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授治校的昨天
教授治校的昨天當然是從發生學的角度談下大學教授治校是如何產生，如何運作的。在歷史上，“教授治校”是一種大學管理模式，是一種大學治理制度設計。它旨在通過一定的機構載體實現大學教授在大學事務中的發言權、建議權、決定權。教授治校這種的管理模式形成於歐洲中世紀大學。西元12世紀，“一般學者群集於那般舊式的學校，以為研究學問之所，不久這些機關，遂漸改名為‘大學’了”。[1]當時的大學有兩種基本的形式。一是“先生大學”(Master-University)，以巴黎大學為代表，一是叫“學生大學”（Student-University），以博洛尼亞大學為代表。巴黎大學是由教師行會發展而成，也是由教師行會掌握著大學的內部管理並且負責維護大學外部的權力和利益。為了方便管理，各個學科形成了自己的教授會（facultas）。“這個字（facultas）的原義，本用來表示一種特殊的知識之部，而後來卻用來代表那些專教一部分的學科的教師所結合的團體了。以是當時遂有文藝、法律、醫學和神學四種教授會出現，甚或五種，蓋法律又分為民法與教會法例之故。但少數的大學，只有四個教授會，而其勢力，亦甚不平均。如巴黎在其極盛之時，尚無民法教授會，但在神學方面，卻與英倫各大學分享其實際上一種壟斷的大權”。“每一個教授會推選一位‘主任’(decanus)，為該會在大學組織中的代表。這些主任和學生團體的顧問，共同選舉監督，即大學校長”。由於當時的大學規模都很小，實際上由教授會負責課程的設立、學位的授予、教師的延聘、學生的遴選和其他一切行政工作，而校長只能行使教授會委託的一定許可權。[2]作為學生大學的管理模式逐漸被實踐所淘汰，而巴黎大學教授治校的制度作為一項基本的大學制度被保留下來，並成為歐洲大學的一個內在基因被遺傳下來。
從發生學上講，教授治校有以下幾個要件：
第一，教授治校是一種大學管理制度設計，是一種大學治理的模式。這種制度要求，大學的所有事務由教授集體研究決定；
第二，教授治校以機構為行使權力的載體，這個機構一般為“教授會”；
第三，其核心是保障大學教授的生存權、學術研究權、教育權（知識傳授權）。
第四，教授治校的權力路線是自下而上。系級教授會是最為基本的形式，也是教授治校權力的源頭。
教授治校這種管理模式一直延續了幾百年，到今天仍為世界上著名大學的治理模式中的最基本要素。但其內涵、要件卻在發生著一些變化。這種變化的起始國家是美國、有代表意義的也是美國。
美國繼承了英國大學的基本學術制度，但同時也有自己的創新。這個創新就是對“董事會”職權的界定。自美國第一所大學哈佛大學產生之日起，董事會就成為大學的設立者、辦學者、監督者。在美國大學中，董事會治理成為主流。這種狀況的改變一直延續19世紀。首先在耶魯大學，耶魯第八任校長德懷特(Reverend Timothy Dwight，1795～1817 年任職)聘任了三位後來成為著名科學家的優秀教授：西利曼、在德懷特之後出任校長的戴和語言教授金斯利，讓他們負責各自學科的發展和建設。由此開始了美國大學的“教授治校”進程，教授治校逐步成為美國大學中的基本治理制度。1867年霍普金斯大學的成立，則標誌著美國大學重視學術研究的開始。學術研究的興起，壯大的學術力量，提高了教授的話語權。教授管理學術事務成為天經地義的事。但教授實際上沒有什麼真正的權力，甚至於自身的生存都不能保障。直到20世紀初，1900年斯坦福大學的羅斯事件，直接促成了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的成立（1915年），教授才有了自己行使權力的真正載體——大學評議會。20世紀50-60年代，隨著政治民主化進程加快，大學內部的管理也在向多元民主化邁進，幾乎所有的大學都建有評議會或類似職能的機構。進入20世紀末，大學教授治校雖然有了法律地位，但其內涵已經有了很大變化。對此，大學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學術自由和終身教授分會主席斯格特（Joan Wallach Scott）曾發表了以下看法：二十世紀是“教授的世紀”，而二十一世紀將是“管理的世紀”。總之，自1990年以來教師在很多方面開始貶值。有些大學的教授評議會已經被取消，董事會已經開始解雇主張學術自由和共同治理的校長，董事會已經開始插手課程評價和一些微觀的管理，含有意識形態內容的課程已經得到資助。[3]那麼教授治校的今天到底是怎樣的呢？其明天又會如何發展呢？
二、教授治校的今天
今天大學教授會已經成為教授治校的一個基本載體，也成為世界著名大學治理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其職能則依國家不同、大學不同而不同。就國家而言，其基本形式有三種：第一種是學校管理以教授會為中心，教授會主持學術管理並參與校長選舉，校長服從教授會決議。代表大學是英國古典大學和日本的大學。第二種是教授會主要作為審議、諮詢機構參與學術管理，學校管理以校長為中心。代表是法國的大學和德國的大學。第三種是教授會代表的學術權力和校長、董事會代表的權力相互制衡，校長主持行政事務，教授會主持學術事務。代表是美國的大學。[4]
本文還是以美國大學為例，並重點介紹耶魯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教授治校情況。
耶魯大學是第一個在管理中實施教授治校的大學。美國當代最著名的高等教育學家克拉克•克爾曾說：“在美國，第一次向教師大力賦予權力的重點大學是耶魯”[5]。 耶魯大學對美國高等教育最大的貢獻之一是教授治校。現在耶魯大學體現教授治校的基本機構是大學評議會和文理科教授會。大學評議會是耶魯大學校長的諮詢機構，其成員主要由耶魯校友組成，成員經校長提名，由董事會任命。目前耶魯大學評議會有35名成員組成。評議會每年開會兩次，其主要職能是就某些特殊事宜向校長提供咨政建議。文理科教授會(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由耶魯學院和文理研究生院的全體教師組成。這些教師分屬於不同的學系，同時分屬於四個學部(division )(生物科學學部、人文學部、社會科學學部、自然科學和工程學學部)中的一個。文理科教授會沒有設立主席崗位，由兩院院長和教務長分別擔責。每個學部都有一個諮詢委員會，並由校長提名該委員會主任。諮詢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就教學、教育品質和教師聘任向院長、教務長提出建議。文理科教授會的日常事務是由文理科教授會執行委員會(FAS Executive Committee) 或執行擴大委員會(Expanded Executive Committee)掌握。執行委員會由校長、教務長、兩位院長組成。擴大的委員會則增加了四個學部諮詢委員會的主任。文理科教授會的主要職能是：教師崗位和教學任務的分配；各個學系的預算和管理；對大學政策貫徹與執行的監督。[6]後來經耶魯大學董事會的同意，耶魯大學每個學院都有了教授會。學院的教授會有權制定學院的教育政策，開展教學、科研活動工作，向院長推薦系主任人選。雖然耶魯大學看似實行的集中式官僚管理，但其教授有職有權。耶魯大學的教授對學生的利益特別關心，對學院的名氣特別重視，對教學品質要求非常嚴格。在耶魯大學，教授就是學校的主人，即是管理者，也是教學者、研究者。這種教授治校的傳統使耶魯沒有龐大的脫離教學的行政人員隊伍，也沒有專門的行政大樓。
斯坦福大學教授治校的機構是大學評議會。1904年，斯坦福大學董事會發佈名為“評議會組織章程”的檔，該檔既規定了大學評議會的管理權限，也規定了評議會內部組織構架。評議會由六類人員構成組成：①大學校長（沒有投票權）；②全校終身任職的教授(包括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③非終身任職教授(包括從事研究的助理教授、從事應用研究、表演、教學和科研的副教授和教授)；④非終身教職的研究型教授（從事研究的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⑤專門政策中心和研究機構的資深人員；⑥負責學術管理的領導。評議會每年定期召開會議，審議議的決策報告和校長傳遞的報告。 大學評議會主席任期一年，可以連任一次。[7]大學評議會下設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由7教授組成，他們分別由7個專門的評議會選舉小組選舉產生，委員任期3年。校長、教務長以及其他類似具有管理職務的評議會成員不能任委員。諮詢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接受並審查由院長和教務長批准的聘任教授名單；就教師聘任、學術晉升、解聘以及系的建立和廢撤向校長提供建議；就違反教師紀律聲明、學術自由聲明以及教師投訴程式聲明等案例並聽取意見。
1968年，斯坦福大學評議會在組織結構上發生了重大變革，內部成立了一個代表性的議會機構(Senate )。自1993年以來，議會一直由55名評議會成員組成。議員由各選區選舉產生，這些議員有投票權，任期為2年。而依當前職務而成的當然議員，包括大學校長、教務長、副教務長、醫學院院長、人文學院院長、法學院院長、工學院院長、地球科學學院院長、教育學院院長、商學院院長、註冊主任、副教務長、學術和研究生政策中心主任、全球化中心主任、學術資源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學術秘書、學生事務副教務長等人列席會議，但沒有表決權。 議會實行委員會管理制度，這些委員會分別是：籌畫指導委員會、特別委員會、委員委員會和議會計劃和政策委員會。[8]
從兩校的實踐看，今天美國大學中的教授治校主要體現以下特徵：
第一，委員會管理
實現委員會管理，即把行政化的官僚機構轉變為學術性的共同體機構，按科學發展的規律管理大學。學術共同體是科學社會學家R.K.Merton於1942年提出的一個理論範式。Merton在《科學的規範結構》一文中，把科學看作是一個由科研人員組成的、能夠自我控制的共同體系統。Merton研究了它的運行方式和機制，認為科學共同體被一種強烈而鮮明的精神氣質（ethos）所治理。這種精神氣質是“約束科學家的有情感色調的價值和規範綜合體。這些規範以規定、偏好、許可和禁止的方式表達。它們借助於制度性價值而合法化。”構成科學的精神特質的四類制度性規範——普遍主義、公有性、無私利性、有條理的懷疑主義。 委員會制充分體現了科學共同體的理念和特徵：其一，權力均等，張顯公有性、無私利性。二校在委員會裏實行平等的話語權、表決權、建議權、提案權等，限制了校長的權力，如不允許其有表決權等，在形式和內容上實現了權力的均平化，使人人都有平等的權力，而不是由一個人說了算。每個人均以真理為標準，共用資源與資訊，根據科學發展規律行使委員會職責，無私利參雜其中。其二，平等協商，張顯普遍主義、有條理的懷疑主義。委員會實行的權威治校，真理第一。即通過協商、辯論，誰的建議最貼近真理，誰就是勝利者。杜絕了官僚機構中的以上壓下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滿足了大學的組織特徵。從二校的實踐看，委員會為教授治校提供了平臺，為學校共同治理提供了平臺，委員會制確保了治理結構的合理分權和制衡，保證了決策的科學民主。
第二，重心下移
教授治校的集中體現是學校辦學重心的低化，即以“系”為大學辦學的核心細胞。系教授會是兩校教授治校的重要載體。有關委員會的決策的基礎是系級教授會。體現出學術權力自下而上的特徵。教授聘任、教授的解聘、學術政策的制定等的基本起始點是系級教授會。
第三，教授治校的核心內容是大學的學術事務，但與之相關聯，大學的人事任命、教授聘任和解職、資源的分配等也是教授治校的重要內容。即是說，雖然以教授會為主體的教授治校，重點關注的是大學的學術事務、教學發展、人才培養，但其這些事務的發展，必須以一定的外部條件為基礎，教授會也就必須要在這些事務上有發言權甚至是決定權。
三、教授治校的明天
筆者認為，大學的治理結構決不是一個獨立的事件，它的設置背後有以下力量在起作用：一是社會背景，政治文化，即大學的治理結構與本國國情有關；二是大學與社會關係的現狀，即大學治理結構與大學在社會中的地位有關；三是大學的組織形態，即大學的治理結構與大學的規模有關。
在中世紀，由於大學規模較小，大學基本上是一個獨立的王國，所以教授可以完全管理大學的所有事務。20世紀中葉以後，很多的大學已經發展成為龐然大物，20世紀60年代，時任加州大學校長的克拉克•科爾就發明了“multiversity”這個辭彙，指那些由眾多學院和系科組成的、從事教學研究活動的“巨型大學”。由於大學形態的變化，原來自下而上的權力運行模式就不能適應迅速變化的社會需要，也不適宜大學的快速發展。
可以預想的是，明天的大學結構將更為複雜，大學與社會的聯繫也日益緊密。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西蒙•馬金森教授認為，21世紀將出現一些全球性的“巨型大學”，“它們雖然是巨型大學，但更加注重研究，更加注重流動性、在全球的體系，也更加注重在全球的排名”。[9]可以預見的是明天的大學治理結構將會發生更大的變化，教授治校的形式內容也都會發生一些變化。但其本源的東西將會保留：委員會制、系教授會是教授治校的基礎、教授治校仍將是大學治理結構中的基本要素。一些可能變化是：
第一，教授治校更多地體現在教授治學。也即是說，教授治校的內容、職能範疇將更多地限制在學術領域。教授治校張顯的將主要是學術權力，大學的行政權力將歸於校長及其行政委員會成員。
第二，教授治校的載體：教授會或評議會仍將存在，但是一個最大的可能是教授會、評議的權力將受到限制。或許，他將完全成為大學校長的一個諮詢機構。
第三，教授治校的人員構成將更為複雜。教授會或評議會可能不會只局限於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大學的行政人員、大學的其他系統人員、學生又可能進入教授會或評議會。“教授治校”將成為一種符號，其實質將是“共同治理”。
第四，教授會或評議會仍將是大學治理結構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大學治理結構優化中必須保留的一個合理內核。大學治理離不開大學教授會和評議會。無論是共同治理、還是董事會治理，都必須保留“教授治校”這一基本的邏輯要素。
第五，教授治校的理念一定要有配套的制度和機制作保障。只有有了制度和機制作保障，教授治校才能落在實處，才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