地，不斷對外擴張。在馬其頓王朝統治時期，拜占庭帝國勢力達到鼎盛，瓦西裏二世發動的一系列成功的對外戰爭成為拜占庭國家強盛的外在標誌。但是，曾經一度挽救拜占庭帝國危亡形勢的軍區制，在發展過程中暴露了大量內部無法克服的矛盾，軍區制下興起的大土地貴族日益強大，在經濟和政治上與帝國中央集權相對抗，而軍區制賴以存在的小農經濟基礎的瓦解便成了拜占庭帝國衰落的開端。馬其頓王朝統治末期，拜占庭帝國再度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這標誌拜占庭帝國晚期衰亡史的開始。
拜占庭帝國晚期歷史是國力急劇衰落，直至滅亡的歷史。11世紀末，軍區制徹底瓦解，拜占庭帝國經濟和軍事實力急劇下降，國庫空虛，以農兵為主體的小農經濟的瓦解使拜占庭不僅陷入經濟危機，而且兵源枯竭。以大地產為後盾的貴族，特別是軍事貴族參與朝政，角逐皇位。他們相互殘殺，引狼入室，致使君士坦丁堡於1204年失陷於十字軍騎士之手。此後，拜占庭帝國國土分裂，中央集權瓦解，領土不斷縮小，淪為東地中海的小國，在奧斯曼土耳其、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等強國之間周旋，苟延殘喘。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陣亡。此後，末代王朝帕列奧列格家族男性成員被土耳其人盡數屠殺，拜占庭帝國最終滅亡。
拜占庭帝國疆界
拜占庭帝國初期的疆域基本上囊括原羅馬帝國的大部領土。337 年君士坦丁一世去世時，其領土包括多瑙河以南的巴爾幹半島、黑海及其沿岸地區、幼發拉底河以西的小亞細亞、敘利亞、 巴勒斯坦、尼羅河第二瀑布以北的埃及 、北非的馬格裏布地區 、西班牙南部沿海 、高盧和義大利。上述疆域直到5世紀初仍然沒有太大變化，拜占庭帝國設120 個左右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