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大陸上，周代是典型的封建政治，周滅商後，宗室親貴裂土封疆，只需對周天子表示效忠，封地之內，儼然獨立王國，很像西歐的領主制。這種政治制度運行八百年後，中央衰落，諸侯爭霸，天下大亂。爭奪中央權力的霸主們不得不考慮周王朝式微的教訓，尋找新的方略，以防止諸侯坐大、危及國家統一。
楚武王熊通首創了郡縣制，每得一地，不再分封親貴，而是由中央派遣行政官僚管理。秦始皇全面推行郡縣制，自此誕生了一個龐大的行政官僚群體。秦始皇選擇郡縣制，原本指望大秦江山萬世不竭，沒想到二世而亡，此後朝代更迭如翻烙餅；而推翻秦王朝的各路雄傑們，恐怕誰也沒想到此後居然“百代皆行秦政制”。
民諺雲：“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秦政”從西元前221年一直延續到1911年，真可謂“鐵打的營盤”；而指望“萬歲！萬歲！萬萬歲！”的皇帝們，從秦始皇到溥儀居然有270位，平均在位不到8年，真正成了“流水的兵”。在這樣的格局下，行政官僚群體卻“既壽且昌”，成為這片土地上事實上的主導政治力量。也可以換句話說，成了精英集團統治這片土地的主導模式。
官僚政治無疑是中國政治體制的底色，這片土地上的統治精英在歷史的試錯過程中，淘汰、篩選出了這個最具適應能力的體制。這種政治體制的長壽，必有其內在原因。和一切政體一樣，它也是一個生命體。生命體的自然壽命取決於其抑制內部瓦解趨勢的能力。史實告訴我們，王朝崩潰多因官僚群體聚斂無度，導致底層百姓無以為生，結果就是揭竿而起，四海沸騰。可見對官僚政治而言，抑制官僚貪欲的機制決定了王朝的壽命。而這一機制就是“儒表法裏”。
很多人將“儒表法裏”理解為說一套做一套，掛羊頭賣狗肉。其實，“儒”推崇的“禮教”是一套行為準則。“禮”的適用對象是精英集團，所以“禮不下庶人”；禮的功能在於遏制精英集團的私欲，所以要“克己複禮”。
然而事實證明，自覺“克己”的人，在精英集團中總是稀缺的異類。絕大多數追逐官位的人，其所謀者無非“千鐘粟”、“黃金屋”、“顏如玉”。使其循“禮”，不能僅靠其內在的自覺，必須有外部強制力，這就是“法”。法家主張靠“法”（普遍主義的賞罰規定）、“術”（分權制衡）、“勢”（嚴刑峻法形成的高壓），迫使官僚們循“禮”而行。而這套體制的運行，需要一個最高權威—皇權。
可見，“儒”、“法”關係的實質並非“儒表”、“法裏”。“儒”其實是建立官僚群體的內在約束機制，而“法”則是對官僚群體外在制約力量，兩者的“表”、“裏”位置剛好相反。“儒表法裏”之說不過證明了官僚群體對制約機制的態度：內在約束機制被他們視為對外標榜的口號，而外在制約力量才是他們需要從內心認真對待的。
歷代開國之君從前朝覆亡的教訓中都明白這一點，並在開國的奮鬥過程中獲得了運用“法”、“術”、“勢”的資源與能力，故而能使吏治較為清明。然而，數代之後，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嗣君，見識與能力遞減，而官僚群體卻漸成盤根錯節之勢，漸漸擺脫皇權的制約，其私欲遂日益膨脹，直至搞得天下大亂，將社會拖入新的輪回。
當來自西方的異樣文明敲開中華大門後，這個官僚群體感受到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言）。面對變局，官僚群體展現了其卓越的適應與生存能力，而這種能力帶給社會的，卻是令人深思的後果。
倭仁:“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了清史研究者，倭仁是個幾乎被遺忘的人物。但當時他的社會影響力絕不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下。
鹹豐皇帝即位時，他上書講吏治與用人：
 
“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夫君子小人藏於心術者難知，發於事蹟者易見。大抵君子訥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競；君子愛惜人才，小人排擠異類；君子圖遠大，以國家元氣為先，小人計目前，以聚斂刻薄為務。剛正不撓、無所阿鄉者，君子也；依違兩可、工於趨避者，小人也。諫諍匡弼、進憂危之議，動人主之警心者，君子也；喜言氣數、不畏天變，長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如此。”
用這個標準考察，今天不知有多少官員會汗流浹背。在葉爾羌幫辦大臣任上，他就參劾葉爾羌回部郡王攤派路費及護衛索贓。當皇上要動工重建因火災被毀的武英殿時，他偕徐桐、翁同龢上疏，要求“停罷一切工程”，要皇帝“勤修聖德”。在太平天國、撚軍起義戰爭後，河南官民矛盾激化，倭仁尖銳地指出：“今日河南積習，祗曰民刁詐，不曰官貪庸；祗狃於愚民之抗官，不思所以致抗之由。”他直指“寇亂之源”在於“蓋藏已空，州縣誅求仍複無厭”。
顯然，倭仁是傳統文明的忠實捍衛者，深知精英集團的貪欲實為禍亂之源。事實上，倭仁先學王陽明心學，後皈依程朱理學。在道、鹹、同時期程朱理學復興的潮流中，倭仁是以唐鑒為中心的京師理學群體中的重要成員。對於“主流意識形態”，官場上眾多人士不過是表面標榜，以圖適應生存環境，謀取進階而已。而倭仁卻是自覺的維護、踐行者。時人這樣評價倭仁：“道、鹹之間從宋儒之學身體力行者，必推公為首選。”
所謂“身體力行”，突出表現在他每天做“劄記”，自省修養。這極大地影響了“中興名臣”曾國藩。倭仁教曾國藩寫日課，“當即寫，不宜再因循”。曾國藩“亦照艮峰（倭仁字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曾國藩在與弟書中稱：“餘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對之肅然。”如此道德化的正人君子，連皇帝都怕他，“倭仁素嚴正，穆宗尤敬憚焉”。兩宮皇太后偏選他給同治當老師，“以倭仁老成端謹，學問優長，命授穆宗讀”,可憐的同治皇帝。然而，後來暫短的“同治中興”，焉知沒有這位老師的功勞？
這種意識形態使他不可能理解海盜商人的“文明”，更不可能認為人家代表了“先進文化”。於是面對主張“師夷之長技以治夷”的洋務派，倭仁主張：“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倭仁家族的命運是悲劇性的。他死於鹹豐十年。其後“光緒二十六年，外國兵入京師，闔家死焉。”倭仁的四個弟子，道光乙未科進士陶恩培、孫銘恩、呂賢基、羅遵殿都死於天平天國起義，“先後殉粵寇之難，世稱倭門四忠”。無論面對內憂還是外患，傳統文化都被證明已經無能為力了。倭仁死時，翁同龢悲歎：“嗚呼!哲人雲亡，此國家之不幸，豈獨後學之失所仰哉!”此時，無論“國家”還是“後學”，都已進退失據。官僚群體必須尋找新的出路，以使自己適應變化了的世界。歷史證明，這個群體的演化、適應能力舉世無雙，然而，對社會的責任感似乎再也沒有回到倭仁的水準。
洋務運動:“平中國”、“敵外國”?
“同治中興”的幹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以及後來的張之洞，切實體驗到人家“長技”的厲害。這不僅是武器方面的大刀長矛對洋槍洋炮。還有機動性方面的鐵路輪船對步卒帆船；通訊方面的“六百里加急”對電話、電報。而這背後則是材料方面的鋼鐵對木材；能源方面的人力騾馬對蒸汽機。再向深處探則是“格物致知”對“數理化”。用今天時髦的術語，是科學技術上的“代差”---一個時代的差距。讓官僚集團從“天朝”夢中醒過來的，是冷酷的現實：“落後就要挨打”。
曾、左、李、張諸位俱是務實的幹吏，即便如傾心道學的曾國藩也相信“實幹興邦”。都以巨大的努力要跨越這種代差。自19世紀60年代起，興辦了一系列軍事工業，如安慶內軍械所（1861年）、江南製造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等。70年代後起更興建起輪船招商局（1872年）、開平礦務局（1878）、上海機器織布局（1878年）、天津電報局（1880年）、蘭州織呢局（1880年）、唐山胥各莊鐵路（1881年）、漢陽鐵廠（1890年）等近代工礦企業。為了培養外語人才，於1862年在北京設立同文館。這就是著名的“洋務運動”。就此揭開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序幕。這樣的“出身”，使資產階級與官僚集團有無法分割的血肉聯繫。中國第一代資本家或者是前任、現任官員，或者是高官的幕僚，並最終成為官場中的一分子。一百年後，回顧一下其中幾位代表性的人物，或許別有啟示。
丁日昌
主持福州船政學堂的丁日昌，在考中秀才之後，屢次考試不中，被惠潮嘉道李璋煜聘為幕僚。後又成為曾國藩的幕僚，並由此走上了洋務運動的舞臺。他的一生政、商兼備，既任過知縣、兵備道、布政使、巡撫，又督辦過廣東厘務和火器，任過兩淮鹽運使、福州船政大臣。他由在任官吏推薦，而非通過科舉“正途”步入官場，既當過政務官，又當過國企老總。
丁日昌的主導色彩是官員，而且是個清官。任兩淮鹽運使時，他雷厲風行從重處理走私漏稅、瓜分營私等違法案件，任江蘇巡撫時，清理積案27萬多宗，在福州船政大臣的任上，他親自主持審理福州船政局貪污瀆職案，聲震朝野，在福州巡撫任上，他曾親率全城軍民抗擊兩次百年罕見的水災，不顧腳腫至膝，咯血不止，登城指揮。洪水稍退即籌款救災，施粥施飯，賑濟災民。當他積勞成疾，獲准退休時，閩省百姓高呼：“留中丞，活百姓!”
然而，作為官員，他不可避免地捲入了官場派系鬥爭。當時朝中左宗棠和李鴻章在防務重點上有歧見。李鴻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為主要假想敵，主張放棄塞防，將“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左宗棠則是塞防派，指出西北“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致英、俄滲透。丁日昌屬李鴻章派系，為了牽制左宗棠的西征，丁日昌略施手段，將傾力為左宗棠西征籌款的胡雪岩，搞得傾家蕩產。
盛宣懷
搞跨胡雪岩的實際操盤手，是比丁日昌年輕21歲的盛宣懷。盛宣懷的祖父是舉人，當過浙江海寧州知州；父親是進士，當過布政使，且與李鴻章有交。可見盛宣懷是個高幹子弟。與丁日昌類似，盛三次鄉試不中，從此絕意科舉。1870年到湖廣總督李鴻章幕府做了機要秘書，以其才幹深受李鴻章倚重。史載，在洋務派掌握的輪、電、煤、紡四大企業中，盛宣懷直接管理的有三大企業；在出任郵傳部右侍郎時，該部主管的鐵路、電報、航運、郵政事務中，前三項皆為盛宣懷創辦。而且他還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電信企業、第一家內河航運公司、第一條南北鐵路幹線、第一家國人自辦的中國通商銀行、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等等。
同時，盛在仕途上也步步高升。歷任天津河間兵備道、天津海關道、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兼煙臺東海關監督、天津海關道兼海關監督、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辦理商務稅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郵傳部右侍郎、郵傳部尚書等職，從地方一直幹到中央。
不同於丁日昌的清廉，盛宣懷利用亦官亦商的身份，為自己聚斂了大量的財富。
“官督商辦”的政策為此提供了合法的途徑。如湖北荊門煤礦“雖名為商辦，實為官辦，在商股名義下變為李鴻章、盛宣懷的私產。”（朱伯康、施正康«中國經濟通史（下）» p600）。1909年8月，盛宣懷以挽救輪船招商局為由，召開股東大會，將招商局由官辦改為商辦，選盛宣懷為董事會主席。此舉為招商局的主管部門郵傳部複電批准：“本系完全商股”，而盛正任郵傳部右侍郎。（見雷頤«晚清風雲七十年»）於是名義上的官產就變成了法律上的官員私產。這一出中國式的MBO把戲，上演在近百年前，不能不令人深思。
盛宣懷死後，家業由其遺孀莊德華夫人接管，所管理經營的盛家產業，從上海、蘇州、常州，直到南京、九江、武漢，極為雄厚。莊夫人病逝後，盛宣懷指定的遺囑執行監督人，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用了兩年半才統計出盛氏財產，總額為銀元1349萬餘兩，除去應償款項，淨值1160餘萬兩。
清廷諸公對盛宣懷多有褒揚，其中張之洞的評價最具特色：“可聯南北，可聯中外，可聯官商。”可見盛極長於搞關係，在“關係就是生產力”的環境下，想不發跡都難。然而成也關係、敗也關係。當年，光緒皇帝發佈上諭，鐵路准歸商辦，四川商民據此自集一千五佰萬兩白銀的股款，成立了川漢鐵路總公司。善於“聯中外”、“聯官商”的盛宣懷建議“借外債，修鐵路”。清廷遂宣佈路權收歸國有，旋即出賣給英、法、德、美4國銀行團。其間利害損益，一目了然。此舉激起川人激烈反抗，掀起了著名的“保路運動”。清廷急調鄂軍入川鎮壓，致使武昌兵力空虛。革命黨人得以乘機武裝起義，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
《清史稿》對盛宣懷的評價是：“宣懷侵權違法，罔上欺君，塗附政策，釀成禍亂，實為誤國首惡”。
這樣一個家族，在中國勢力之大，難於想像。盛宣懷先後共有七房妻妾，生有八子八女。兒女們又各自與豪門聯姻，互相依附，富上加貴，成為清末民初一支頗為龐大的家族體系。盛宣懷病逝後，葬禮極其盛大，耗資30萬兩白銀，送葬隊伍從斜橋弄（吳江路）一直排到外灘，為此租界當局專門安排了交通管制。然而，這個家族的“官二代”兼“富二代”，絕大多是一事無成的紈絝子弟，老大、老二、老三都是鴉片鬼，老四更是花錢如流水，曾一夜間輸掉一整條弄堂。
唐廷樞
在搞跨胡雪岩的實際操盤手中還有一位重要人物：唐廷樞（字景星）。他由香港殖民政府翻譯起家，在此期間，他在香港投資了兩家當鋪。其後又從事棉花投機生意。他的修華號棉花行，成為外國洋行收買中國棉花的一個代理機構，並與怡和洋行發生業務關係。後來他接任怡和洋行買辦，對怡和洋行的發展居功至偉，“唐景星簡直成了它能獲得華商支持的保證”。美國旗昌洋行的老闆說，唐廷樞“在取得情報和兜攬中國人的生意方面……都能把我們打得一敗塗地”。可見一個得力的買辦對外國公司在華業務的重要性。
當李鴻章對官辦的輪船招商局進行改革，實行“官督商辦”時，唐廷樞投入了李鴻章門下。招商局在唐廷樞的手中迅速擴張，甚至收買了美國旗昌輪船公司的全部財產，1877年占到在華輪船總噸數的36.7%。此外他主持了開平煤礦從勘察礦址、擬定計畫、招集資本到正式開採的全過程，開平礦產量為當時所有官商煤礦之首。作為開平煤礦的附屬部分，他還興辦了中國自營的第一條鐵路—開平鐵路、中國自營的第一家水泥廠—唐山細棉土廠。他還參與籌辦福建、臺灣兩地的洋務。
在國企工作的業績為唐廷樞打開了官場晉升之道，從“同知”到“道臺”甚至得到“堪備各國使臣”的保舉。
經營國企為唐廷樞擴展自己的私企提供了廣闊的天地，依託招商局的業務，他的私企開展碼頭堆疊和輪船保險業務，先後創辦長源泰、長髮兩堆疊及仁和、濟和兩保險公司。依託開平礦務局業務，他在廣州修建輪船碼頭，運銷開平的煤炭。還試辦之熱河承平銀礦，勘察的平泉銅礦和遷安鐵廠，接辦的廣東天華銀礦。
胡雪岩
胡雪岩從錢莊小夥計起家。太平軍攻杭州時從上海、寧波購運軍火、糧米接濟清軍。左宗棠任浙江巡撫，委他為總管，從此成為左宗棠籌辦糧餉軍火的臂膀，主持上海采運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經手購買外商機器、軍火及邀聘外國技術人員。他對朝廷最大的貢獻是為左宗棠西征籌款。胡雪岩先後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計金額為1870萬兩白銀。
由於輔助左宗棠有功，朝廷曾授其江西候補道。他還被禦賜二品頂戴，賞穿黃馬褂。
這種官商的身份為其擴展私人資本開闢了廣闊的空間。各項業務的“回傭”，帶來了豐厚的收入。在前述向洋人借鉅款業務中，利息至少占總數的一半，利息如此之高，可見實付利息與應付利息之間的差額（即“回扣”）之豐厚。
利用官商身份，胡雪岩還操縱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操縱市場、壟斷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他的阜康錢莊支店達20多處，布及大江南北。資金2000萬餘兩，田地萬畝。
巨大的財富使其窮奢極欲，《胡光墉傳》記載：胡雪岩修建“第宅園囿，所置松石花木，備極奇珍。姬妾成群，築十三樓以貯之。” 胡雪岩姬妾成行，號稱“十二金釵”，他象皇帝“臨幸”一樣，用“翻牌子”決定與誰共寢。他甚至強買民女，新鮮感一過就給銀棄之。《見聞瑣錄》稱他“凡買而旋遣者，殆數百人。”汪康年在《莊諧選錄》中這樣評價胡雪岩：“杭人胡某，富坷封君，為近今數十年所罕見。而荒淫奢侈，跡迥尋常所有，後卒以是致敗。”
丁、盛、唐、胡大體代表了“洋務運動”中官僚資本家的來源構成。丁日昌是個正統官僚，盛宣懷則是高幹子弟、腐敗官僚，唐廷樞來自買辦而胡雪岩來自商賈。在洋務運動中他們都彙集到同一舞臺上。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就這樣在官僚政治的大背景下誕生了。這個階級的主導者無疑是官僚，無論買辦還是商賈，不依附官僚則難有作為。另一方面，官僚則必須依靠買辦與商賈，方可解決財政問題。這一特徵有極頑強的生命力，考察整個近、現代史，經商而成功的，鮮有背後無官方背景者；為政而通達的，鮮有背後無提供財力支撐者。官商關係是理解近現代中國上層政經現實的要竅。
在朱伯康、施正康的«中國經濟通史（下）»中，對官僚資產階級掌控的企業，充滿了這樣的記載：
“瘋狂地購買洋設備，引用洋員。”
 “隔省官員掛名應差，支領薪水者甚多，而委任各員任意開銷，浪費侵蝕，私囊日充，公款日虧。經人告發時，李鴻章又袒護親信，案情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