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改革”在一直是個熱度較高的話題，其中“去行政化”是討論焦點，這個議題有兩個關鍵，其一是政府相關機構（例如教育部等）對大學的控制弱化，高校的管理者對這個議題發言較多；其二是學校內部的行政人員從管理者轉換為服務者，而把學校的治理權交給教授，也即所謂的“教授治校”，大學教授們似乎更為熱衷這個議題。
然而，在高校如何治理的討論中，有一群人缺席了，他們是高校的“學生們”，包括在校生和畢業了的廣大校友。其實校友們偶爾也發出微弱的聲音，例如2013年6月浙江大學世界各地校友會聯名上書國務院等中央機構反對新校長任命，但這個聲音被當成噪音置之不理。可是，作為受大學改革直接影響的群體而且人數眾多，他們怎麼可以是沉默的大多數？
的確，學生和校友在大學治理中的角色似乎是一個被遺忘的話題，即使是作為大學改革推手的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在他的著作《大學的邏輯》一書中，也把學生外化為大學的“客戶”和“產品”，對於大學內部治理的改革，他提出的核心思路是“校長治校，教授治學”，並認為這種模式來自美國。然而，這並不是美國模式的完整畫面，因為美國的大學“產品們”– 包括在校生和已畢業的校友在大學治理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們既是無怨無悔奉獻的“客戶”，也是活脫脫管理其“創造者”的“產品”。
事實上，美國大學系統更接近於“教授治學”、而由校董會和校長共同治校。校董會的主要責任包括設立和修改學校的規則、主導學校的財政來源和投資、審批學校的財務預算，還有任免包括校長在內的高級管理人員並決定他們的薪酬，校長則負責學校的日常運作。校董會的成員一般由幾部分人組成：學校的高級管理者（校長，財務副校長等幾人），校友會代表，學校基金會代表，社會名流等，有的學校校董會為教授代表和學生代表設有席位，如果是政府資助的公立大學，那麼相應級別的政府官員也會佔據幾席校董會席位。
我查看了美國最好的幾所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校董人員的履歷，發現無論校董們是那個管道推舉出來的代表，相當大比例（大多數超過80%）的校董都是該學校前後的畢業生。這些活躍的校友們，同時也是向學校捐款的積極分子。對於私立大學來說，校友捐款是他們生存發展的生命泉，對於公立大學，校友捐款也是重要的營運補充，再加上校友們用各種方式（如專案合作，對學弟學妹的提攜，回歸母校講課等）為母校無償奉獻的價值，可以說校友資源對於美國大學的成敗至關重要，只有這些把母校當成終身精神家園的校友，才會如此不遺餘力、不計個人利益得失、甚至傾家蕩產成為母校永遠的守護者。
鑒於校友對大學貢獻和在大學治理中的重要性，目前一些大學排行榜把校友捐贈的強度和廣度當成衡量一所大學品質的重要指標。例如美國新聞週刊每年發佈的大學排行，就把校友捐贈當成大學排行的指標之一，他們也專門發佈大學校友捐贈排行榜。這個指標較好地反映了學校畢業生的成功程度和校友們對學校的熱愛和參與。
回顧人類“大學”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大學實際上是由學生們首創的。世界第一所大學是義大利的博洛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誕生於1088年，那是歐洲中世紀最黑暗的時刻，猶如黎明前。當時博洛尼亞聚集了一些對羅馬法感興趣的學者，於是很多歐洲各地的學子慕名前來，大家集資雇請這些學者為他們上課，為了讓求學過程更加有序，他們結成了同鄉會等組織，各同鄉會又聯合起來成為“大學”，選出自己的校長，與外部試圖控制他們的宗教和世俗權威進行鬥爭和斡旋。後來教師們也成立了“博士協會”，與學生組織協商學校事務，共同守護學校成長
歐洲中世紀大學的另一個傳統始於法國巴黎，十三世紀初開始的巴黎大學是由教師創立和管理，校長也是由教師選舉產生，運作資金主要來自官方。以上兩個大學的模式後來被很多歐洲大學模仿和複製，但這兩種由某一個利益團體為主導的方式有其明顯的缺點，也就是過份關注一個群體的利益，因此不利於大學的長久發展。於是有的學校綜合了這兩種模式，由教師、學生和其他相關方面共同管理學校，例如稍後創立的牛津大學就是由教長、學生同鄉會和教師協會共同管理學校。
目前運作成效最好的美國大學管理模式既傳承了歐洲中世紀大學的基因，也有很多自己的創新。首先，將“治學”和“治校”的責任分開，前者由教授們主導從而保障了學術自由和品質。而學校管理由校董會和校長等管理人員承擔，以校友為主要力量的校董會為學校的運作和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財力，也盡可能超脫短期利益，在激烈的大學競爭中把握學校的核心價值，而校長領導的專業團隊則保證了學校的日常運作和短期目標的實現。教授們對學校管理的參與主要體現在院、系一級，自我管理本學科建設和發現以及其他日常事務。
再回到有關中國大學改革和“去行政化”的話題。前一陣，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礦業大學副校長薑耀東說：“某種程度上，中國只有一所大學，就是教育部大學，我們都是分院。”雖然政府有很大的空間減少對大學的“微觀管理”、讓大學有更多的自主權，然而，任何治理結構，權力、責任、貢獻都需要對等，目前中國公立大學的資金絕大部分都來自政府，如果中國大學期望像美國大學那麼自主，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資金來源的多元化，而校友群體則有著取之不盡的優質資金。當然隨著新資金源的加入，資本代理人也必須在大學的治理結構中佔據相應的位置，從而達到學校治理結構的逐步多元化。
至於巴黎大學式的“教授治校”模式，已經被歷史淘汰了。因為由教授選舉自己人做學校的管理者，一方面稀釋了教授治學的能量，再說任何“一元化”的模式，會外化甚至排斥其他元素，結果可能讓學校淪成為單一利益集團短期盈利工具，而這樣的大學缺乏完整的社會責任感，缺乏包容性，也缺乏對久遠未來的使命感。因此，教授集中精力治學，管理好自己的院系並兼顧著參與治校，是更好的制度安排。
大學，這個人類偉大的知識創新平臺從出生伊始到如今一直沒有停頓過其自我創新的步伐。目前世界上被公認運作得最好的大學也沒有固步自封，而是在思索著新一輪自我顛覆的方向。研究顛覆性創新方面的專家、哈佛大學教授Clayton M. Christensen在他的《創新型大學：從內到外改變高等教育的DNA》一書中認為，延續千年的大學教育模式已經變得越來越昂貴而給社會提供的價值增量則越來越小，互聯網給大學教育的顛覆性創新帶來嶄新的機會，只有那些既能繼承自己傳統的精華而又從內到外徹底創新的大學，才會抓住這一輪機遇成為贏家。
面對高校實現跨越式發展千年難逢的歷史機遇，中國大學各方的精英們不應該把改革遊戲拘泥於幾個封閉的利益集團之間權和利的重新分配，而更應該把目光放遠到未來、放大到世界，否則輸掉的不僅是過去的一千年，還可能是未來的一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