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二戰之後，歐洲人直接動搖了關於人的信念，在西方現代文明以及上帝將人徹底拋棄的背景下，一個作家究竟還能夠做什麼？生於60年代西方經濟復蘇之後的莫迪亞諾既繼承了猶太人的痛苦，又有著法國本土“異鄉人”的境遇。他如何終其一生在廢墟之中尋找一整代人的命運“賦格”，並為這些普通人書寫“反英雄”的哀傷童話。
法國作家莫迪亞諾榮獲201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的評委們為他撰寫了一個簡潔的頒獎詞，極其貼切地概括了莫迪亞諾的文學特點和成就：“他以其記憶的藝術，展現了最難以捕捉的人類命運，重現了德軍佔領法國時期的生活世界”。
令人極其遺憾的是，一個如此簡短的頒獎詞，卻出現了各種錯誤的中文翻譯版本。這一方面顯示出，人們面對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的新得主，確實有些手足無措，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當今對外國語言文學的整體上的無知。從這個頒獎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裏面既沒有對記憶或者對人類命運的“召喚”，更沒有對“佔領”的“揭露”，而是緊緊抓住了莫迪亞諾的文學特色及其表現的內容。
對於一名普通的讀者來說，這個頒獎詞其實就是打開莫迪亞諾文學世界的最好鑰匙。
為了更清晰，我們可以倒過來讀。首先，“重現德軍佔領法國時期的生活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歐洲文明以及歐洲人最大的夢魘，是最深的痛，也是最大的惡。有趣的是，在法語中，痛與惡是同一個詞：le mal。波德萊爾的《惡之花》，用的就是這個詞。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動搖了對歐洲文明的信念，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猶太人的殘害，焚屍爐的存在，則直接動搖了歐洲人對人的信念。所有大作家都無法不面對它，寫出了許多名作，其中包括我們讀者熟悉的女作家杜拉斯。然而，與這些作家相比，莫迪亞諾與眾不同。首先，他本人就是猶太人的後代。他父親是來自義大利的猶太人，他母親來自北方的佛蘭德斯。他在嬰兒時最先接觸到的還不是法語，而是佛拉芒語。從“身份尋找”的角度來說，莫迪亞諾具有多重性：既繼承了猶太人的痛苦，又有著法國本土“異鄉人”的境遇。
他的家庭對他的創作影響巨大。他經常表示，他之所以對二戰時期德軍佔領下的巴黎那麼感興趣，就是因為父母就是在那裏相遇，並生了他。1967年，他的第一部小說《星形廣場》被伽利瑪出版社接受，第二年正式出版。裏面有一個著名的場景，經常被人引用：一名德國蓋世太保在巴黎街頭問一名路人，星形廣場（即凱旋門所在的廣場，因其通過各條大道向四面散發而被稱為星形廣場）在哪里？殊不知那個路人是名猶太人，指著自己的胸口左方心臟的位置說，就在這裏。在這部小說中，莫迪亞諾作品的主題、語言風格、氛圍，都已經較為完整地呈現出來，所以一下子引起了文壇的矚目。接下來的《夜巡》（1969）、《環形大道》（1972）和《暗店街》（1977），都圍繞同樣的時期和主題，在這些小說中，具有相當大的杜撰成份，父母的生平故事構成了他恣意想像的跳板。有批評家將其中除《夜巡》之外的三部作品稱為“佔領時期三部曲”。這些作品每次出版時都衝刺法國文學的最高獎龔古爾獎，到最後一部《暗店街》時，終於如願以償，從而奠定了莫迪亞諾作為法語世界一流文學家的聲譽。
其次，與其他作家不同的是，與二戰題材有直接關係的作家分為明顯的兩派，一派是勝利者，佔有道德高度，比如杜拉斯，馬爾羅，詩人勒內▪夏爾，等等，另一派是法奸，即所謂的“合作者”，而且在作品中往往顯示出明顯的反猶傾向，其中最著名的有勃拉齊亞克，在戰後被判處死刑。而其他得以躲過法律制裁的具有類似傾向的作家，如《黑夜盡頭的旅行》的作者塞林納、因與香奈兒的親密關係而為人熟知的保羅▪莫朗等，則受到人們的道德譴責，抬不起頭來。莫迪亞諾則既不屬於前者，也不屬於後者，因為他根本沒有經歷二次世界大戰。從文學比喻上來講，他生活在德軍佔領時期的“影子”中，因為他父母經歷了這一時期，而這經歷直接影響到了他的童年、少年時光。莫迪亞諾的小說敘述者，從一開始就是進入了青年時期的成人，卻拒絕帶著理性去接受自己的身份與處境。他是一位描述“影子”的大師。在其最新的一部小說中，他特意引用了司湯達的一句話，可以視為他一生文學創作的原則：我描述事實的影子。
他父親作為猶太人，曾被抓起來，塞進了送往集中營的囚車，卻在最後關頭被釋放了。許多跡象表明，是一位蓋世太保的高層在關鍵時刻替他說了話，保住了他的性命，同時，在二戰之後，那位可能保護了他父親的人被處死了，而他父親則幸運地逃過了追究的法網；她母親作為演員，也在蓋世太保的文化機構中演出。他們兩人究竟是怎樣度過德軍佔領時期的，對小莫迪亞諾來說，一直是一個謎。同時，他父親為了謀生，在德軍佔領期間進行地下的黑市交易，在其生活圈子裏面，大都是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二戰結束之後，他父母關係失和，最終導致離異，兩人對孩子都缺乏愛護，經常將他與弟弟託付給他人代管，或者直接送到寄宿學校。小莫迪亞諾與自己的弟弟相依為命，後來，慘劇發生了，他弟弟在一次車禍中喪生，死的時候只有12歲。這給他留下了深深的創傷。
他父母的經歷，註定了他既是受害者，又沒有道德制高點；同時，作為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他也無需為父母一代背書，而是更多地關注自身的痛苦與迷失。由於孤獨，他經常離家出走，在學校裏，他也經常翹課。這種離家出走和翹課，在西方語言裏叫fugue，懂音樂的人知道，巴赫音樂中的“賦格”一詞，是同一個詞。從藝術角度講，莫迪亞諾的小說有點像“賦格”，也像是巴赫式的、對同一主題的無窮變奏。他所尋找的，是一整代人的命運。這就是頒獎詞中所說的“展現了最難以捕捉的人類命運”的含義。為什麼難以捕捉？因為他們正邪不分明，真實想法與真實事件都難以確定，他們是普通人，但仿佛又有著各自的個人傳奇。這一點在他與著名導演路易▪馬勒合寫的劇本《拉孔布▪呂西安》（1973）中體現得非常明顯。他們酷似薩特所說的“反英雄”，同時，這種描寫充滿了一種溫情，使得他的小說更像是童話。
最後，我們再來看頒獎詞中最先出現的“記憶的藝術”，因為這是藝術層面而非內容層面的。瑞典文學院的評委們把莫迪亞諾比成了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普魯斯特確實達到了“記憶的藝術”的巔峰，為後人開闢了全新的文學道路。但是，這個比喻也會產生誤導，因為莫迪亞諾與普魯斯特有兩個根本性的區別。一個是，普魯斯特的“追憶”結果，是鴻篇巨著，整整七卷本，結構完美、統一，被人譽為大教堂一般的宏偉建築。普魯斯特是建起記憶的大教堂的大建築師，而莫迪亞諾則既沒有真正找回逝去的時光，也沒有構建起一個完整的建築。他的世界是碎片式的，更吻合當代世界的現實。另一個是，莫迪亞諾的“記憶”，並非真實的回憶。因為他根本沒有生活在德軍佔領法國時期。他的記憶，本身就是一種文學想像。他有一個說法，叫做“我的記憶在我出生之前就存在了”。這種說法當然非常美妙，讓人看出他的文學想像力之豐富，但終究並非一種真正的回憶。因此，這“記憶”與普魯斯特的記憶有很大的差別。最大的差別是，普魯斯特的世界有一個或幾個能夠支撐起整體世界的支點，比方說，著名的瑪德萊娜小糕餅。敘述者馬塞爾喝著茶，嚼著小糕餅，突然之間，一種類似的感覺回到自己身上，從而引出一段完整的回憶。在莫迪亞諾的世界裏，這樣的東西很多，卻全部停留在碎片層面上，每個碎片帶來的，依然是碎片和片段，從而形成一個萬花筒般的拼貼世界，時光沒有被“找回”，而是引向更深的空白，更大的謎。
其實，莫迪亞諾的人物，更多是波德萊爾式的，他很好地印證了本雅明對波德萊爾的分析，以及對現代人的命運的定義。他的許多小說題目，如《廢棄的街區》（1985），《廢墟之花》（1991），《夜之草》（2012），都帶有波德萊爾的回聲。
嚴格地講，瑞典文學院的這個頒獎詞並不完整，因為它更多停留在了莫迪亞諾的早期作品上，儘管在後來的作品中，莫迪亞諾還會回到這一主題上來。莫迪亞諾的青年時代始於六十年代。當時的法國，21歲才算成人。也就是說，1945年出生的他需要等到1966年才算成人。出於對自己夭折的弟弟的懷念，他一度將自己的出生年份改為1947年，也就是他弟弟的出生之年。這就意味著，他的第一部小說出版，並獲得尼米埃小說獎的時候，他才剛剛成人。他的小說世界一直在60年代與德軍佔領巴黎的40年代之間跳躍、交替。最典型的莫迪亞諾敘述者是一個剛剛成年的人，拒絕就這樣簡簡單單地成為成年人。他要弄清楚自己的過去，才肯接受自己。由於60年代是作者真實生活的時代，小說在講述這一時間段時，相比之下，顯得更加尊重現實背景，這在傅雷翻譯獎得主金龍格翻譯的《青春咖啡館》（2007）中尤為明顯。
在西方現代文明的大背景下，在上帝將人徹底拋棄的明證——大屠殺——的背景下，一個作家究竟還能夠做什麼？即便他遇上了60年代西方在經濟復蘇之後的美好年代。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廢墟之中，尋找一朵想像的鮮花（《廢墟之花》，1991）。
總之，莫迪亞諾以自己的經歷與追尋，以他難以模仿、幾十年恒定的文風，為西方文明吟誦著一首首溫情的哀歌，一種西方19世紀象徵派大詩人魏爾倫一般難以言表的細膩樂調，自始至終迴旋在他所有作品之中，而悖論的是，歐洲讀者在這種哀歌中聽出了自己青春時期的亮麗與幸福。這也就難怪諾貝爾獎評委們對他如此青睞。
董強，北京大學法語系主任，全國傅雷翻譯出版獎評委會主席，法國政府騎士勳章獲得者。2013年，他榮獲法語世界的最高榮譽：由法蘭西學院頒發的“法語國家聯盟金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