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思想史上，萊布尼茨是個極為少見的全才。當年普魯士的一位皇帝曾說過，萊布尼茨一個人就是一個科學院。他一生發表過的東西不多，給人留的文稿卻相當豐富。為了研究撰寫布倫瑞克家族（Brunswick Family）的歷史和家譜，萊布尼茨收集了不少鮮為人知的檔案資料。萊布尼茨逝去後，布倫瑞克家族按照當時的習慣做法，更出於擔心對皇家不利的有關資料外流，即刻派人查封了萊布尼茨所有的文字資料。而萊布尼茨生前也有所預感，所以他的許多重要的信件等都有秘書謄寫的副本。因而，萊布尼茨的文獻檔案是所有學者中是最全的一位，據說在他的檔案裏就連一張看病的藥方都保留下來了。今天人們在提到萊布尼茨的時候，都將他視為天才，無論是政治、經濟、法律、哲學，歷史、語言、神學，還是數學、邏輯、醫學、物理、地理等等，甚至還包括中國歷史、哲學和文學，萊布尼茨留下的20多萬張手稿幾乎涉及了當時歐洲17到18 世紀所有知識領域，這樣的規模遠非當代學者可以想像。在手稿以及書信中，萊布尼茨使用了拉丁語、法語、德語、英語、荷蘭語、義大利語以及俄語，如果把這些三百多年前寫成的文稿一張張鋪在地上，總長度大約是60公里，這無疑是歐洲歷史上非常珍貴的科學文化遺產。從1907年開始，法國與德國開始聯合著手整理萊布尼茨的手稿，目前已經出版了48本文集，涉及八個系列。其間雖然經歷了戰爭、分裂，但是研究工作一直沒有中斷。
目前德國有四個研究所主要負責研究工作，分別位於柏林、波茲坦、哥廷根和明斯特，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是其中歷史最悠久的一家。萊布尼茨的大部分手稿被封存在漢諾威，而其他不少重要的歷史資料都被轉移到了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據專家介紹，《萊布尼茨文稿》（Bildunterschrift: Groe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布尼茨留下的20多萬文稿中除了有作者個人的思考、筆記，還包括15,000多封與世界各地1,100多人的通信，以及大約一百本作者參閱批註過的書籍，經過數次改動後，大部分稿件都面目全非，如今要把這些手稿整理出來，並根據其內容性質分類，然後按照時間順序出版，實在是一件耗時耗力的事情。在編輯過程中，編者還要嚴格保持當時的文字使用習慣，並對文稿中提到的人物、歷史事件、地名等等進行考證和注釋，如果在不同手稿中萊布尼茨提到同一個問題，編者還需羅列不同出處，這些都增加了編攢工作的難度。據李文潮教授說，從以往的經驗來看，一個受到良好的專業與語言訓練的博士生大約需要三年的工作經驗，才能單獨勝任自己的工作。要完成一本大約九百頁的文集，三個專業工作人員需要三到四年的時間，耗費70萬歐元左右。除此之外，萊布尼茨似乎還是個急性子，有時自己寫過的東西忘記了，又懶得去花時間去找就重寫一份，這就為後人整理他的東西更增加了困難。
萊布尼茨為後人留下了豐厚的遺產。目前德國人正在整理出版《萊布尼茨全集》，估計要到2050 年才能出齊。有人統計過，在德國漢諾威萊布尼茨檔案館中，現存的手稿資料中大約保存有5萬件，共計15萬到20萬張，其中包括信件1.5萬封，與萊布尼茨保持通信聯繫的人多達1100餘人。在萊布尼茨那個時代，由於宗教和當局的管制很嚴厲，言論出版審查嚴厲，基本沒有什麼自由，所以有許多“出格”的思想都是通過私人信件來傳遞的，因而這些信件往往成為學者間交流思想的重要途徑。發表出來的並不能代表萊布尼茨的全部，只能是掩人耳目的冰山一角罷了。但現在同樣面臨巨大的挑戰，首先就是語言關，萊布尼茨的東西大都用拉丁文和古法文寫成的，僅僅這兩項就夠人嗆的，同時為了收集到他淵博學識的出處，收集到非常豐富的語言學材料，僅此這樣對研究而言難度就更大了。
1700年，萊布尼茨在柏林建立了普魯士科學院，兩德統一後，與前東德科學院合併為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格林兄弟、洪堡、愛因斯坦等都曾經是該科學院的成員。萊布尼茨一生涉獵廣泛，從嚴格的形式邏輯科學到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以及神學、文學、笑話、宮廷應酬詩歌、古代法律文獻等等，無所不包。在那個通訊不發達的年代，他對位於東方的古老文明--中國，也充滿了興趣。早在1666年，萊布尼茨剛滿 20歲的時候，就在博士論文中提到了中國，他對中國的文字充滿興趣，希望能從中獲得靈感，對發明自己的普世語言提供幫助。而萊布尼茨最後一次提到中國，是在1716年與俄國使節阿萊斯金的通信中。在此五十年間的手稿中，幾乎每年都能找到與中國相關的論述，其中包括中國的哲學、歷史、風俗、語言、政治等等許多領域。在《中國近事》的前言中，萊布尼茨寫到："人類最偉大的文明與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終於彙集在了我們大陸的兩端，即歐洲和位於地球另一端--的如同' 東方歐洲'的'Tschina'（中國）"；"這一文明古國在人口數量上早已超過了歐洲，在很多方面，他們與歐洲各有千秋，在幾乎是對等的競爭中，二者各有所長。" 現在，橫跨歐亞的大陸不依然叫做“Eurasia”嗎？
有人說，萊布尼茨是個“中國迷”（Sinophile）。因而他對中國充滿了一種理想主義主意的色彩。他沒有來過中國，也不認識中國字，所以瞭解中國的途徑主要來自於他與居住在中國的傳教士的通信以及與歐洲漢學家的討論。那時的歐洲，有三類人對中國有興趣，第一類是嚴肅的學者，尤其是來華傳教佈道的傳教士，像法國傳教士白晉（Jochiam Bouvet），對中國的癡迷程度恐怕要比中國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對易經的研究單成一派，即索隱派（Figurist）,不過人們對這一派的評價並不高，說基本都是牽強附會；第二類就是向萊布尼茨那樣的人，他們涉獵廣泛，但中國僅僅是他們眾多興趣之一，通常將他們稱為原漢學家（proto- Sinologist）;第三類就是有些冒險分子，他們對中國只有浮淺的瞭解，甚至是些道聽途說的消息，便在歐洲各處行騙。不過，由於相對於當時的“德國”和法國而言，他對當時崇尚開明君主制的萊布尼茨來說，中國的康熙皇帝不僅"公正無私"、"仁民愛物"、"溫和有節"，這一點似乎就有些有時偏頗了，他只看到了積極的一面，而沒有看到消極的另一面，他認為，康熙皇帝對來自於歐洲的科學知識的渴求幾乎達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這無疑符合他心目中理想的統治者形象。相比當時歐洲社會，中國是相對開明的，去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在中國發現的是文明和進步，而去南美的傳教士則發現的是當地的原始和淳樸；所以他們在中國宣講亞裏士多德，在南美主要是建醫院和學校。這也代表了後來十九世紀歐洲對待外來文化的兩種態度。萊布尼茨對中國文化的評價很高，曾寫到："如果推舉一位智者來評判哪個民族最傑出，而不是評判哪個女神最美妙，那麼他將會把金蘋果判給中國人。"
萊布尼茨認為，歐洲的傳教士為中國人帶去了歐洲的數學和哲學知識，中國人善於學習，融匯中西，必將很快超過歐洲，而歐洲人也應該從中國獲得對自己有利的知識。在萊布尼茨看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幾乎沒有中斷，其中必然記載了很多人類豐富的知識，而歐洲由於民族遷徙或是戰爭原因，這些記載都不存在了。如果能從中國歷史的記載中找到這些知識，再為歐洲所用，那將是非常可觀的。中歐通過互相交流，互相學習，最終帶動全人類的進步。從這點上看， 萊布尼茨的視野非常寬闊，這些觀點即使在今天看來也具有現代意義。17世紀時，美國和俄羅斯都尚未真正登上世界舞臺，所以當時提到歐洲和中國，就算是代表了全球文明，萊布尼茨設想的是通過歐洲與中國的發展，帶動中間的俄羅斯，這可以算是三百年前的全球化概念了。在對待外來文化方面，當時歐洲的立場比如今要開明。在啟蒙運動早期，歐洲比較開放，因為當時歐洲自己也在尋找一種發展模式，他們從外來文化中吸收了很多東西。萊布尼茨提出了兩個對待外來文化的原則，一個是友善原則：在吃不准一個外來文化的時候，儘量把對方當作善意的；還有一個是保守原則：在未判斷出對方的性質前，不要輕舉妄動，秉承這兩個原則就不會傷害雙方關係。到了啟蒙運動中後期，歐洲對外來文化的態度主要是批判地接受，在確定了理性原則之後，歐洲人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處理問題的良方，所以不需要外界的幫助，這反倒造成了自我封閉。
中國學者目前似乎僅僅對他中間那段與白晉的通信感到興趣，但實際上，那只是萊布尼茨的一個小小的插曲而言。專門從事萊布尼茨與儒學研究的美國學者孟德衛（David Mengello）認為，萊布尼茨確實受到中國思想很大的影響，但是萊布尼茨畢竟是萊布尼茨。他所處的時代和我們的並不一樣，因而還要對萊布尼茨的思想有所辨析才是正確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