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對於社會轉型的研究，一般多從生產力、生產關係的角度切入，社會轉型便成新舊生產力、生產關係的更替。觀照波普爾的“三個世界”理論的分析框架，即是從“世界一”和“世界二”的角度切入。筆者認為社會轉型也是社會知識的轉型，是新舊社會知識的更替，這種社會知識與波普爾的“世界三”，即“客觀知識”相對應。依此角度來分析社會轉型不僅是傳統分析的重要補充，且具有深刻的根源性。本文從這一視角來分析文藝復興並由此引發的啟蒙運動是人類歷史上重大的知識轉型，試圖闡明這種轉型具有普遍意義，自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產生以來，就一直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施加影響並引起積極的回應。無論是上世紀初期的五四運動和“科玄論戰”，還是後期的改革開放和“南方談話”不是20世紀發生在中國的孤立事件，而是世界史語境之下的文藝復興的中國化出場形態，是啟蒙運動路線圖的進一步延伸並與之構成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1 啟蒙運動的源頭—文藝復興運動
宇宙巨人通過自己的衍生物（即，人）的眼睛，睜開了反觀自身的天目，同時也把自己反推上客體的席位；或者說，人類的出現如同嬰兒的誕生，隨著主體意識的生成，也逐漸把自己與它物區分開。人成了獨立於自然界的人，自然界成了獨立於人的自然界，人和自然的觀念便產生了。然而吊詭的是，這些古希臘的聖哲思想在中世紀被濃重地遮蔽了。在中世紀，人的生活被二分為世俗生活與宗教生活，人的世俗生活是宗教生活的對立面；人的世俗生活異化為手段，而宗教生活才是目的。這個對立面之所以有價值僅在於它是有待克服的障礙。輕視自己的人，在上帝那裏就會受到尊重，你若把自己看得很微小，在上帝眼中，你就是大的。上帝全知萬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是世界真正的主人，人類是“迷途的羔羊”，只有聽從上帝的教誨，在上帝的引導下走向天國。總而言之一句話，中世紀的人是“小寫的人”。
當歷史的車輪行進到14、15世紀，人和自然才得以重新發現和再度確證。古希臘昔日的餘輝透過中世紀的迷霧，穿越千年的歷史彎道，重新皈依正途，這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否定之否定，在一個更高的起點上回到了古希臘時期，這就是義大利人的文藝復興運動。1453年，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佔領君士坦丁堡，東羅馬的學者們有意抑或無意地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主人，他們紛紛逃往義大利，同時也帶去了比他們生命更重要的在西歐失傳已久的古希臘典籍。他們為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人的思想種子找了復活的土壤，古希臘學術在意大利開始全面復興。可以說，此後的義大利人，沒有一個會讓柏拉圖或亞裏士多德感到不可解，斷裂千年的歷史重新彌合。
馬克思曾指出的“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還給了自己。”這可能是對文藝復興運動的最好注解。文藝復興運動使人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人的主體地位重新發現，人的價值得到肯定，提出人要獲得解放，必須以個性自由為前提。宣導發揮人的聰明才智，敢於探索冒險，反對消極無為；重今生而輕來世；相信經驗，重視實驗，反對先驗，絕不盲從權威。“禮拜堂日趨沒落，實驗室欣欣向榮。” “誰要靠引證權威來辯論，他就是沒有運用理智。”在道德觀念上追求放縱與張揚，反對禁欲主義，事業成功及發家致富被看作道德行為。人的高貴被也被重新定義，高貴與血統無關。波吉奧認為具有美德的人就是高貴的人。彼得拉克認為真正的貴族不是天生，而是自為的，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正是這些新觀念，才穿透千年中世紀的黑暗，把人們從基督教神學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文藝復興為以後的思想解放掃清了障礙，打破了經院哲學一統天下、包打天下的格局，各種世俗哲學紛紛興起並各領風騷。文藝復興時期及以後，人成了“大寫的人”。
為了確證的人的主體地位，“大寫的人”不在乞求於神靈，而是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自然界，因此伴隨著人的解放的還有自然的發現，近代自然科學的大門被轟然撞開，這是文藝復興第一階段。文藝復興並沒有止步，並由此上升到第二階段，即社會底層的參與熱情被充分激發和調動。在此階段，人們開始認識到，只有運用科學技術才能實現人類的幸福。知識份子作為獨立的社會階層開始出現，處於社會底層的工匠與知識階層開始交往，並有了互動，經驗和理性相結合。這種結合起初是偶然，隨機的，但很快走向體制化軌道，成為社會建制的一部分。正如斯魯威爾所說：“文藝復興分為兩個不同的但不是完全無關的階段：一個是早期貴族的和古典的文藝復興，它的興趣在於希臘、羅馬的藝術和文學，它所回顧的是它所認為的人類的黃金時代——它通常被稱之為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階段，——還有一個階段是後期文藝復興，它承第一階段並予以補充；——它是一個群眾性和經驗色彩更多，傳統性和等級制較少，而更富於科學性並著眼於未來的文藝復興時期。” 經過文藝復興洗禮的人們，無論是底層還是上層，思想上得到瞭解放並在認識上達到一致，使得以後社會改革順利推進，轟轟烈烈思想解放運動就演變成聲勢浩大的社會改革運動，這是一場歷史空前的“精神變物質”過程。
2 啟蒙運動的路線圖—文藝復興運動的世界效應
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在歐洲形成了連鎖反應，這就是啟蒙運動，也引發了全球蝴蝶效應。
1）文藝復興運動引發英國啟蒙運動
康德認為，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他還把理性視為一種把人類和其他物件區別開，以至把他們和被對象所作用的自我區別開的能力。這一理論在英國得到了充分的闡釋和回應。英國是孤懸海外的島嶼國家，一度是歐洲的遺忘角落，但由於航海技術的迅速發展以及地理大發現，這種傳統劣勢一下子成了後發優勢，各種新的思想首先彙集於此，英國思想家率先接受文藝復興理念的洗禮並擔當了啟蒙者的角色。弗蘭西斯﹒培根首喊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並指出，科學不是《聖經》上的教條，反對教條和權威，要求清除“劇場假相”，即絕對權威。真理是時間的女兒，而不是權威的女兒。霍布斯建立機械唯物主義，儘管今天機械唯物主義多是作為批評的靶子而存在的，但在當初，它是革命性的。霍布斯還把機械唯物主義推廣到整個人類生活領域，他指出，國家起源於人民通過契約把權力讓渡給政府，政府起初並沒有權力，人民把部分讓渡給政府。人民讓渡部分權力是為了換取政府對人民幸福的保障。洛克提出政府分權制衡學說，政府是建立在人民對統治者信任的基礎上的，統治者的權力是有條件的。一旦政府失去人民的信任，政府就得解散。這些理論是成了後來英國議會制度的重要養料。
英國的啟蒙運動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思想上的啟蒙，第二階段是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啟蒙運動開啟了近代科學的大門，並在此基礎上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這也是工業化的前奏，為發展市場經濟準備必要條件。簡而言之，英國首先掀起啟蒙運動，引發了科技革命，導致了工業革命，形成了市場經濟，“日不落帝國”漸漸生成。
2）受英國影響的法國啟蒙運動
英國的啟蒙運動震動了法國，也讓法國人看清了自己的目標。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秉承洛克等人的思想，1734年發表《羅馬盛衰原因論》，鼓吹共和，抨擊專制；1748年出版《論法的精神》，指出國家的目的不是限制人的自由，而是保護人的自由，他還把政權分為立法、司法、行政三個部分，彼此分立，相互約束。伏爾泰宣傳英國社會制度和自由思想。他說：“我不同意你說的每一個詞，但是我願意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狄德羅宣傳“社會契約論”，認為君主的權威來自政治契約，君主的職責是保衛公民不受他人欺淩。盧梭著有《社會契約論》，提出人民主權學說，國家是人民通過社會契約所組成的聯合體，國家主權源於人民，不能分割或轉讓，人民有任命、監督、罷免行政首領之權，有決定國家統治形式之權，並有推翻專制制度的起義之權。
有了這樣的思想啟蒙就不難理解1789年國民議會通過《人權宣言》，1793年頒佈《法國憲法》。至此，法國便走上了與英國相似的政治、經濟發展道路，這也就不難理解市場經濟為什麼能在法國蓬勃發展。
3）啟蒙運動來到美國
美國的啟蒙思想源於英國和法國，但與英法啟蒙運動相比有一定程度的拓寬和拔高。啟蒙思想家富蘭克林編印《可憐的理查德曆書》宣傳和傳播啟蒙思想。潘恩寫就《美洲的非洲奴隸制》和《常識》，抨擊英國政府對待殖民地的暴政和君主專制政體，呼籲北美獨立，宣導共和。傑斐遜1776年主持起草《獨立宣言》，制訂宗教信仰自由的法案，取消宗教上的特權和歧視，反對奴隸制度。麥迪遜強調宗教信仰、言論、出版自由的重要性。
理論上的成熟，美國獨特的歷史背景使得美國的社會改革變得相對容易。1776年7月4日通過《獨立宣言》，它繼承和發展了天賦人權和社會契約的理論，宣佈一切人生而平等，天賦人權；《獨立宣言》第一次以政治綱領形式確立“人權原則”，如果政府損害這些權利，人民便可以重立政府。1787年制定《美國憲法》，這是世界上第一部民主共和的成文憲法，也是美國走上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保證。啟蒙思想在美國深入人心，政治精英身體力行。美國首位總統華盛頓在擔任兩屆美國總統之後仍具有崇高的政治聲望，群眾推舉他連任，但他主動退出參選，絕不樹立連任三屆的先例。美國歷史上，除羅斯福在二戰時期擔任三屆之外，沒有人擔任第三屆總統。這一傳統始終保持著，並深深影響今天的西方國家，也一直被看成是檢驗一個國家民主還是獨裁的最為顯著的標誌。
啟蒙運動的連鎖效應不限於此，還有德國的狂飆運動、俄國的十二月黨人運動、日本的明治維新，今天世界最發達的西方國家都是在這個歷史進路中成長起來的。文藝復興導致思想解放，啟蒙運動導致自下而上的社會變革，這些國家都發生了質變：由特權為平等，由奴役為自由，由迷信為理性，把合乎邏輯的思想內化為堅定的意志，並上升為剛性的國家制度。
3 啟蒙運動的中國出場形態
近代以降，中國歷史便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不僅是時間上的，也是在邏輯上的。儘管人們不斷地強化“中國特色”，但“世界共性”仍然清晰可見。文藝復興這一“人類前所未有的最偉大的進步的革命”不可能不對中國起作用。
我們不妨這樣設想，如果世界上東西方一直是完全隔離開來各自獨立發展，中國會不會產生類似於西方國家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呢？如果把人類歷史理解為是在走“必由之路”，那麼這個答案是肯定的，但同樣可以肯定這種中國自發的文藝復興運動要比西方晚得多，可能要晚上數百年，甚至上千年。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西方，今天的中國差不多還是1840年前的中國；相反，如果沒有中國，西方就是現在的西方。歷史不容假設，值得慶倖的是，自1500年後，文藝復興所產生的思想解放運動就持續的、不可抗拒的和單方向的衝擊著其他國家。法國的啟蒙運動、德國的狂飆運動、俄國的十二月黨人運動、日本的明治維新，都是衝擊的結果。相對而言，由於天不時、地不利、人不和，中國受到的衝擊來得遲些，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及以後的民族戰爭等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主人。囿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硬核極其堅硬，保護帶而又能極富彈性，今天看來，儘管文藝復興運動對中國的影響不那麼明顯，但也明顯存在兩個歷史時期，與文藝復興運動高度疑似，這應視作啟蒙運動的中國化出場形態，是啟蒙運動在中國的進一步延伸。
1）從五四運動到“科玄論戰”
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及稍前一些的新文化運動都明顯帶著“人的解放”的痕跡。五四運動把矛頭直指傳統文化之核心的“孔家店”，要求恢復和展現被封建禮教吞沒了數千年的人的本性，但要求恢復和展現的人的本性不是孔孟之前的中國人的本性，而是來自西方的“德先生”，“德先生”繼承了啟蒙運動的思想和精神。到20年代，還有“科玄論戰”，它傳播科學思想、方法和精神，以丁文江為首的“科學派”在論戰中取得最後勝利，“賽先生”占了上風，這也表明中國自覺融入啟蒙運動的發展邏輯。稍異其趣的是，啟蒙運動的兩個階段在中國難以厘清，但大致仍然可以看出來，在五四時期和稍前的新文化運動的“德先生”和“賽先生”雖然同時被請到中國，但更為看重“德先生”；在“科玄論戰”時期，“賽先生”的地位被大大的抬高了，這從“科玄論戰”中科學派取得勝利得以佐證，但此時“德先生”已不僅是洋先生，也有點中國先生的模樣了。
與西方啟蒙運動大異其趣的是啟蒙的動因不一樣，五四運動的動因不是來自中國社會的內部，而是來自於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直接目的移植西方民主與科學來富國強國，從而贏得民族尊嚴。在涉及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上，這與啟蒙運動完全相反。歐洲啟蒙運動是由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所引發，主要是解決階級矛盾的話，那麼，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則主要是由外敵入侵所激起，主要是解決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的激化程度又往往直接決定著啟蒙運動的發展狀況。在西方，經過文藝復興特別是啟蒙運動，先是個人的解放，然後再由底層而上層立國，並制約國家的權力，從而保障個人的權力。而在中國，歷來就有“崇尚總體，貶低個體”的傳統，萬事國為先，個人從未得到真正解放。加之國難當頭，救亡圖存比個人的解放更為迫切，更為重要。為了抵禦外敵先要強國，奢談個人權利，反而要更多地向國家讓渡權利，與啟蒙運動的內在邏輯相反。
從總體上看，從五四運動到“科玄論戰”時間不長，又把西方啟蒙運動的兩步並著一步，具有啟蒙運動的意義，但並不徹底，還有方向性錯誤。這也預示著，在中國以後的發展進程必將有再次啟蒙。
2）從改革開放到92年南方講話
1949年10月以後，強國仍然是壓倒一切的重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誇大公有制，提倡“破私立公”、“越公越好”，到了文革時期“狠鬥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之類帶有中世紀色彩的言行隨處可見。對個人權利的剝奪、對政府和領袖的權利拔高都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文化大革命成了西方中世紀高度濃縮。然而人作為“類”的解放和作為個人的解放是人類發展的剛性邏輯，人類歷史的發展終究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
對於中國人來說被延誤了半個多世紀的啟蒙運動重新啟動，那就是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明顯地以1992年南方談話為界區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大致與啟蒙運動的兩個階段理論相契合。第一階段是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來，表現為大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它是半個多世紀前五四運動的繼續，人性慢慢復蘇，比如，傷痕文學的湧現、對文革的反思、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和新一輪的西學東漸等。然而由於認識上仍沿襲計劃經濟的慣性思維，操守上又缺乏市場經濟的支撐，這場在“文化大革命”之後迸發出來的熱情很快沉寂，給人以雷聲大而雨聲小之感。
九二年南方談話明智地將其引向改革開放的第二階段，之後的發展具有文藝復興第二階段的一般特徵：政治轉向經濟，轉向物質生產和消費，轉向平民和大眾，文化由精英向平民回歸，由理想走向務實，這得益於市場經濟的逐漸建立，這是最活性的土壤。唯有市場經濟的建立與健康發展才能從根本上衝破自然經濟以及計劃經濟的人身依附關係，個人才會從集體中掙脫出來成為自由的個體，人權、政治自由和信仰自由才能從幕後走到臺前。
從20世紀的兩個特定時期都可以看出，“中國化的啟蒙運動”的第二階段是在第一階段未能充分展開就匆匆登場的，是在不具備條件的狀態下的上演的，勢必要在進入第二階段又回過頭來補第一階段的課，以使第二階段得到更好的發展。行進的步伐時常給人零亂之感，其實是思想上的混亂而造成的行動上的徘徊。
能不能自豪地說，我們曾經有過兩次啟蒙運動呢？答案是否定的。兩次“高度疑似的啟蒙運動”根本無法與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俄國、日本等國經歷的運動相比較，更不用說義大利了，那是一個讓人望塵莫及的高度。而且這種“高度疑似的啟蒙運動”沒有根植於社會的底層，動力不足，而且一直保持在上層需要、許可並可掌控的範圍裏。
是不是我們就沒有過啟蒙運動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完全可以把“高度疑似的啟蒙運動”當作文藝復興的中國出場形態和啟蒙運動在中國的延伸，之所以不象法國、德國、俄國的、日本等國出場形態，除了“救亡壓倒啟蒙”和對“對國內外形勢的誤判”的一些傳統解釋外，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得不考慮進去。文藝復興運動的兩個階段就象一本書的上下篇，外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分析的，在徹底看懂上篇後，再看下篇；徹底看懂下篇後，就再也不看了。就根據看過的知識去實踐，因為徹底看懂，認識到位，在實踐也就不會犯錯誤。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綜合的，上篇看懂一些，或沒有看懂，照樣看下篇，或者把上下對照著看。籠而統之看過一篇後，不求甚解，就去實踐，肯定會摔跟頭。摔跟頭後才發現原來是書沒有看懂，於是再來看第二遍。第二遍看書的效果自然會比第一遍好些，但好不了多少，因為思維方式還是那樣的，所以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這本書要反復地看，要看好多遍。許多學者對中國沒有真正意義的文藝復興憂心如焚，大聲疾呼，當然這是負責任的學者行為。不過不要太過悲觀，世界歷史發展的剛性邏輯擺在這兒，這本書也一定會被國人讀懂，讀懂是最重要的，至於讀書的方式就不要太強求了，當然誰都希望能儘快讀懂。
可以肯定，文藝復興將會在中國再度出場，但它與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形式會有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帶有量變的色彩，但照樣能刷新歷史高度。“世界化的內容、中國化的形式”可能是中國特式啟蒙運動的最好詮釋，在漸漸融入世界發展潮流之中又充分彰顯中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