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萊
對於完全切斷詩的智慧和科學智慧的聯繫的危險，雪萊則留給世人一個清醒的認識：沒有心靈參加的邏輯活動是刻板、片面和危險的。對於內在世界而言，它將導致情感世界的萎縮，破壞人自身的生命深處的內在自然，使人失去獨立完整的人格，甚至敗壞人性；對於外部世界而言，工具理性的無羈和肆虐無可避免地引起價值和事實的分裂，不僅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而且隨著人類對自己技術想像力的產物失去控制，可能導致一種新的奴役。
眾所周知，浪漫主義是對西方理性主義傳統的一種反撥。德國浪漫派先驅、反啟蒙運動的約翰·格奧爾格·哈曼認為，啟蒙運動的理性總是以概念的方式把握一般和揭示存在的本質，但“概念和範疇都是一般性的，必定不能涵蓋那些非常之物，那些特殊之人的特別之處”。由此哈曼的觀點是，我們的生活像一道水流，如果運用一般性的概念或範疇截斷它來加以分析和把握的話，必定會使得生活之流支離破碎。不僅於此，激進的浪漫主義者如盧梭甚至進而質疑人的理性能力，主張相對於所謂客觀的理性分析，自然流露的強烈情感或直覺更能把握事物本質——浪漫派詩人濟慈的名句“（牛頓光學）將天空的彩虹拆解”最能表達這一情緒。而作為理性主義衍生物的科學（主義），理所當然也成了浪漫派猛攻的靶心。
與上述浪漫派觀點不同，詩人雪萊（1792—1822）認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早已不是英雄時代和虔信時代，而是科學技術引導社會進步的時代，因此主張通過科技手段改進民生福祉。雪萊本人一向熱愛科學，他曾自負地宣稱，假如他選擇不做詩人，一定會成為當世一流的化學家。與此同時，他又強烈反對啟蒙運動對自然科學的過度崇拜，導致科學技術的力量被濫用，從而引發人類社會的巨大災難。
“化學家中的牛頓”
針對當時盛行的科學機械論，雪萊選擇自然為突破口來表明浪漫派的主張：自然是有機的整體，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自然這一生命體中存在科學無法分析的東西，與其依賴抽象的分析，不如信賴審美的直覺。與之相應的是柯勒律治提出的有機整體論，認為包括詩歌在內的文藝作品與自然萬物一樣自發地生長，自然與藝術並非對立，而是融為一體。兩位詩人都堅信人是精神（或靈魂）的完整存在物，而不是科學和理性的碎片存在物——像早期浪漫派詩人布萊克哀歎的那樣，“由於人類的墮落，由於毫無想像力的數學家和科學家們——人類靈魂殺手的邪惡工作，人類精神已經石化”。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到19世紀初期，科學儼然已成就一統天下的霸業，隨之而來的是，科學與人文之士的分歧對立也日漸加深。然而雪萊卻寄望於熔科學與文學於一爐，實現人與自然，以及物質與精神的“統一”。
雪萊在詩歌、散文以及詩劇等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中大量運用科學意象和研究成果，說明他具備豐富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素養。比如，他在抒情詩《雲》中，對雲、雨、雷電、海洋與天空等自然現象與過程的刻畫極富於科學精神——同時指明宇宙具有不斷地變化和自我復蘇的能力。他在名詩《西風頌》中對海底樹林在洋流變化之前自行萎縮現象的描繪，也符合科學原理。《含羞草》一詩則把雪萊精於觀察事物的長處發揮得淋漓盡致，準確地描摹了植物園裏一年的自然迴圈，將植物學知識和人類感情巧妙地交織在一起。此外，雪萊在名詩《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中對新興的地理學和古生物學多有提及，尤其是最新的有關恐龍的理論。他不僅詩意地描述月相的變化、月震現象、地球和月球因引力和離心力的作用而相持、粒子圍繞彼此千萬次旋轉而產生各種波長的輻射等自然現象，同時還大量引用拉普拉斯、尼科爾森百科全書和托馬斯·特羅特等科學家的著述，以支持他有關地球黃道最終消失等科學假說。
浪漫派一向主張，人類的智能存在分析和綜合兩種主要傾向。雪萊認為科技屬於前者，而詩的想像為後者。雪萊在《麥布女王》中有大量科學引用，探討自然科學發現以及人的自我認知，包括古羅馬詩人盧克萊修《物性論》，培根“道德政治經驗論”，霍爾巴赫的“自然體系”和卡巴尼斯“人的物質精神同一說”，等等，其中不乏令後世驚歎的真知灼見。比如他在《麥布女王》（第6章）注解中寫道：“天文學教導我們，地球處於經常的變化之中，兩極和黃道每年都變得愈來愈垂直……熱帶所有生物的骨骼在西伯利亞的北方和俄亥俄河岸上被發現。在德國中部發現一種植物的化石，這種植物只有在今天印度斯坦那樣的氣候條件下才能生長……古代作家的證據表明：英國、德國、法國在過去比現在要冷得多，其中的大河每年都會結冰。”
正因為具備良好的科學素養，雪萊的詩篇幾乎涉及了當時所有主要的自然知識領域。比如，在前述《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一詩中，作者不僅詩意地描述了月相的變化、月球上的山脈、月球始終一面朝向地球(被比喻為月亮對地球的凝望)等自然現象，更推測粒子圍繞彼此千萬次旋轉而產生各種波長的輻射，甚至可能包括威廉·赫歇爾於1800年發現的紅外線——雪萊很熟悉被托馬斯·楊復活的光的波動說(及其與微粒說之爭)。進而，他將這種動力同人類意識聯繫起來。
他在《為詩辯護》中說“光、電和磁是流體，思維本身的稀薄性和活動性沒有超過它們”，意即思維和光電等普遍自然現象是同等性質的流體，思維活動並不比自然現象更難以捉摸。這種人類精神與自然的聯繫，使得雪萊超越了啟蒙主義認識論中主觀和客觀、意識和宇宙之間的二元分裂，成就了內外部現象間的一種“完美對稱”，在其中“自然之光和心靈之光在眼睛中交織，從而喚起洞察力”。
由此可見，雪萊的這首敘事長詩通過科學和詩的交互支持來展開，一方面用科學來“佐證”詩的意象，“科學地證實詩中想像的和預言的要素”，另一方面，展現了詩的視野及詩性智慧對科學技術的引領，並最終達到人與自然和諧一致的“塵世的天堂”。
相反，對於完全切斷詩的智慧和科學智慧聯繫的危險，雪萊則留給世人一個清醒的認識：沒有心靈參加的邏輯活動是刻板、片面和危險的。對於內在世界而言，它將導致情感世界的萎縮，破壞人自身生命深處的內在自然，使人失去獨立完整的人格，甚至敗壞人性；對於外部世界而言，工具理性的無羈和肆虐無可避免地引起價值和事實的分裂，不僅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而且隨著人類對自己技術想像力的產物失去控制，可能導致一種新的奴役——“這些科學的開發擴大了人類對外界的統治，卻由於缺乏詩的功能，相應壓縮了人的內心世界，而人在役使了自然的各種元素之後自己也成為一名奴隸”。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作為終身的科學愛好者，雪萊始終對所謂的科學精神抱懷疑態度。他認為偽科學的統計數據以專斷的姿態阻塞想像力的活動空間，並以貌似有理來引導人們走向錯誤的判斷。雪萊曾明確表示，包括倫理道德的“詩性智慧”如果不能指導科學，則這一利維坦似的巨獸必將給人類帶來災難。
實用科學與人類“崇高的天命”
在所有自然學科中，雪萊對化學和天文學最有研究。1820年，他在“給瑪利亞·吉斯伯恩的一封信”中，談及其子亨利·雷弗利（時為蒸汽船工程師）化學實驗室的場景：他的螺絲釘、圓錐、車輪等物散落一地，旁邊都是一些關於數學列表和古典化學方面的書籍——“到處是瓶瓶罐罐，燒杯量筒，以及各種不可思議的木器”，並表示這一場景“相當震撼”。雪萊本人中學時代對物理化學尤感興趣。1810年他在伊頓時，曾用樹枝點燃火藥和玻璃瓶，“燒死魔鬼和（礦物學）老師！”
當時，伊頓的自然哲學（科學）老師是科學家亞當·沃克。沃克的科學講座日後出版，是一本厚達五百頁的四開本巨著，內容涵蓋了天文、靜電學、力學、化學以及大氣、光和磁等自然現象。沃克在課堂談論行星軌道，令雪萊熱血沸騰。沃克的很多課堂實驗讓雪萊激動萬分，因為這同他的反叛精神極為合拍。課後，他自費購買太陽分儀和光學放大鏡（後被迫典當），開始進行化學實驗。
除了沃克，雪萊的科學熱情還受到他在伊頓時的科學導師詹姆斯·林德的影響。皇室醫生和皇家學會會員詹姆斯·林德是蒸汽工程師詹姆斯·瓦特的密友，他退休後住在溫莎城堡，當時是伊頓公學的一位兼職教師。對少年雪萊而言，林德是科學睿智的模範，也是他科學之路的“燃燈者”。雪萊後來曾說：“我虧欠他很多，啊！遠勝過我虧欠父親的。他愛我，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那長時間的交談，他在其中顯露了最仁厚的寬容和最純潔的智慧的精神。”林德精研天文學和氣象學，曾在皇家學會的《哲學會刊》上發表過關於金星淩日和可攜式風速計的文章。林德對動物電和電休克實驗也非常感興趣，在私人通信中，林德曾建議通過電擊來治療英王喬治三世的瘋癲（這一點對瑪麗·雪萊的科幻小說創作影響很大）。更重要的是，林德同當時很多著名的科學家往來互動，由此雪萊得以間接接觸到很多科學家和科學進展，比如化學家戴維及其科學發明。
日後在與好友托馬斯·傑弗遜·霍格的通信中，雪萊說：“憑藉化學的力量，哲學家可以改天換地，把貧瘠的區域變成豐饒之地——那時乾旱的非洲荒野將因為充裕的供水而煥然一新，也可能被立即轉變為肥沃的草場，或無垠的玉米和水稻田。”對於雪萊、戴維等有識之士而言，人類那“崇高的天命”，都是在科學技術的“效用”基礎上，實現人與自然的健康結合。這是一種漸次改進與“輝煌時刻”的結合，一個科學的能力和詩的視野完美結合的世界，而不是虛幻的天堂。1819年，在參觀了雷弗利的鑄造工廠後，雪萊一度打算在雷弗利“唐·璜號”蒸汽渡船工程上進行投資，可見他對推廣現代科學技術應用興趣之濃厚。
科學與詩歌的“視界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雪萊對伽伐尼和伏特的電學爭論一向饒有興趣，對戴維、法拉第師徒的電動原理也較為熟悉——正是當時動物電以及人體電的假說引發了他對於生命奧秘的探索。早年他在倫敦聖巴托洛繆醫院聆聽醫學講座，曾立志行醫濟世。“在我們死後，靈魂會不會在另一個星球遊蕩？”這一疑問時常令他困惑不已。雪萊認為生命是一大秘密，死亡才是揭開這個大秘密的唯一途徑；死亡是一種解脫，一種能接近真理、回歸到宇宙靈魂的最佳路徑。雪萊反對宗教教條主義的“意識和物質的流行哲學”，這在他的《論生命》中有所體現。自然歷史的形成過程對他而言猶如古老的“巫術”，生命的秘密激發他的想像，他渴望找到“哲人石”，夢想返老還童，長生不老。這是雪萊的浪漫幻想，但在他的妻子瑪麗·雪萊的筆下，這一浪漫幻想與科學實驗相結合，從而成就了文學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
一個促使瑪麗·雪萊對科學的作用進行深刻反思的重要因素則是丈夫雪萊的影響。雪萊並不認為上帝創造生命的觀點，直接啟發了女作家對生命科學問題的思考：死亡是一次真正的旅行，也是宇宙秩序和宇宙生命的組成部分。靈魂似乎和宇宙中的暗物質、暗能量或者量子糾纏等密切有關——正如雪萊在《論來世》中所說：“這些物質都會變化、腐朽，都會轉變為其他的形態……降臨世間之前我們可曾存在過？這種可能性頗難想像。每種動物或植物的繁衍都有一種變其周圍的物質為一種自身相似物的力量。這是一種規律，也就是說，某種基本物質粒子之間的關係要經歷—種變化，這些物質粒子最終會重新組合。”
日內瓦大學現代歷史教授、科幻文學專家米歇爾·波萊在《弗蘭肯斯坦，啟蒙哲學的悖論》一文中曾指出：“像弗蘭肯斯坦製造的生靈一樣，盧梭所稱的‘野蠻人’，考慮的只是如何保護自己的生命。一旦與社會交往，他會因掌握知識而敗壞。若說個人可臻於完善，人類歷史上每有一次進步，接踵而來的卻是倒退。一切改進都造成環境等方面的惡化，導致社會不平等顯現。科學與藝術一味前進，必然帶來風俗的衰敗。”這也是雪萊的隱憂：他一直認為科學是中性的，既可以用於社會改進，但也可能被濫用，從而阻礙人類進步，因此主張警惕“瘋狂的科學”，並宣導科學與詩歌的“視界融合”。正如德國浪漫派詩人歌德所說，“科學源於詩歌。當時機成熟，二者會再度重逢，一同躍入更高的境界”——這是雪萊的理想，也正是他在《麥布女王》中描述的當“幸福與科學終於在地球上出現”時的美好景象。恩格斯曾讚譽雪萊為“天才的預言家”，而這一美好景象可能是浪漫派詩人雪萊最重要的科學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