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啟群
很多人並不知道，現在北大的校園原是燕京大學的舊址，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樓群、南北閣、六院、鐘亭等，包括形制古樸、姿態優美的博雅塔，都是原先燕京大學的建築，是一個叫墨菲的美國人設計的。而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時代的北大校園，坐落在城內五四大街的沙灘，那座著名的紅樓現在是文物出版社。就校園景致來說，原來的北大遠不如燕大。而就學術影響力來說，燕大與北大也是伯仲之間。燕大的這一切，得力於一個我們很熟悉的名字：司徒雷登，也就是毛澤東著名檄文《別了，司徒雷登》所指的那個人。
燕京大學的前身是由美英四個教會資助的不知名學校，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長後，把學校更名為燕京大學，並立即對學校進行改革，開始建設燕園新校區。經過幾年的努力，到1929年便正式設立了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總共有近20個系。這時期的燕大，有最充足的外匯經費，有第一流的教授，有風景幽美的校園，成為當時中國最頂尖的大學之一。很可惜，1952年院系調整燕大被撤銷，併入北大、清華等，它的存在時間只有33年。33年雖短，卻為中國培養了很多傑出人才。僅舉一例：1979年，鄧小平訪美，21人的代表團中有7名是燕大人。據不完全統計，現在的兩院院士當中，燕大學生多達幾十人。其他方面的傑出人才我們不能一一舉出。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
司徒雷登在不到十年之內，把燕京大學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民辦學校，建成為與北大、清華齊名、國際知名的一流綜合性大學。他憑什麼？
首先，在教學思想上，雖然燕大是教會資助學校，但司徒雷登不強調基督教教育，實行自由教學。
其次是師資，司徒雷登用高薪聘請最好的教授，如顧頡剛、鄧之誠、容庚、錢穆、郭紹虞、吳其昌、吳文藻、洪謙等位，都是學界翹楚、學術精英。周作人當時是北大著名教授，也被聘去兼燕大副教授。著名的《西行漫記》作者斯諾三十年代中期就在燕大。
第三，有充足的經費和廣泛的國際學術交流。燕大和美國學術界的關係極為密切，法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有協作關係，得到經濟援助，可以互換教師。文學院與哈佛大學有協約，得到經濟上的大力支持。其他院系與紐約協和神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等都有關系。因而燕大的經費、學術和人才交流，都是有保障的。
司徒雷登這些成功的經驗，可以說是老生常談，我們的大學校長們對此無不爛熟於心。問題是：我們的校長們為什麼不能做呢？說到底，還是一個大學的自主權問題，一個制度與管理問題。
燕京大學的成功經驗證明，辦好一所大學，首先要有一個好的教育環境，包括教育立法和體制，其次要有一個真正教育家的校長。兩者缺一不可。這也是一對相輔相成的關係，國家的教育管理機構要給教育家創造機遇和條件，教育家要善於適應和利用國家教育機構的體制和資源。當前中國大學校長中不能說完全沒有教育家，或者說整個中國就完全沒有教育家，關鍵還是在於我們的教育體制，只要體制好，就能夠選拔出教育家做校長；體制不好，再多的教育家也選不上，選上了也無用武之地。
問題在於，我們為什麼沒有這樣的機制？如何才能形成這樣的機制？
本文特別關心並試圖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燕京大學是一個教會學校，不同於國立的北大、清華，因此，燕大的成功還向我們提供一個極為寶貴的經驗：國家教育行政機構如何管理民間的私立大學，私立大學如何適應國家教育體制和行政機構。這是當前中國教育急待解決的問題。
燕京大學是教會資助的學校，涉及到中國國家的教育主導權問題。這也是近代以來就存在的教會學校的立案問題。早在清代道光十年（1830年），英、美等國傳教士就在我國擅自興辦學校，據《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一書所載，到1922年時，大中小學已發展到7300餘所，學生有21萬多人。在北洋政府時代，輿論界即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權。這樣就出現了教會學校必須向中國政府各級教育機關立案，和教會學校的宗教性課程問題。北洋政府在1925年11月頒佈了“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認可辦法”，1926年10月廣東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於也頒佈了“私立學校規程”，這樣就把教會學校的立案問題明確了。大學要在教育部立案，如有董事會，中國董事應該過半數，同時規定外國人不能擔任校長。
根據這些規定，燕京大學很快向北洋政府請准立案，原校長司徒雷登改任校務長，請在燕大國文系兼課的講師，實際是當時教育部次長的吳雷川氏任校長。1935年陸志韋又繼吳氏任燕大校長。但是，校務大權及向美國募捐經費等，還是司徒雷登一手包辦。“校長”雖不完全是名譽職，實際也只是一個向中國政府出面的“代理人”罷了。同時，在教育方針和思想上，司徒雷登不強調基督教教育，實行自由教學。這樣燕京大學與國家教育行政機構之間進行了有效的協調，在各自原則不變的前提下進行妥協、調整。
一個看似非常棘手的問題，司徒雷登不費吹灰之力就解決了。他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在當時比較複雜的情況下，讓燕大在辦學經費、辦學環境條件、師資力量三個方面，都達到一流，具有世界水準。而國家教育行政機構在堅持維護國家利益的基本原則之外，也保持適當的彈性，給私立學校以相當大的辦學自主權。
當前中國國家教育行政管理機構，對於私立大學的管理是存在著十分尖銳的矛盾，因此導致私立大學教育名存實亡（僅存的民辦學校實際是公司，不是學校）。從當年教育部的立法、行政，與燕京大學的管理模式的協調，我們或許可以受到啟發。雖然時代不同，問題不同，但教育和辦學的根本宗旨和方法是不會變的。因此，我想現在的教育行政機構應該借鑒這種模式，創造更好的教育投資環境，吸引社會資金，包括海外、國際的資金。
燕京大學的基金仍然存在，據說有上百億美元之多。此外還有輔仁等其他大學的教育基金，中國民間每年流失海外的教育資金有上百億之巨，我們為什麼不讓這些巨大的資金回來，為我們的教育服務，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騰飛服務？
今年5月，中科院院士、98歲的北大教授侯仁之先生出版了他的新著《我從燕京大學來》（三聯出版社），從書名即可看出侯老對於母校燕大的深情。燕大消失了，中國真正的私立大學消失了，這對於中國教育有什麼樣的影響？當我漫步未名湖畔的時候，經常設想，假如燕京大學複校，假如是司徒雷登這樣的教育家重掌燕大，會是一種什麼情形？
第一，燕大只要用美國教授一半的薪水（5萬美元左右的年薪），就可以聘到中國大陸最頂尖的教授，聘到現在中國大陸高校和學界為數不多、碩果僅存的一些最優秀的學者，也可以聘到全世界相當傑出的華人學者。就是當下的“長江學者”、“跨世紀人才”等等，也沒有達到如此高的薪水。因此，目前中國大陸高校包括北大、清華、復旦等無法與之競爭的。這些用高薪聘請的第一流學者，自然會打造一些院系的學術“旗艦”。這些頂尖學者組成的無與倫比的教授隊伍，會成為燕京大學最奪目的風景。中國大陸任何大學無法與之對抗，都會望其項背，自歎弗如。
第二，具有如此高水準的教授隊伍，自然會吸引中國最好的學生。因此，燕大的招生在中國大陸也會一枝獨秀，打遍天下無敵手。
這兩個變化會給整個中國大陸教育界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它會給整個中國大陸的教育界帶來雪崩般的衝擊與整合。
第一個影響是在高校和整個學術界。
首先，它會產生一個真正嚴肅的而又有影響力的學術評價體系。因為，它不考慮非學術化的外在因素，只用學術的標準來衡量應聘者。這就給中國大陸的學者開闢了一條嚴謹、科學的學術研究導向。一個真正的學者，會在這裏得到認可，體現價值。因此，它產生的社會影響是不可阻擋的。任何在非學術因素影響下獲得的光環和頭銜，所謂“人大常委”、“政協常委”、書記、部長等等官銜，在這個體系下會一文不名，投機鑽營因此在學界失去意義和價值。學者們自然沿著這個路向追求自己的學術道路，否則將一無所獲，荒廢人生。由於真正學術評價體系的確立，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才能夠真正實現，所謂學術腐敗問題會自然消失，迎刃而解。因為，一旦發現這種情況，學者的學術生命就會終結。這樣的“懲罰”足以讓以學術為職業的人終身引以為戒。
其次，它會推動高校的真正改革，徹底革除高校的“官本位”痼疾，教師和學生的主體地位由此真正確立起來。因為，沒有一流的教授和師資，就不可能成為名校，那樣既沒有很好的生源，也不能獲得國家和社會的教育資源，高校將成為無本之木。在燕京大學高薪聘教的強力衝擊下，其他大學例如北大、清華、復旦為了保持自身在學界的地位，也必須聘請最好的教授。而要高薪聘請一流的師資，就必須把有限的資源集中起來。這樣，目前中國大學普遍存在的世界唯一的荒唐現象——處長薪水高於教授——將不會持續，學校有限的財力會集中使用到學術研究和教學上來。因為歸根結底，大學的學術水準和影響力不是由處長們決定的。因此，高校必須要進行行政、後勤系統的改革。這樣就會把當前人員臃腫、效率低下、腐敗叢生的中國高校真正推向的改革，而不是停留於表面。在這樣的改革面前，大學的生存是首要的，就像我們的國企改革一樣，如果不真刀真槍、而是花拳繡腿，它就無法生存。政府的行政干預自然成為一紙空文，“官本位”將被釜底抽薪。
第三，高薪聘請教授不僅會在全社會給學者帶來尊嚴，還會實現真正的社會公正。現在中國教授的薪水不僅遠遠低於國際平均水準，也遠遠低於解放前的平均水準。上世紀20年代燕京大學的副教授，月薪200大洋，至少相當於現在人民幣10萬元以上。現在北京大學一個普通副教授的薪水約4千元人民幣，只是當年燕大的251。這樣的薪水，在中國社會的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的情況下，生活只能保持在社會的中下水準。無論從社會公正，還是學者尊嚴來說，這樣的薪水都是說不過去的。目前有些教授走穴，或者做買賣，當律師，作顧問，掛名董事，……與此待遇不無關係。現在教授之間貧富懸殊之大，令人吃驚。沒有社會尊嚴感的教授自然也會消解了職業的神聖性和責任感。
第二個影響是在中小學。
由於燕大招生的絕對影響力，它可以打破中國高考的模式，衝破的應試教育的堡壘，給中國大陸學生的學習帶來新的方式和風氣。這將會給中國教育帶來無限的生機和希望。關於這一方面問題，筆者有專門論述，故不贅言。
這些現象，質言之，就是真正教育市場化的出現，因而形成真正的大學之間的競爭。只有真正的教育市場化，才能帶來大學真正健康的發展，帶來中國教育、科學、學術的真正建康發展。
成功的私立大學在世界發達國家教育中舉足輕重，成功的私立大學也是中國教育發展的必由之路。過去，燕京大學是中國私立大學建康發展的第一只春燕。現在，我們仍然呼喚並期待中國教育春天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