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甸
哈佛大學是美國著名的“常春藤”大學之一。但今天很少人知道哈佛大學在歷史上曾經以“認識上帝”為建校目標。最早的哈佛校徽上，有拉丁文“Ve-ri-tas”（真理）的字樣，分佈在三本書上，周圍環繞著“pro Christo et ecclesia＂等字，翻譯成中文，就是“為基督及教會（的真理）”。校徽中的兩本書是向上翻開的，另一本書則朝下扣著。翻開的兩本書，象徵上帝啟示給人類的知識；扣著的那本書，則象徵人類對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全部掌握，上帝有上帝的奧秘，人對上帝應該有敬畏之心。今天，你在哈佛的校徽上，還能見到Ve-ri-tas 的字樣，但是三本書都是向上翻開的，其餘的字也不復存在了。
知識、真理與上帝有什麼關係？基督教為什麼會有神學？神學不是人的學問嗎？基督教信仰不是與“人本主義”相左的嗎？這個問題不但非基督徒會質疑，基督徒同樣會有困惑。少數比較極端的基督徒，甚至把神學視為“屬魔鬼的東西”。
實際上這個問題也就是如何看待“信”與“知”，即信仰與理性兩者的關係的問題。
按照正統的基督教信仰，人因為犯罪墮落與上帝隔絕，已經沒有能力靠自己的理性認識關於上帝的全部真理。人獲取終極全部真知識的唯一途徑，是接受上帝的啟示。
上帝的啟示有兩種：1）普遍啟示，即如康德所謂“在我頭上的燦爛星空，在我心中的道德律令”。2）特殊啟示，即聖經與耶穌基督。（培根用“兩本書”來比喻這兩種啟示。所謂的“兩本書”，一本是大自然，一本是聖經。）一方面，上帝的啟示是完整清楚的，人足以從中瞭解人的得救和人與上帝的和好；另一方面，上帝有他的奧秘，而人的理性有嚴重的局限，因此正如早期的哈佛校徽所表明的，上帝的真理，人不能全部掌握，因此人需要謙卑，同時需要努力追求認識上帝的真理。
很多中國知識份子想當然地以為，“因信稱義＂的意思就是反智、反知識，以為這句話的意思，是只要迷信、盲信就好，信了就上天堂，知識越多越“反動”。可這真的是“因信稱義”的意思嗎？“因信稱義”真的引向反理性、反智的“盲信”嗎？基督教信仰真的是反理性的嗎？
基督教信仰當然是講“信而得救”的。基督教信仰的知識論相信，人認識上帝，必然出於上帝自己超越的啟示，即自上而下的“神找人”，而不是像抓著自己的頭髮想把自己提起來一樣的“人找神”（參見《哥林多前書》一二等章，《約翰福音》三章，及《羅馬書》等）。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並不排斥理性，反而給理性適當的位置，在一定的範圍內肯定理性的價值。
這樣的理性觀，正是跟傳統基督教的“以信求知”的思想一致的。正如神學家、早期教父奧古斯丁，是相信“因信稱義”的“恩典神學”的，但是他同時強調“信心”本身並不是人得救的條件或者得救的原因──就是說人不能指著自己的“信心”自誇。“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以弗所書》2：8）。
用同樣強調“因信稱義”的馬丁·路德的話來說，“因信稱義”是人“通過信”被上帝稱為義（即被宣佈為“無罪”），而不是“因為信”就得稱義──上帝以恩典稱人為義，人以信來領受。信心是人得救的工具和媒介，而不是得救的條件或原因。
信心既然不是得救的條件或原因，那麼信心的功用是什麼呢？按照奧古斯丁的觀點，“信心只用於未見之事”，能夠看見的事不需要信心。對得救、屬上帝的人來說，上帝及上帝的道，就是“未見之事”。所以基督徒認識上帝，是“以信開始，而以眼見來完成”。人從接受上帝的恩典開始，直到最終能夠明白看見上帝恩典的成全，就是“信仰尋求理解”的過程。“信心”是基督徒最初“領恩”的媒介，“信仰”是基督徒得救以後“知恩”所構成的理解。信心引導我們尋求對得救的理解，正如保羅所說，“知道所信的是誰”（《提摩太后書》1：12）。
對奧古斯丁而言，真正的信仰，必然需要尋求理解明白，“誰只相信他所不知道的事，誰就不能說是尋見了”。更進一步地說，真正的信仰就是真正的明白。因為基督信仰並非一種心理作用，而是終極關懷，人要相信明白的是上帝啟示的真理。真理之為真理，絕不取決於我們心理上的認同。所以對真理的終極追求，就是對真理的信仰和明白。因此人憑信心接受上帝的啟示與救恩，而信心必然尋求理解，從而形成系統化的信仰。
信心引導理性不斷尋求更深的理解與明白。所以按照基督教信仰，基督徒都是以蒙恩得救開始，繼而“以信求知”，以至最終明白真道。因此基督徒信了之後，還要去理解、去明白，要“深知道所信的是誰”，不但相信神，而且也要“知道”、“認識”神。當今廣受歡迎的福音派神學家巴刻（J. I. Packer），寫過一本很有影響的書，書名就叫《認識神》（Knowing God）。新約聖經就告訴我們，“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翰福音》17：3）
“以信求知”，並不是只信基督教信仰限於理性能夠確認的部分。信仰超越理性，它能夠承接由啟示而來的真理，而這是理性難以理解的。理性的角色是在啟示所得的知識上建造、探索其含義究竟為何。中世紀的思想家吉爾松（Gilson），將基督教信仰體系比喻為華麗的大教堂，它建立於理性的基石上，但是其巍峨的建構，卻高出理性的基礎，遠超過理性所能瞭解的。所以奧古斯丁所謂的“理解力”，也並不是如康德所批判的“純粹理性”，而是結合人的理智、情感、意志的全人的對真理的追求，正如奧氏在《懺悔錄》中所描述的、人尋找上帝的“心靈之旅”。
從以上的角度來看，正統的基督教信仰對“神學有什麼用”的回答，就應該很清楚了。當然，基督教有兩千年的歷史，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數以億計，基督教神學的體系的確是繁雜和多元化的。中國知識份子喜歡批評的經院神學，其實只是歷史上天主教神學的一派，並不能代表基督教神學。
在阿奎那（Thomas Aquinas，AD1225-1274）的時代，經院神學為了基督教神學系統化和“顯明內在理性”的需要，開始從希臘哲學中尋求支持。當時的神學家們，似乎對亞裏斯多德情有獨鐘，認定他的理念可以為基督教神學的發展，提供理性的基礎，也可以用來對抗反對基督教的人士，護衛基督教信仰。這也就是後來的天主教的護教學所採取的進路（這種護教的進路，在今天的基督徒當中，也許仍然有其影響）。阿奎那的雄心壯志，是要建構一種兼具信仰與理性的知識體系，這也就是後來經院哲（神）學無所不包的“神學大全”的由來（阿奎那的巨著就叫《神學大全》）。今天我們一提到“經院神學”，就會想到“一個針尖上能夠站幾個天使＂之類的迂腐得可笑的“課題”。而阿奎那證明上帝存在的“五法”，更是著名。
在福音派新教基督徒看來，阿奎那等人的知識論和護教理念（即所謂“自然神學”），有一個致命的先設，就是人的理性尚未完全墮落，所以人可以通過“中立＂的理性來認識上帝，甚至僅僅依靠理性就能認識上帝。而這是不符合聖經所啟示的知識論的。聖經清楚地表明，人背離上帝犯罪墮落，而人的墮落是“全人”的，包括理性的昏暗和蒙昧。墮落的罪人會壓抑真理（《羅馬書》1：19-23）。因此聖經斷然拒斥人可以僅僅靠著理性歸回上帝的可能性。
經院神學以後，基督教神學一直在發展。及至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改教家們宣導“唯獨聖經”和“唯獨信心”等，實際上是對“經院神學”中的理性主義進路的逆動和抗爭。馬丁·路德（1483-1546）極力反抗亞裏斯多德哲學對基督教神學的統治，提倡正本清源回到奧古斯丁“以信求知”的原則，強調人的理性必須被信仰所引導。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強調教義和教理，將教義與信仰生活緊密相連。加爾文重新以真知識（認識神）作為神學的主旨，也是溯源“以信求知”的理念。加爾文講的“知識”，是救贖性的“以信求知”中的“知”，而不是形而上學的知識論。而路德和加爾文，正可以說是新教神學的代表。
從改教到二十世紀，基督教神學對信仰與理性的關係的言說，逐漸走向多元化。對此議題有較多、較深入探討的神學家，包括了有存在主義意味的克爾凱戈爾（Kierkegaard，或譯祈克果）、注重信仰經驗的士萊馬赫（Schleiermacher）、強調“歷史意識”的特洛爾奇（Troeltsch）、關注“處境化”的蒂利希（Tillich，或譯田力克），和注重“先設”護教的範泰爾（Van Til），等等。不過在二十世紀西方多元化的神學中，最引人注目、在中國知識份子中最有影響的，大概還是巴特（Barth）的具有存在主義色彩的“新正統神學”。巴特希望建構的“神學大廈”，乃是一方面確立傳統的教義學（巴特的巨篇代表作即是《教會教義學》），一方面又力圖與種種現代思潮對話。巴特仍然視神學為“信仰尋求理解”，他認為神學是人“關於上帝的言說”。面對現代主義和自由派神學，巴特奮起抗爭，竭力批判（然而範泰爾等認為，巴特仍然接受了自由派神學和世俗哲學的一些先設）。
西方現代神學經歷了現代主義和自由派神學的衝擊，今天又面臨後現代思潮的氾濫，對信仰與理性的反思仍然在繼續。毋庸諱言，對信仰與理性的關係，當今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樣，看法是多元化的。“耶路撒冷和雅典”，是兩千年的古老問題了。基督徒中雖有極端“反智”的，但是大多數基督徒，並不把理性和信仰絕對地對立起來。
基督徒的信仰建立在上帝啟示的真理之上，因此基督徒信仰的對象是“客觀”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信則靈”。上帝，還有上帝創造的自然律，存在就存在，不依賴於我們的相信與否。人的墮落是全人的，上帝的救贖也是全人的。基督徒的信仰，認真地說，並非僅僅是一種宗教。信仰不是只在禮拜天做禮拜，卻跟自己的生活世界完全無關。正如神學家、教育家、新聞家、政治家凱帕爾（Kuyper）所說，基督徒的信仰，應該是一個“生命（生活）體系”，是涵蓋科學、哲學、藝術、政治等等整個人生與社會層面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1]。基督徒可以而且應該，努力在各個領域“榮神益人”，當最好的科學家、哲學家、藝術家、政治家……而且既然上帝有普遍啟示，現代自然科學也好，哲學人文也好，對基督徒來說，都不會沒有價值，都是上帝顯明其普遍啟示的管道，當然也都可以用來見證和榮耀上帝。加爾文說過“假如我們相信，上帝的靈是真理惟一的源泉，那麼不管真理在何處顯明，我們都不應該拒絕或藐視，要不然我們就是侮辱上帝的靈了。”[2]
當然，啟蒙運動以後的西方思想，基本上是人本主義，與基督教信仰漸行漸遠。宗教被視為跟“生活世界”完全隔離，是“形而上學”的“二樓”，表面上似乎很超越，實際上卻虛無縹緲，是非常“業餘”和“私人性”的“愛好”。在1836年以後的哈佛校徽上，那本象徵敬畏上帝的書，也變成朝上翻開了，意味著人已經不再需要敬畏上帝，教育和“宗教”不再攪在一起，上帝被逐出知識和思想的領地。不要說世俗的大學，就是今天的一些“自由派”的神學院，也都不把“認識上帝”當作目標，其神學研究可以完全跟信仰分開，變成完全的學術性研究。目前中國的一些基督教研究機構就是這樣的，甚至接收了許多根本不相信上帝的人[3]──雖然，在很多基督徒看來，一幫根本不相信上帝的人，在那裏窮研究上帝，多少是有點搞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