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古羅馬並沒有鑄幣，商品貿易的最早媒介是牛羊，10只羊的價值等於1頭牛。和中國等世界上大多數民族一樣，取代牛羊等實物貨幣的是銅，銅以羅馬磅為計量單位，又名阿斯（AS），1磅重約328克，最早的羅馬貨幣便是青銅鑄造的阿斯錠，它們一般重達5阿斯，約合1.6公斤。後來為了適應日常生活的小額交易的需要，將每枚阿斯錠定為270—340克之間。直到第一次布匿戰爭（西元前264—西元前241年）之前，阿斯一直都是羅馬共和國最流行的貨幣。
在西元前289年，古羅馬任命“制幣三人團” 。大約與此同時，出現了直徑達100毫米的重銅，它們是在兩部分的石模中澆鑄出來的，且逐漸取代了青銅棒（阿斯錠）。每枚幣都稱為"阿司" ，重1羅馬磅。西元前24年，屋大維確立了羅馬造幣體系，它以四種金屬為基礎：金、銀、黃銅和青銅。但黃金和白銀，逐漸成為西方的主要貨幣。但中國，則在數千年時期內，以銅為基本貨幣。
雖然近些年，採用新技術後，我國金銀產量長期位於世界前列，但在古代卻是不折不扣的貧金國、貧銀國，歷代只能以銅為主作為主幣。上古時期，人們一度選擇貝殼、織物、皮毛作為交易媒介，商代晚期，出現銅制貝殼。春秋時期，商品貿易繁榮，各國紛紛鑄銅幣，形式各樣。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也統一了貨幣。廢除刀、布、貝等錢幣，以“半兩”做為貨幣。即用秦國後來的圓形方孔銅錢，鑄文“半兩”，重十二銖（一兩為二十四銖），稱之為重如其文的“半兩”銅錢。從此，這種由圓孔環錢演變而來的“半兩”，在我國陸續流通了兩千多年。
也因為地理地域特徵，我國成為農業社會，對於海洋的開發長期不受重視，從漢代起還採取了重農抑商政策，古代的官員品秩，長期以糧食計量單位“石”為名。海洋國家日本接受了中國儒家文化，即便日本建立了與西歐領主莊園制相似的幕府分封制度，仍以“石”作為大名的排序標準。
在南昌發掘的西漢海昏侯墓，其內有“漢五銖”銅錢400餘萬枚，共計4000緡，重達10餘噸，堆積高度1.8米左右。因為漢代初期允許私鑄銅錢，這400萬枚銅錢，根據記號特徵、文字字形、尺寸重量等細分為200多個種類。所以，秦漢時代，金銀缺少、銅幣多樣，導致商品貿易難以有大的發展。
秦漢之際，中國開始濕法煉銅。煉丹師們發現，鐵能夠從銅的鹽溶液中置換出銅。西元前2世紀的《淮南萬畢術》中就有記載：“曾青得鐵則化為銅”，而“曾青”指的就是可溶性銅鹽，即銅鹽遇到鐵時，就有銅生成。特別是南朝陶弘景，作了詳細描述。但直到北宋期間，才真正大規模生產。11世紀的80-90年代，膽水浸銅法在冶銅業中迅速得到推廣。
1083年，蘇軾經水路，送長子蘇邁赴饒州擔任德興縣尉，途徑湖州，二人月下游覽石鐘山，進行實地考察，寫下名篇《石鐘山記》辨明石鐘山命名的由來。當時，江西德興是濕法煉銅首創地，現今也為中國最大的銅礦產地。
宋朝饒州德興人張潛（1025—1105）“博通方技，得變鐵為銅之法”，他看到古書中膽礬水可化銅的記載，就在各地作地理考察，發現有大茅山溪底、河床的藍綠色彩，實驗為膽礬水（硫酸銅）。於是開發了濕法煉銅技術。首先把在山泉旁築堤攔積河水，開出溝槽（用作化學反應器）把生鐵製成片狀（增加接觸面積），散置於盛有膽水的溝槽之中數日，鐵片表面就生成銅末，刮取再入爐煉出銅錠。這種濕法冶銅，利用銅礦附近特有的地質條件，原料簡便易取，無須開挖礦井，成本低廉。
張潛總結信州、饒州一帶生產工藝，總結成專著《浸銅要略》，讓其子獻給北宋政府。政府很快下發各地銅礦場普及，並對張氏家族成員進行封賞。很快，北宋銅產量達每年100萬斤，20%為膽銅法生產。到了南宋，膽銅法占到產量的80%。
宋朝白銀近半作為歲幣支出，所以也是以銅錢、鐵錢為流通貨幣。當時宋朝有百萬軍隊，一名禁軍年支達5萬銅錢，廂軍3萬。北宋文學家蔡襄（1012－1067，曾主政福州、泉州）做過一個統計，當時軍費占全部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五。還好濕法煉銅，使銅的產量大增，保證了宋朝商品經濟的繁榮。北宋1078年，鑄銅錢高達506萬貫，平常年份也有200萬貫。比唐朝高出10餘倍。
南宋初期只有財政收入2000萬貫左右，因為發展商業，很快增加到了6000萬貫，與王安石變法時持平，其中80%是商業稅賦。也有研究材料認為，就全部稅賦而言，包括地方的，以及糧、絹等實物收入，兩宋年財政收入均在1億貫左右。
在當時東亞，北宋銅錢是通幣。除了遼、金、西夏外，朝鮮、日本也把北宋銅錢作為流通貨幣。當時對日本貿易的主要是寧波（明州），寧波商人向日本輸出的主要商品就是瓷器、絲綢及銅錢等。當時主要使用“福船”，借鑒了阿拉伯三角帆船，大型福船載貨達600噸。
北宋在1079年規定，寧波商人去高麗貿易資金達5000緡者（每枚銅錢4克計算，5000緡就達20噸），須向明州市舶司登記，否則按走私論處。1968年在日本北海道函館市發現了窖藏北宋古錢37.4萬枚。有研究認為，1252年日本建成的鐮倉大佛像（高達13.35米，重約121噸），就是用北宋銅錢熔鑄而成。
1975年韓國打撈出元代新安沉船（1332年），商船目的地是日本福岡，其滿載了22040件精美瓷器、470箱銅錢（計28噸），另有金屬器具、石材、墨書木簡、紫檀木、香料等。所以銅錢外流是驚人的，民間也有大量的私人熔鑄銅錢現象，導致市場上“錢荒”出現，出現金融不穩定。而以金、銀為主要貨幣的西方，則市場金融波動要小得多。從而支撐其商品經濟的穩定發展。
西漢漢武帝時，銅產量也不足，於是採用“五株”作為標準。到了唐朝時期，銅產量嚴重不足，於是發行“通寶”，不再以幣的重量作為單位。即便在唐代，因為貨幣不足，民間仍大量存在物-物交易的形式。到了宋朝，濕法煉銅使產量大增，才支撐了民間貿易的發達。而又因缺少金、銀等貴金屬，宋代商人創造了信用紙代幣，結果被政府取締。而政府學習後，又使歷史過早地進入紙幣時代，反而制約了商品經濟。
1370年，明朝開始推行“開中法”（一項關於鹽糧交換的政策），允許勝任的從事區域貿易的商人壟斷向邊防重地運送糧食以換取鹽引的業務，晉商開始崛起。明末，晉商範永鬥等人通過蒙古走私，向滿清提供物資。清朝建立後，範永鬥等八家晉商被授予“皇商”資質。因為銅錢缺乏，清初每兩白銀實際兌換700-800文銅錢。清廷於1683年收復臺灣後放開海禁，進口日本銅（用於鑄錢），並逐漸放開雲南採礦業。1699年，清廷改官買改為委託範毓賓採辦銅，年進口300-600萬斤。1706年，雲南採礦稅達8萬兩白銀。到康熙晚年，日本銅產量下滑嚴重，而此時，雲南銅礦開採每年達80萬斤，進口銅一度中止。
清代採辦洋銅主要由江、浙兩省負責，因在兩省強烈抗議下，改為華東八省共同負責。最終改為“滇銅京運”。1723年，清廷因交通困難，在雲南設鑄錢局，年用銅100餘萬斤。因只能靠雲南馬幫運輸到外省，導致當地所鑄銅錢價格下跌，從每兩白銀兌換1000文，跌至1600文。1729年滇銅產量達400萬斤，而日本限制年出口銅134萬斤。不過，滇銅成本遠高於洋銅。
直到1736年，年採辦的滇銅和洋銅各200萬斤，名義上二者才相等。但進口銅實際數量少一些。隨著經濟不斷發展，銅錢需求量隨之加大，到1738年重新委託範家進口。當年清廷規定，京城鑄錢全用滇銅，並由雲南官員負責解運。滇銅北運，陸路2200餘裏，水路8200餘裏。平均每年運600餘萬斤，最高達近800萬斤。滇銅在一百多年的時間內，長期占到全國用銅量的80%以上。
1759年，清朝鑄幣用銅達9874噸，鑄出青銅錢幣合計3937635000文，計重19748噸。1769年雲南年產銅1200萬斤，但仍無法滿足全國用量。其中漢口銅市場的規模，每年應不少於100萬斤，主要用於手工業用銅。於是銅加工業不得不私下毀錢鑄器。由於滇銅走私成風，不得不在1773年允許10%的銅自由貿易。知名的皇商範家進口洋銅累計虧損150餘萬兩白銀，於1783年被查抄。
由於銅作為主要的金屬材料，在中國歷代均出現銅加工業私熔銅錢的現象。又因為銅的易銹蝕性，使銅本位貨幣制的社會金融長期不穩定。貨幣發行量與經濟規模相適應是一條普遍的規則，在金銀複本位下，還包括黃金、白銀的漲落與經濟發展規模相適應這一條。但在金屬貨幣時代，金屬的產量在短期內是線性增長的，而經濟在和平時代，短期內可以是拋物線式增長的，必然導致貨幣量不足以滿足經濟增長的需求，引發“錢重物輕”的弊端。
金、銀、銅的貧乏，導致長期的“錢荒”（銅的貧乏是相對的，一是銹蝕問題，二是銅加工業發展），無法滿足龐大人口基數構成的全國市場，也促使我國古代政府制訂重農抑商的政策，使少量貨幣能夠在物-物交易的輔助下，維持較低的貿易水準。而貿易水準低下，導致商品生產難以擴大規模，只能作為自然經濟的附庸，更無法出現純粹的商業市鎮，更別說商業城市了。
貨幣欠缺還導致古代政府無保證地發行不容於國際貿易的鐵錢和紙幣，摧毀了社會信用。特別是宋代起發行的紙幣，因政府權力缺乏邊界約束，很快通貨膨脹，導致貨幣體系崩潰，無法建立成熟的金融體系，從而導致極高的社會交易成本，最終在內在衝突和外來壓力下，引發各式各樣的改朝換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