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
北京時間10月11日晚上7點，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將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這是華語世界在精神生活上的一次綻放，因為莫言的文字和塵封的中國故事，諾貝爾獎終於把它的目光投向了這片長期被遮蔽的土地和人民，我們與他一起見證了這個重要的時刻，也一同分享了他的榮譽。很多年前，筆者曾對同學們說，如果諾貝爾獎獲獎者的行列裏總是沒有中國人的身影，那麼它就是一個地方獎。同學們總是認為我在開玩笑，其實，任何世界性的話題裏都不應該缺少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族群的參與，否則它就是不完整的，因而也就無法代表世界。對於莫言此次獲獎，如果我們僅僅把目光停留在一項單獨的獎項以及它豐厚的獎金上，那麼它所展現的意義則被有意或無意地消解了，這應該是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需要避免的。任何意義的過濾與選擇，都是我們這個族群整體精神生活的損失，基於這種理解，筆者將嘗試分析由莫言獲獎引發的兩個問題以及一些思考。
精神的和解——思想碎片化時代的生存之路
毋庸置疑，改革開放的三十餘年是中國思想史上最波瀾壯闊的一場盛裝演出，那些在場者與缺席者一同見證和參與了這次宏大的演出，沒有人可以是旁觀者。不論它給每個人的內心帶來了怎樣的升騰與墜落、成功與失敗、歡喜與悲傷，我們都無法繞開它，這就是我們遭遇的生活。歷史的舞臺不應該是少數成功者的後花園，沒有人可以獨佔，那些被時代拋在後面的被遮蔽者的生存狀態同樣也是需要被道說出來的，否則那個時代的精神地圖將是殘缺不全的。那些空白會以記憶的形式沉澱在族群的心靈深處。一旦遭遇某些慌張的年月，它就會以不確定的方式燃燒起來，沒有人可以控制。從這個意義上說，莫言文字的意義在於它以卑微的方式嘗試記錄下那些被遮蔽的存在者的心靈空白的細節。由於他的努力，一種將被喧囂時代所遺忘的生活開始重新浮出水面，由此，事關每個人的拯救或者救贖才是可能的。畢竟，在存在者被遺忘的存在狀態裏，隱含著存在的一切值得深思的東西。
客觀地說，我們的改革是不徹底的，它的出現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舊時代的印記，這在當時是有合理性的，畢竟它的主旨很明確：繞開障礙，輕裝前進。這有利於減少政策的運行阻力，快速取得可見的成效，以此爭取獲得社會各方的認同與支持。問題是這種改革模式容易把障礙演變為無法處理的歷史沉澱物，它相當於人體的慢性病，很難治癒。回首這三十餘年的改革，我們的理念完全運行在一條細弱的理性的鋼絲上：反西方的西化。今天我們能夠理解當初改革者所面臨的困難，問題是障礙會自己生長起來，從而它開始僭越最初的理念，這就是我們今天遭遇到的現實，政治體制改革開始嚴重制約經濟體制改革，並且開始吞噬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在社會生活層面就促成了在場者與缺席者的分野，它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群體的貧富分化日趨嚴重，不同的存在狀態塑造了不同的精神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社會的精神生活已經完全被肢解了，一個破碎化的思想時代過早來臨，其實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怎樣應對這種從裏到外的雙向糾結。它導致社會族群進入高度異質化的思想對峙，這是很糟糕的局面。如何化解這個矛盾，讓各種被遮蔽的精神生活狀態展現出來，讓它們不再缺席，尋找精神生活的和解與平衡就是這個時代最大的思想重建工作。從這個角度來說，莫言的文字正好暗合了把那些隱而不顯的精神生活重新展現在思想舞臺上的嘗試，使那些被缺席者不再成為歷史上的失蹤者，而這恰恰是族群開始精神和解的初始工作，儘管道路還很漫長，好在一個好的開始已然給暗淡的思想舞臺放進一縷陽光，當這樣的陽光多了起來，希望就不再是烏托邦，心靈的荒蕪之地也將再次變得草肥水美。
我知道莫言的名字還是通過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想想那已經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事情了，轉眼已經二十多年過去了。時至今日，我仍無法忘記那些文字下質樸的野性、未加修飾的愛恨與掙扎，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男男女女粗獷而細膩的情感，他讓我看到了那些隱藏在這片貧瘠土地邊緣上的人們的精神世界。由於我不是搞文學評論的，沒有資格妄加評議莫言先生的藝術成就，但僅從思想鄰居的角度而言，我們也在試圖以不同於文學的方式揭示那些缺席者的存在狀態，基於這種理解，我們是思想的同行者。每個人文學者都嘗試對於自己時代的精神生活進行診斷與處理，但這種處理有一個預設前提，即隨著文明進程的加快，人們遭遇的痛苦與幸福也隨之增加了，到底是痛苦增加得多，還是幸福增加得多，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對悲觀主義者而言，他相信痛苦增加得多，就如同哲學家叔本華所說：文明的每一步意味著需求及其實現它們的必要手段的複雜化、多重化，因此，隨著文明的進步，欲望、悲慘、失望都增加了。顯然，我們不同意叔本華的論斷，這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功利主義的解釋模式。幸福與痛苦作為一種個體心靈感受，是無法計算的。我們所要尋求的是一種具有普遍形而上意義的正義價值，也許這才是當下中國進行精神和解的基礎。正如德國哲學家包爾生所謂的：不義在旁觀者和受害者心中引起了公正的觀念和正義的情感；謊言和欺騙使真理和誠實有價值；殘忍和惡意構成了對靈魂的溫柔和高貴的陪襯。莫言的重要性在於，他隱身於故事與語言的鄉下，為我們呈現了一個表面繁華下的無聲呼告，那些細若遊絲的聲音終於在陰影下得以彰顯，隨之那些陰影下的苦難掙扎與不屈不撓的希望展現在我們面前，否則談何精神和解？精神和解的前提就是我們要瞭解那些隱秘的精神生活，讓它們有機會和公平地得以道說並使之呈現，這恰恰是一位偉大作家的職責所在，沒有任何一個群體的聲音是可以被忽略的。使未來成為真正的未來，恰恰在於我們對民族苦難記憶的堅守，讓通向未來的路變得踏實。文字寫到這裏，也正是午飯時間，就著蘿蔔、黃瓜還有大蔥，蘸著黃豆醬吃的正香，不覺興起，喝一杯小酒，突然，那些沉澱的記憶不期而至，我的父輩、祖輩都是這樣生活來著，他們在這個時代張開帷幕之際匆匆離開了這個世界。一切都會過去，唯有真理不會。那些曾有的集體記憶如泉水般湧現，想到這些，不禁潸然淚下，我活在他們的未來裏，那些曾被遺忘與遮蔽的精神之根從來沒有丟失或者褪色，只是無處安放而已。通向未來的路就這樣在沉寂的心靈裏延展著，從未曾中斷過。在鄉土中國日漸遠去的今天，我們的生活已經被連根拔起，沒有根基的漂浮成為一種時代症候，而記憶幫我們捍衛了一種歷史的連續性。莫言的文字來自於鄉土的高密，那裏連接著堅硬的過去與柔軟的未來。危險的記憶作為行動的出發點，它賦予行動者一種自發的意義。正如德國神學家默茨所言：人回憶曾經抵達的應許，回憶面對這種應許而存在過的希望、將自己維繫在這一回憶之上，並以此決定自己的一生。在精神分裂的時代，結果不是我們決定的，但每一個人都是思想碎片化後果的直接承擔者，沒有人可以躲過問責，我們所有人都輸了。莫言作品的意義恰恰在於為那些即將沉沒的聲音以魔幻的方式做了記錄，不論你喜歡與否，那些精神生活被擺在我們面前：鮮活而粗糙。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帶來的諸如公平、正義、自由的缺失、權力與責任的嚴重不對稱等等，如一道道傷疤印刻在當下每一個行走者的傷痕累累的心靈上，無情地羞辱著我們千辛萬苦積攢下的脆弱的驕傲。我們每個人必須有所行動，這是一種使命與召喚。如果說只還有一個上帝可以救渡我們，那麼這個上帝就是源自我們內心的大無畏的勇氣、良知和熱愛。文學史的研究告訴我們：任何作家如果缺少這些品質與風骨，註定是無法成為偉大作家的。
二 多元化的勇敢與熱愛
毋庸諱言，莫言先生的獲獎也引發了社會上的一些爭議。爭議的焦點在於有人認為莫言先生缺乏勇氣，沒有直率地批評當下社會普遍存在的不公與不義。由此他的文學價值的分量自然被看輕了。筆者不這麼認為，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一再告誡我們：政治意識形態總是或多或少地將事實建議和價值判斷混合在一起。它們既不能被置於對錯的選擇之中，也不屬於口味和顏色的範疇。終極哲學和喜好的等級區分需要對話討論，而不是實證或拒斥；對現實的分析或對於未來狀況的預測隨歷史進程和我們從中獲得的知識而不斷變化。就此而言，在事實與價值沒有厘清之前，草率否定莫言成就的行為是不負責任的。
 
文學是一種仲介，始終具有實踐性質，在任何庸常與危險的故事敘述中，它都默默承載著作者的價值觀與形而上的追求。作者可以把自己的勇敢與熱愛隱藏在不易被覺察的語詞中，讓語詞自行言說，這是文本的宿命，也是語詞的力量所在。對於莫言的誤解大多來自於對於勇敢概念的不正確認識。勇敢，作為一種美德是介於懦弱與魯莽之間的一種中間狀態。在生活中勇敢往往以勇氣的形式體現出來，我們通常所習慣的英雄行為只是瞬間的危險/犧牲模式，這嚴重縮減了勇敢的內涵。按照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的分類，依據時間維度勇敢可以分為兩類：立即作為下產生的勇敢和隨著時間的積累才能看出來的偉業。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家的勇敢主要應該體現在隨時間的累積效應而產生的結果上，而非那種瞬間行為，這絲毫不能掩蓋作家的偉大。我一直固執地認為，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是分工明確，各司其責的社會，就此而言，勇敢的形式應該是多元化的，就如同士兵的勇敢與作家的勇敢有完全不同的表達方式，我們應該拓展對於勇敢的認知框架。任何人不為自己領域的困難所動，堅持基本原則把自己的工作持之以恆地做好了，那他就是英雄，因為他兌現了他的職業所應擔負的勇敢責任。把勇敢片面地單一化是落伍時代的認知模式，它的運行結果只能是害人害己，於事無補。
在一個思想激烈變動的年代，精神領域裏的左右衝突與對立，恰恰是一種集體自救的表現，所不同的只是他們各自採取的路徑不同而已，其最終的訴求都是讓存在者生活得體面且有尊嚴。由此而言，一個過渡時期的言說者的責任，在於“把人從彼岸召回到精神面前，大地和它的物體，人的美德和倫常，他自己的心靈和自己的良知，開始成為對他有價值的東西。”這是黑格爾的教導。其實，在我們嘗試救渡群體的時候，首先需要把自己喚醒，堅持一條正確的道路。重新發現自我和集體記憶恰恰是捍衛啟蒙的出發點，而莫言堅持的理念：文學是寫人的學問，很好地貫徹了這一宗旨。回到真實的生活和人本身，這不僅僅是一種哲學理念，更是一種行動綱領。對於多年政治改革滯後遺留下的欠債不應該由莫言一個人來承擔與償還，那份欠債是屬於所有人的，由於我們沒有盡到各司其責，導致精神環境總體惡化，沒有人可以脫得了干係。最可怕的境地是每個人都推卸責任，那麼可能真的會出現我們根本不再期待什麼的整體性放棄。德國哲學家舍勒曾說：推動世界前進的力量有兩種：愛和恨。那麼，一個作家通過他的文字彰顯了愛的力量，以一種溫暖的方式記錄下冷酷年代的希望，於是，他就在為我們時代的精神和解做出了一份可貴的努力。同樣，愛的形式也是多樣化的，任何隨意縮減愛的內涵的行為都是狹隘的。對於尚未完成啟蒙目標的國度來說，一個作家通過文字以批判的視角喚起集體記憶中曾有的溫暖、熱愛與勇氣，誰能說他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呢？從近日莫言的一些訪談中隱約能夠感受到作者內心溫婉的勇氣以及純樸的熱愛。我們所期待的莫言應該重新回到書桌前，寫出我們這個時代的荒漠甘泉來。作為思想的鄰居，我一直所擔心的是人文學者中間蔓延的犬儒化思潮，一旦失去思想的路標，被時代的喧囂裹挾著毫無愧意地背棄勇敢、良知與熱愛的心靈邊界，精神和解就徹底淪落為一種自欺欺人的幻想。這種擔心在這個慌張的年月不是多餘的。別忘了，黑格爾曾不無深意地引述卡爾內亞德的話說：一個男人誠然可以變成太監，可是一個太監卻絕不會重新變成男人。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