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科技園區是研究中國高新區發展史乃至科技產業史的關鍵性界標。與後來許多“先規劃、後發展”的科技園區不同，它的成立是“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充分發展基礎上“瓜熟蒂落”的產物。從1984年“中關村規劃綱要”被“束之高閣”到1988年中關村科技園區的批准建立，其間是具有鮮明市場行為特徵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從理論到實踐的日趨成熟。綜觀中關村科技園區創立史可以看出，它的建立雖然包含了學習美國矽谷等世界先進經驗的成分，但主要還是體制改革的結果。
上世紀80年代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來源：新華網
中關村科技園區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到1988年5月，經國務院批准成為中國第一個國家級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現為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高科技產業中心。與世界其他科技園區相比較而言，中關村科技園區既經歷了傳統工業經濟範式向知識經濟範式的轉型，同時又經歷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轉型，雙重的歷史使命必然使其具有與世界其他科技園區不同的發展路徑。本文擬在學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以原始檔案和訪談記錄為依據，對中關村科技園區的創立過程進行系統的考察和分析。
一、新技術革命對策討論中的傳統規劃
80年代的中關村地區是我國最大的、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智力密集區。這裏集聚了高等院校50所，各級科研院所138所，科技人員8萬人，其中有高級職稱的占1/3以上。自新中國成立至80年代，國家向中關村地區投資上百億元，設立各種專業近1000個，每年推出的科研成果數以千計，其中許多已達到了世界的先進水準。[1]與此同時，中關村所在的海澱區還是一個落後的城市近郊區，僅有169個產值極低的、非技術密集型工廠，如煤球廠、磚瓦廠等。農村經濟是全區經濟的主體，其工作重點是加強農業，發展農副業生產，豐富首都百姓的“菜籃子”“米袋子”。科教資源的高度密集和農業經濟的主體地位兼為海澱區的特色，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當時人們在談起海澱區時經常如是評論：海澱區科研院所高牆內外天壤之別，高牆深院內是導彈、衛星、原子彈等日新月異的高技術，而高牆外面是牛耕馬拉的中世紀田園風光。[2]這種二元經濟結構的形成主要是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長期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發展戰略決定的[3]。
隨著國門的逐步打開，經過幾年的探索與思考，中央高層陸續提出了“現代化建設要以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為起點”“科技現代化是實現四化的關鍵”“科技必須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進步，科學技術工作要面向經濟建設”等一系列方針政策與觀點，標誌著中央高層已把科學技術提高到了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4]。而此時世界上電腦、微電子通信的廣泛應用，以及空間技術、海洋技術、工程技術的崛起，正在深刻影響世界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革。這一時期，美國學者約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的《大趨勢》和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等著作陸續傳入中國，並給中國領導人和科技人員以極大衝擊。
為了應對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挑戰，1983年10月9日，國務院召集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大連等城市和國務院技術經濟中心、國家科委、國家經委、國家計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防科工委等機構相關人士20人，以“應當注意研究世界新的產業革命和我們的對策”為題進行了一次小型座談會。為了保證研究深入進行，會議還決定以“世界新的產業革命與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關係”為題，由國務院和上海各成立一個研究小組，任務是提出一個中國在新的世界形勢下取得發展機會的最佳方案。
根據中央領導指示，1983年11月下旬和1984年3月下旬，國務院在北京先後召開了兩次“世界新的產業革命與我國對策”討論會。會上，中關村地區由於智力密集區的優勢，得到不少與會學者的關注。當時的會議發言主要集中在三點：一是中關村智力資源非常密集，但是目前海澱區政府的主要任務還是搞農業，發展非常滯後[5]。二是中關村要建立和發展新技術產業，必須制定相關政策，實施體制改革[6]。三是發展高技術需要合適的環境，應仿造深圳特區，建立“人工小氣候”[7]，並實行一系列先進的管理制度[8]。在第二次對策討論會上，中科院的趙文彥、陳益升等五位與會人員在思考具體對策時，還提出應該借鑒美國矽谷和我國經濟特區的經驗，充分利用中關村智力資源，建立科技特區的建議。3月28日，會議秘書組將其整理成書面材料，並以《充分開發中關村地區智力資源，發展高技術密集區》為題刊發在《會議簡報》第36期上。4月4日，新華社《經濟參考報》頭版頭條套紅標題轉發了這一建議。[9]方案提出：“最好的出路就是立即開發這一地區豐富的智力資源，在為整個國家的四化建設做出應有貢獻的同時，積極發展高技術產業。”[10]與會期間，時任國家科委委員吳明瑜為北京區縣級幹部作了題為《中關村是全中國的精華》的報告，報告指出：“面對新技術革命的挑戰，調動科技人才，改變北京面貌是當前第一要務。”[11]
歷經半年多的“新產業革命對策大討論”以及由此迅速得到傳播的新技術革命思潮使得借鑒美國矽谷、發展科技園區日益成為與會人員的共識。1984年4月28日，在國務院和上海兩個對策小組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技術革命與我國對策研究的彙報提綱》[12]，《提綱》明確提出了“試辦城市新興技術經濟密集社區”的政策建議。《提綱》指出：“在京、津、滬、西安、武漢、大連等城市，挑選文化教育水準較高、科技人員相對集中的社區，鼓勵和扶持創辦新興技術的小企業。社區內各企業與科研單位、高等學校可以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13]
與此同時，4月18日，主管科教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對中科院五位專家上報的方案批示贊同，並讓剛剛訪問過美國矽谷的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國際經濟問題專家宦鄉進行論證。早在1978年至1980年間，國家科委便幾次組團出國訪問，著重對兩個重點區域進行研究：一是美國128號公路；二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中心矽谷。後來，又對愛登堡、劍橋等高校進行考察。經過比較學習，借鑒矽谷模式成為當時不少政府官員的共識。[14]在接到批示後，宦鄉立即考察了中關村地區，並設計出一幅關於“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發展戰略圖[15]。5月4日，他在寫給胡啟立並中央的信中說：“我認為中國科學院的幾位同志的意見是值得重視、可以採納的”。信中還提出了關於建立科學園區的五項原則建議，認為在迎接新的技術革命挑戰中，中國應該建立自己的“科學城”。他還認為：中關村地區已經有一個現成的“科學城”構架，只要下決心對它進行規劃和調整，加強有關部、廠、公司、科學院各研究所之間的分工和協作，就有可能在較短時間內建立起我國最大的新技術研究和開發區。[16]
同年5月7日，國務委員、國家計委主任宋平在國務院科技領導小組辦公室編的內部刊物《科技動態》第51期上，對北京大學電腦系微電子學研究室王陽元教授考察美國矽谷的報告作出批示，希望研究探討中關村建立一個把大學、研究所和工業部門結合起來的開發中心。[17]根據這一批示，6月19日，國家計委副主任張壽邀請國家科委、中科院、教育部、北京市、海澱區的有關負責同志開會，討論如何進一步開發中關村地區智力資源問題。國家科委黨組成員吳武封、中科院顧問穀羽、教育部辦公廳主任王文友、北京市副市長張彭及海澱區委副書記張福森等人與會。會上，大家一致贊成加強合作，並決定開始著手進行有關的規劃設計工作。辦公室設在海澱區政府院內，由國家計委科技局的嚴穀良牽頭，海澱區計委的劉栓江、張速風、劉志昌等人參加日常工作。經過半年的多方論證和專案評估，辦公室提出了《中關村科技、教育、新興產業開發區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18]《綱要》建議在海澱區以中關村為中心劃定的80平方公里的地域建立“中關村科技、教育、新興產業開發區”。其作用是形成高技術產業示範基地，並提出了15個具體開發目標和任務以及8條具體政策與措施。1984年11月，辦公室還邀請北京地區50位專家、學者，就《綱要》進行了座談。
這一《綱要》的提出和制定過程反映了在中關村建立科學園區的設想已經逐步進入中央決策者的視野。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層面第一次嘗試對中關村地區的科技產業發展進行系統而全面規劃，體現了政府官員和理論工作者迫切建設“中國矽谷”的良好願望。這一方案中所提出的在體制上走新路子、多搞中小型技術密集的產業、鼓勵個人興辦企業、鼓勵人員流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都表達了非常強烈的改革意識。但是，這一方案在上報中央後便被束之高閣，沒有對中關村的發展產生任何實質性影響。
筆者認為，這一規劃方案之所以最終沒有被中央批准，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制定主要沿襲了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與當時中央提出的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思路相背離，與真正的矽谷模式也相去甚遠。具體體現在：一是在資金來源上，主要依靠國家撥款。《綱要》指出：“規劃提出的專案將分別列入‘七五計畫’各種管道，其中國家微電子研究中心1.75億元，基礎研究，重點實驗室、科技攻關和工業性實驗1.96億元，部門安排0.9億元，集資與自籌1.3億元。由於建設開發區而需專項撥款2億元。”[19]據記載，談及此次規劃所需經費時，時任國務院負責人曾講過：“北京方案要8個億，我們搞不起。”[20]二是在管理體制上，主要依靠由政府領導任命的管理委員會。《綱要》指出：“管委會受國務院或國家計委直接領導，主任、副主任由主管領導部門任命，委員由各成員單位推薦，報主管領導部門審批。作為開發區的領導和決策機構，管委會實行條塊結合，行使部門權力和部門地區行政權力，對外具有法人地位。”[21]三是在開發目標與任務上，具有明顯的趕超戰略的痕跡，提出的許多任務目標過於宏大，直到今天都很難實現。國家科委常務副主任滕藤曾指出：“在國家計委宋平的提議下，穀羽搞了一個方案，宦鄉搞了一個方案。穀羽的方案基本上叫做‘海澱一條街’，不成氣候；宦鄉的方案基本上是一個‘新西伯利亞’或日本的築波城，又要修公路，又要改造電話系統，要的錢很多。一下把宋平嚇壞了。他提議趕緊收。咱們沒有這麼大的力量，所以就‘擱淺’了。”[22]
由於幾十年傳統計劃經濟形成的路徑依賴，人們習慣於將園區建設與“自上而下”的傳統規劃相結合進行推進。總之，1984年國家計委提出的規劃方案仍屬於國家部委的單方建構，主要著眼於政府自身的目標設計，由於當時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未見雛形，因此其完全沒有實踐基礎與現實條件。這種過於注重國家的全能規劃，過於注重國家的目標立意，而忽視基層社會的能動與真正的需求的政府規劃，從制定之日起也註定了其被束之高閣的歷史命運。對於這種《綱要》制定背後的思維，吳敬璉曾指出：“在這個問題上，常見的一個認識誤區是以為只要有高額的研發（R&D）投資和建設起足夠多的科研機關、大學和大型企業，或者再加上現代化的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就足以推進高新技術產業迅速發展……事實上，這是一種在集中計劃經濟下形成的錯誤觀念。”[23]
二、中關村的市場化變革
進入1984年以後，隨著“六五”計畫提前一年順利完成以及農村經濟改革獲得成功，新的經濟改革部署和發展規劃也逐漸醞釀成熟。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其中首次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有計畫商品經濟理論。它的出臺意味著在實踐層面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取向。時隔不到半年，為改變科技與經濟相互脫節的局面，經過長期的醞釀與討論，中共中央於1985年3月正式發佈《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該《決定》指出：當前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在運行體制方面要改革撥款制度、開拓技術市場……動用經濟杠杆和市場調節，使科學技術機構具有自我發展的能力和自覺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活力”[24]。這就為國有科技資源向市場開放提供了制度保障。
此後，隨著經濟和科技體制改革的相繼啟動，中關村一批科研人員在海澱區與“大院大所”的具體支持下，開始採用辭職、兼職、停薪留職等方式，自下而上地探索走向市場，創辦了一批民營科技企業。在當時，根據創辦主體不同，中關村的科技企業大體有三種形式：一是“民辦官助型”，主要由離職、辭職的科技人員自由組合，或者由高等院校的教師自己組織起來，與海澱區單位合辦的集體科技企業，區政府在稅收、信貸等方面給予支持，以“京海”“四通”“海華”為代表。二是“官有民辦型”，主要是由國家科研機構與海澱區單位共同投資入股或借資聯辦，由科技人員管理經營的集體科技企業，以“科海”“信通”為代表。三是“全民科技企業”，主要由國家科研單位或高等院校獨立興辦，由科技人員經營管理，以“三環”“希望”、聯想集團前身電腦公司等多家中科院系統的公司為代表。[25]三類公司大多採用了“自籌資金、自由組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創辦原則和技工貿一體化的經營模式，突破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創辦企業資金靠政府撥、編制靠政府劃、經營靠政府主管部門定、盈虧靠政府平衡的“四靠”模式。在不改變企業所有制的前提下，以民間自主經營代替了傳統的政府計畫經營，使企業成了擁有獨立法人意志的市場經營主體。應該說，科技園區的起步在體制內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的同時，倒是在體制之外彰顯了效果，找到了更好的實現途徑。
由於按照“四自”原則組建的企業不在國家計畫體制內，既沒有大量資本投資建設生產廠房和購買設備，也不可能獲得大額銀行貸款，只能把代理、技術貿易與服務作為原始資本積累的重要手段。因此，最初的中關村科技企業主要經營從境外進口電子產品和零部件，同時幫助北京一些單位實現辦公自動化，並進行微機、電子元器件等一系列貿易和服務。在當時傳統計劃經濟佔據主導地位的條件下，這個方式對於中關村民營科技企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一是通過貿易積累進而投資於生產和研發的“貿、工、技”的道路，是大多數“白手起家、自負盈虧”的科技人員創業的唯一選擇；二是把科技成果引入流通領域是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一個突破點，也是“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成功探索，使企業成為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的新型經濟組織載體；三是在做代理和從事技術貿易與服務過程中，企業既掌握了新技術新產品的技術性能，也瞭解了世界新技術研發與應用的發展狀況，為提高自身的研發能力和準確選擇自主創新的起點奠定了基礎。[26]雖然中關村這種以“科技貿易和服務為主”的發展模式在當時一直飽受爭議，但是它作為科技與經濟相結合的最有效形式之一最終受到了中央聯合調查組的肯定[27]。事實上，這種爭論的背後反映的是在改革開放之初，人們尚不了解市場經濟的基本形態，也反映了改革先行者突破傳統意識、贏得社會共識的艱難。
經過三年的發展，中關村民營科技企業在不佔用國家財政撥款的情況下，創造了可觀的財富。1984年電子一條街的企業營業額只有1800多萬人民幣，1985年上升到1.4億元，1986年達3.5億元，1987年超過9億元。到1987年底形成固定資產4700多萬元，三年共繳納各種稅款和管理費1億元，創稅後的利潤7800多萬元。據43家公司統計，1987年人均營業額達到21.7萬元，人均利潤達4.2萬元，其中，信通公司人均營業額達80萬元，人均利潤達5.2萬元；四通公司人均營業額76萬元，人均利潤達6萬元。從1984年到1987年，銷售電腦產品達4億多元，並形成了全國最大的微機及其元器件市場。[28]“中關村電子一條街”成了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和科技體制改革中出現的一種獨特模式。
與建立科技園區的設想相呼應，這一時期，中關村的發展體現了中國改革開放所具有的“增量為主”和“邊緣革命”的歷史蘊含。由此，中關村民營科技企業集群效應的展現與具有鮮明市場行為特徵的“電子一條街”的蓬勃發展，充分發揮了改革標杆和“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顯示度的作用，為進一步開發中關村地區的智力資源，探索適合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路子提供了重要啟示，也成為國務院批准建立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的重要依據與實踐基礎。這種源自民間自發探索的市場行為對於後期中關村科技園區的創立及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毫無疑問，沒有“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就沒有中關村科技園區。對此，曾有研究者評價說：“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科技企業的崛起，就它的影響和重要意義而言，可以與小崗村1978年12月發生的包產到戶事件相提並論。[29]趙慕蘭也曾評論道：“中關村最像矽谷，因為它是市場導向，僅僅有政府的規劃，沒有市場需求，根本發展不起來。市場需求的拉動，才是內生動力的根本。”[30]
三、“電子一條街”向科技園區的躍升
1987年8月5日，美聯社報導了“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認為其“十分類似美國矽谷的初創階段”[31]。這一報導在海內外媒體中產生了較大反響。國慶日前夕，新華社委派北京分社記者夏俊生選取“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為重點進行國慶38周年成就報導。1987年底，他所撰寫的四篇關於“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調查報導，連續登載在新華社編發的內參《國內動態清樣》上。11月30日發表了兩篇，題目分別為《科技的春天，高技術的產業》（第3131期）和《經營活、效率高、效益好》（第3132期）。12月1日，又發表了兩篇，題目分別為《民辦科技企業家的希望和建議》（第3143期）和《民辦科技企業幾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第3144期）。而在當時，《國內動態清樣》每天刊發的報導也不過十篇左右。其中，第3131期的報導指出了“電子一條街”的實踐在各方面的重大意義：一是促進了科技成果迅速轉變為生產力；二是有利於加快企業技術進步，支持了傳統產業和鄉鎮企業的技術改造；三是科技企業自負盈虧的經營方式，為應用科研機構的改革提供了借鑒；四是造就了一批既懂科技又懂經營管理的新型企業家。第3132期的報導總結了民辦科技企業的主要特徵：市場導向的經營機制、經理負責制的管理制度、相對靈活的用人制度、嚴格按勞取酬的分配制度，並在此基礎上提出，由於實行了新的機制，打破了“鐵飯碗”和“大鍋飯”，因而調動了積極性，取得了高效率和高效益，許多企業的營業額幾乎每年都以200%的速度遞增。第3143期的報導主要集中反映民辦科技企業家的呼聲：一是希望政府支持和加強管理，二是解決人才流動問題，三是希望創立平等競爭的環境，四是由北京市統一規劃和開發，把中關村地區建成中國的高技術產業區，五是對科技企業實行優惠的稅收政策，六是制定法律，穩定國家對民辦科技企業的政策。第3144期的報導提出了四個問題：一是關於民辦集體科技企業的性質，這些公司是在不要國家一分錢的情況下辦起來的，財產到底歸誰所有，誰也說不清楚。二是對民辦科技企業中科技人員的高收入要不要限制?如果限制，對科技人員不會有吸引力，不利於企業的發展；如果不限制，又怕分光吃淨，在社會上太顯眼。三是科技企業聘請的顧問和科技人員，如何合理付給報酬，要不要制定一個統一的標準。四是關於“民辦”的含義，是按所有制，還是按經營權來劃分。[32]夏俊生的這組報導在內參發表後，引起了中央主要領導人的關注和重視。
12月7日，時任中央領導人在第一篇報導即3131期上批示：“送芮杏文，溫家寶同志閱”。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立即提出組織力量進行專題調研。12月11日，中辦調研室科技組負責人於維棟按照領導指示，走訪了中國科協書記處李寶恒、中國民辦科技實業家協會秘書長華貽芳等，並在聽取相關意見的基礎上起草了“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調查方案。對於這篇報導批示，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領導人批示的轉移速度，從總書記到書記處書記，到候補書記兼中辦主任（溫家寶），到調研室主任，到科技組，是每隔一天批一次，如果考慮到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中央領導同志日理萬機，對這個問題能夠隔日運行一個層次，可見對這個問題的重視程度。二是領導人對報導閱讀的細緻程度，在報導的許多地方畫了加重號，有的寫了旁批。時至今日，回顧中關村科技園區的發展，當年中央領導同志在閱讀這份內參時畫出來的重點仍然是科技企業發展中最重要的問題。[33]12月14日，調查方案得到中央領導人批准。12月15日，芮杏文專程赴“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視察，訪問了部分科技企業，並與科技創業者進行了交談。12月17日下午，芮杏文和溫家寶在中南海152號會議室召開會議，決定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國家科委、中國科協、中國科學院、國家教委、北京市科委、海澱區政府等單位共同組成聯合調查組，並確立了指導原則和總體方案。[34]會上，中央書記處領導強調：調查要以中共十三大的精神為指導，著眼於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要注重實踐，實事求是，從效果出發，不要預先帶“框框”；主要是研究方針政策問題，而不是為具體問題的是非做裁判員，目的是把調查的成果轉化為中央決策。[35]
1987年12月21日至1988年2月期間，調查組共召開大型座談會10次，收集和處理數據6萬多個，形成研究報告11份，典型材料26份，總體共約20萬字[36]。緊接著，中央調查組通過集中討論和執筆人分散擬稿相結合的方法，交叉整理撰寫總報告、分報告及案例材料。2月24日，芮杏文、溫家寶主持召開會議，討論調查報告。討論的焦點是調查報告的基調到底應該定在哪里?是建立中關村科技工業園區，還是支持民辦科技企業?一種意見認為，調查報告的基調應當對“電子一條街”出現的民辦科技企業加以肯定和支持；而另一種意見認為，支持民辦科技企業還需要有一種有效的載體，而科技工業園正是最好的載體，且符合國際潮流。最後，會議敲定調查報告的基調為建立中關村科技工業園，並對支持其建立的政策原則進行了討論，取得了共識。[37]報告經中央書記處領導審查並徵求了7家調查單位和國家有關部門意見後，報送給中央主要領導。
這份調查報告充分肯定了“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取得的突出成就，並認為“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脫離了國家大包大攬發展高技術產業的老路，將市場競爭機制引入企業，走的是全民、集體、個體一起上，地方、高校、院所一起上的開放式商品化的新路子，推動了我國以微電子為代表的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調查報告最後指出：“為了使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科技企業繼續向前發展，需要有一套支持科技企業和高技術產業的政策系統。考慮到產生這樣一套政策系統需要時間，我們建議，可以考慮把中關村地區作為我國科學工業園區（或新技術開發區）的試點，同時制定一個支持科技企業的地方性法規，在中關村地區試行，然後向全國推廣。作為第一步，可暫不考慮國家撥款，資金以自籌為原則，國家所能給予的只是政策環境”。[38]3月7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在中南海召開。與會領導一致贊同調查報告中的建議，同意成立科技園區，並認為：“中關村的條件已經成熟，如果不再制定相關政策，就妨礙它發展了。”[39]同年5月10日，國務院下發《國務院關於〈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暫行條例〉的批復》，明確指出：“國務院批准《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暫行條例》，由你市人民政府發佈施行。”《暫行條例》明確規定：以中關村地區為中心，在北京市海澱區劃出100平方公里左右的區域建立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這是第一個經國務院批准的關於高新技術開發區的地方法規，其發佈也標誌著國內第一個新技術產業開發科技園區的正式誕生。
這裏還需要補充的一點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從1983年開展新技術革命對策大討論以來，理論界一直結合國際經驗和國內實踐對中國建立科技園區以及中關村建立科技園區進行可行性論證，這也為中關村科技園區的批准建立做了非常充分的理論準備。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國家科委的具體指導下，於1987年底完成的《高技術開發區研究》主課題和《北京中關村建立高技術開發區的調查與研究》分課題報告。1986年6月，經國家科委批准，由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牽頭，中國智密區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學、北京大學和北京、上海、天津、武漢等市科委調查部門共計25個單位的30多名課題組成員，對世界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多個科技工業園以及中國12個主要智力資源密集區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調查研究，並形成了60多萬字的研究報告。該報告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中國建設高技術開發區的戰略思想：“建設高技術開發區、發展高技術和高技術產業，這是關係到我國實現本世紀末經濟發展目標和奪取下一世紀國際競爭制高點的重要決策”，並特別強調：“要立足國情，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高技術開發區。”[40]1984年，陳益升作為專家提出中關村地區發展高技術密集區的建議時，並沒有意識到中關村與“矽谷”社會體制的不同。而到了1986年“高技術開發區研究”課題組成立後，作為課題組主要成員的陳益升，通過深入地調查與研究，已經發現中關村與“矽谷”至少有兩點不同：一是“矽谷”是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環境中發展起來的，而中關村目前仍處於計劃經濟體制下；二是“矽谷”起步時，美國的高技術產業已經發展了很多年，但中關村初創時，中國的高技術產業還處於空白。[41]報告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對國外高新區發展模式的分析與借鑒，二是對“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與全國其他智密區實踐進行總結。課題組還將選址問題作為本課題的研究重點之一。在借鑒國外選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課題組經過“遞階加權”數學處理，中關村以7.68分位列榜首[42]。研究報告結尾給出了明確的結論，即：“現有的十幾個規劃中的高技術開發區，以北京中關村地區條件最好，可選擇作為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待取得經驗後，再逐步推廣，這一方案的優點是風險小、投資少、可相對集中一些人力、物力、財力保證開發區的建設，也不會造成國家財政方面的負擔，因而成功的把握大。”[43]另外，鑒於“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迅速崛起與發展，課題組還專門設立了“北京中關村建立高技術開發區的調查與研究”分課題。課題組成員在深入考察中關村建高技術開發區的各種優勢條件和麵臨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在該地區建立高技術開發區的發展模式與戰略措施。報告還在結束語中強調：“中關立村及其所在的北京是我國密度最大的智密區，在我國爭取成為世界第一流強國的發展中無疑承擔著不可替代的重大責任。”[44]1987年底，研究報告得到國家科委領導的高度肯定，並被全文印發給剛剛成立的中央聯合調查組，這就為1988年中央領導人達成共識提供了翔實的數據支撐和理論依據[45]。應該說，中關村科技園區的批准建立，雖然主要是具有鮮明市場特徵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崛起，但是理論界對其研究的日趨成熟也起到了應有的推動作用[46]。
從1984年“中關村規劃綱要”被束之高閣，到1988年中關村科技園區的批准建立，其間三年是“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從理論到實踐的日趨成熟，科技園區的成立是其“瓜熟蒂落”的產物。這一決定使得“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從自發的科技創新活動、多元的管理干預體系、分散的發展目標取向和隨機的企業佈局，轉入有規劃、有政策、有統一管理組織的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階段，並被納入國家改革開放和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的總格局之中，也標誌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已經建立的“兩區一市”（即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一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中關村的作用和影響不僅在於它創造的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它創造了在不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技術擴散、科技成果轉化為商品進入流通領域的一種新模式。”[47]
四、結語
70年代末，在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多年的艱難探索後，中共中央制定了改革開放的戰略方針，中國社會也實現了新的偉大歷史轉折。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轉折與世界新技術革命的雙重衝擊下，中國開啟了與世界高技術經濟接軌、融合、同步發展的進程。而中關村科技園區則歷史性地走在了這一進程的前列。
作為中國第一個國家級高新區，中關村科技園區是研究中國高新區發展史乃至科技產業化歷史的一個關鍵性界標。早在中關村起步時期，政府和社會各界就對在中關村建成“中國矽谷”滿懷期望，然而最初的幾年，中關村並未真正成為科技創新的核心區，而是以科技貿易和服務為主的市場交易中心。[48]但是，這種源自民間自發探索的市場行為對於後期中關村科技園區的創立及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毫無疑問，沒有“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就沒有中關村科技園區。
與後來許多“先規劃，後發展”的科技園區不同，中關村科技園區的成立是“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充分發展基礎上的產物。綜觀中關村科技園區的創立歷程，我們可以得出三點結論：第一，中關村科技園區的建立雖然受到世界新技術革命浪潮的影響，但主要還是體制改革的產物。1984年，隨著經濟體制和科技體制改革的相繼啟動，科技創業者大膽探索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有效途徑，打造了一批以“四自原則”為核心的民營科技企業群體，形成了著名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而中關村民營科技企業集群效應的展現與具有鮮明市場行為特徵的“電子一條街”的蓬勃發展，又為進一步開發中關村地區的智力資源，探索適合中國高技術新興產業的路子提供了重要啟示，也成為國務院批准建立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的重要依據與實踐基礎。第二，中關村科技園區的成立雖然有學習美國矽谷等的國際因素影響，但其最重要的特徵還是中國人基於自身的歷史條件、體制基礎、資源稟賦自主探索的產物，是一條中國式的科技工業園發展之路。就中關村科技園區對於整個國家相關領域發展的探索性和示範性意義，於維棟曾評論道：“摸著石頭過河，在中關村建立科技工業園就是一塊石頭”；“中關村科技園區的價值不在於經濟貢獻，而在於走出了一條路子——中國科技工業園怎麼搞?深圳建立科技工業園更早，但是卻沒有走出來。在1985年至1995年10年間，深圳工業園進展不大。1995年，深圳科技工業園改制，還是應用了‘中關村模式’。”[49]第三，關村科技園區的建立雖然主要是在實踐中“摸著石頭過河”，但是並不意味著忽視理論上的探索。理論與實踐的互動始終貫穿於中關村科技園區創立的始終。正如蕭冬連所指出的：“這種探索既是建立在總結自己經驗的基礎上，又有一個廣泛的國際經驗背景。後者大大擴展了中國人的視野。為反思中國自己的體制弊端，尋找改革途徑，提供了豐富的外部經驗和思想資源。”[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