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科技史研究在“向科學進軍”的號角中成為一個學科及一項職業化和建制化的學術事業，其標誌是1957年元旦中國科學院創設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
60年來，科技史學家肩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學術使命，認知科技傳統，勾勒發展之跡，探求創新規律，為科技事業和文化事業發展做出了獨特貢獻。
科技史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議題
早在20世紀前半葉，竺可楨、葉企孫、李儼、錢寶琮、朱文鑫、李喬平、章鴻釗、梁思成、劉仙洲、王振鐸、萬國鼎、王庸、李濤、錢臨照和嚴敦傑等學者就開始發掘各種史料，追溯中國的科學技術傳統。
科技史研究在中國的職業化和學科建制化得益於時代變革帶來的歷史機遇。1951年元旦，也就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兩個多月之後，《人民日報》以“在偉大愛國主義旗幟下鞏固我們的偉大祖國”為題發表社論，強調繼續進行抗美援朝思想教育，剷除帝國主義的政治思想，並將這種教育引導成“熱愛祖國的高潮”。社論用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藥的發明來說明“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在這之後，《人民日報》約請錢偉長、華羅庚、梁思成和竺可楨等人撰寫關於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章。社論及相關文章具有輿論導向作用，使科學遺產和科技史成為一個社會關注的話題，體現了社會對學術的需求。
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格外重視科學史，對開創中國科技史事業貢獻卓著。他早年在哈佛大學讀書時聽過科學史學家薩頓（George Sarton）的課，20世紀40年代與李約瑟也有交往。1951年1月13日，他和李四光談李約瑟寄來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目錄，提到應該有一個中國科學史委員會，以關注李約瑟的工作和解決《人民日報》約稿等問題，並且為成立科學史研究室做準備。在多種因素的推動下，中國科學院在1954年設立以竺可楨為主任、葉企孫和侯外廬為副主任的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在歷史二所成立自然科學史研究組。
1954年8月27日竺可楨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論述為什麼要研究中國古代科學史。他認為：“自然科學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過去資本主義國家所出版的世界史，充溢著西方優秀民族包羅一切的法西斯思想，對於中國文化史說得甚少。……我國古代自然科學史尚是一片荒蕪的田園，卻滿含著寶藏，無論從愛國主義著想或從國際主義著想，我們的歷史學和自然科學工作者都有開闢草萊的責任。”這段話反映了中國科技史事業開拓者回擊歐洲中心主義的鮮明態度及研究古代科技遺產的一個重要理由。
科技史研究在“向科學進軍”號角中實現建制化
1956年1月中央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之後國務院組織制訂《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這使科技史研究成為國家科技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
同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委員會牽頭制訂了《中國自然科學與技術史研究工作十二年遠景規劃草案》，並召開了第一次中國自然科學史討論會，竺可楨、劉仙洲和李儼）等五人還參加了在意大利舉行的第八屆國際科學史大會。該規劃的制訂和實施使學者們的意願變成國家體制內的事業。
按照遠景規劃，1957年元旦，中國科學院創建以學部委員、數學史學家和鐵路工程專家李儼為主任的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同年研究室開始招收研究生。
1958年創辦國內第一個科學史專業期刊，即以錢寶琮為主編的《科學史集刊》，該刊在1982年易名《自然科學史研究》。以上舉措標誌著科技史學科在中國的形成與建制化，以及其研究隊伍的職業化。
學術問題的提出和研究範式的形成
中國科技史學科的奠基者們在《中國自然科學與技術史研究工作十二年遠景規劃草案》中基本明確了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的“中心問題”和研究範式：在內史方面，先著重於專史研究；在外史方面，注意各時代的社會環境與生產情況，以求瞭解科學概念的產生及科技改進是如何總結了“勞動人民與自然界鬥爭中所獲得的經驗”；在方法論方面，應按照現代科學的觀點與方法，整理和研究科技遺產，解決古代有什麼科學等內史問題，並且追求“總結出科學規律”。在寫成專史的基礎上，撰寫綜合的《中國自然科學和技術史》，這部總史並非簡單地將專史拼在一起，而應指出主要科學思想和各學科之間的關係。此外，還應研究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科技交流史，探討封建組織和唯心思想如何阻礙了中國科技的發展。
1958年，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在《1958-1967年自然科學史研究發展綱要（草案）》中強調“自然科學史是一門邊緣科學。它主要研究自然科學發生和發展的歷史，研究自然科學各分科在發展中不同歷史階段間的具體內容。馬列主義的自然科學史以辯證唯物主義作為科學研究方法。”這份《綱要》將撰寫斷代史、科學家傳記、少數民族的科學貢獻、世界科學史等列入工作任務，甚至要1960年以前寫出幾種學科史和通史。
50年代及其後較長時期裏，由於政治運動等因素的制約，外史的學術研究未能正常展開，也未能深入解說為什麼某一科學成就出現於某一時代某一社會的問題。竺可楨提出“重要的問題不是誰先誰後，而是文化交流過程中所發明或所傳授的東西對於人民起了什麼作用。”然而，基於愛國主義和反歐洲中心主義的動機，不少學者並不完全像竺可楨和葉企孫所期望的那樣，而是熱心於討論中國人先於西方多少年取得了什麼成就，在為中國文化辯護方面把李約瑟看作自己的盟友。
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在1975年擴建為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在50年代形成的研究範式的影響下，歷經多年的科研實踐，研究所形成了以學科史研究為主，追求新史料、新觀點和新方法，認真考證史實與闡釋成就的學術傳統，其研究成果得到國內外同行的認同。研究所發揮多學科的優勢，在多個方向做出開創性的工作，如李儼、錢寶琮、嚴敦傑等對數學史的研究，席澤宗等對天文學史的研究，以及學者們對四大發明、冶鑄史、建築史等領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與兄弟單位合作編著的26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簡稱“大書”）。“大書”總結了數十年的研究成果，所利用的中文史料和考古資料都比李約瑟的著作豐富，在內史考釋方面特色突出，改變了國內以往主要依賴李約瑟闡釋中國科技傳統的局面。“大書”的數學卷、科學思想卷和水利卷榮獲郭沫若歷史學獎，這表明科技史學家的工作得到了史學界的充分尊重。
科技史學科在改革開放中開拓新領域
“文革”結束後，國家將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並實行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國策；中國科學院先後實施“一院兩制”、知識創新工程和“率先行動”計畫等舉措，成為科技體制改革的先行者和創新的引領者。借時代變革創造的機遇，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逐步調整科研佈局，積極開拓新領域，引領學術發展，滿足社會需求。
一是深化古代科技史專題研究和文獻整理，撰寫系列學術著作。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參與或組織承擔曾侯乙編鐘復原、夏商周斷代工程、清史纂修工程、中華大典（數學典）等國家專案，編著天文學史、物理學史、技術史等多卷本的“大系”，整理出《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中國古代地圖集》《中國科技典籍選刊》等文獻叢書。此外，推出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中國古代科技成就》《走進殿堂的中國古代科技史》和《中國古代重要科技發明創造》等書籍。
二是由古代到現代，由中國到世界的拓展。在“科學的春天”裏，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解放思想，放眼世界，開闢近現代科學史研究方向，組織編寫《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這既可以幫助我國現代化建設者瞭解現代世界科技發展及其中的經驗，又有助於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學者擴大學術視野。此外，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於1987年開始籌畫撰寫《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2000年組織國內百餘位學者開展“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綜合研究”，2006年開展中國科學院院史研究，不斷深化人們對近現代科技在中國曲折發展歷程的認識，開創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新局面。
三是促進學科交叉，嘗試“應用科技史”研究。首先，1995年籌畫“中國傳統技術綜合研究”專案，組織國內同行撰寫出20卷本《中國傳統工藝全集》，這推動了技術史與科技考古、工藝美術、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交叉融合，引領了我國文化遺產的科技認知研究；其次，在中國科學院的鼓勵下，自1999年開始嘗試科技戰略研究，參與起草《創新2050》和《未來10年中國學科發展戰略》等研究報告，以宏大的歷史視野和具體的案例為建設科學思想庫提供借鑒；再次，開展科學文化研究，2004年創辦“張揚科學理性，宣導批判精神”的《科學文化評論》雙月刊。
四是研究新的學術問題，豐富研究視角與方法。隨著編撰古代科技史叢書的順利進行，中國學者們在思考如何嘗試新視角、新方法和新範式。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在研究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的過程中嘗試了社會史、文化史等視角，2006年開始加強全球化中的知識傳播、中外科技發展比較等研究方向，2010年以來重點研究“科技知識的創造和傳播”“科技革命與國家現代化”“新中國科技史綱”等學術專題，同時深化文化遺產認知、科技典籍整理、科學傳播等方面的工作，承擔《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科技史卷的編撰等專案，以期突破過去的“成就闡釋”模式，努力在微觀考釋和宏觀敘事方面有新的作為。
改革開放以來，學科建設還有其他標誌性突破，如多所高等院校設立科技史研究機構，1980年以錢臨照為理事長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成立，1982年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開始招生科學史博士研究生，1997年科學技術史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確定為理學一級學科。
我國科技史學科的發展前景
展望未來，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將繼續面向國際學術前沿和社會需求，追求卓越的學術研究。在中國科技史研究領域，尊重古代知識體系的邏輯結構，積極調整研究範式，嘗試新的理論與方法，為將來重構中國科技史奠定基礎。在世界科技史研究領域，一方面傳播世界科技史知識和國際學術研究新成果；另一方面，自己解讀原始文獻，提出新的學術問題，開展有創意的研究，同時著力培養能夠活躍於國際學術界的青年學者。
無論是研究中國的科技傳統，還是探討外國科技史，我們都需要全球史或全球化的視野。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學者的研究工作相對封閉，不易得到其他國家的史料和新的出版物，國別史研究的某些觀點有明顯的局限性。比如說，如果將古文獻所記載的技術置於全球史中加以考察，其中有不少技術很難說是“中國發明”。
科學知識或技術的相似性鼓勵我們思考跨文化的知識相關性，做比較研究和知識的全球史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與德國馬普學會科學史研究所、法國科研中心等機構的合作表明，國際合作是開展比較研究和全球史研究的有效途徑，在解決跨文化、跨國的複雜學術問題以及分享不同國家保存的史料等方面優勢明顯。換言之，來自不同國家、有不同文化背景、擅長不同語言的學者們進行合作，發揮各自的學術特長，就比較容易澄清單靠某一方力量不易解決的問題。當然，全球史、國別史、學科史和社會史等研究各有長短，具有互補性，都須“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中國科技史界還須進一步推進國際化進程，讓世界更加瞭解中國，也使中國更加瞭解世界。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曾以外文出版過《中國古代數學簡史》《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和《九章算術》等專著，2005年成功承辦第22屆國際科學史大會，2013年開始接受中國科學院組織的國際評估。2017年，科學史所與科學出版社及國際夥伴通力合作，創辦英文科技史期刊（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搭建新的國際平臺。我們相信，通過國內外同道的共同努力，中國的科技史學術研究將產生更大的國際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