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風田  辛本勝 中國人民大學
新華社電，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促進生物產業加快發展的若干政策》，將生物產業培育成高技術支柱產業。如何打造我國生物產業的競爭力，需要借鑒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日本的生物技術產業從過去默默無聞到如今的世界前列，其產業發展速度令世界震驚，本文的目的是通過描述日本為發展生物技術產業所採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探討日本生物技術產業迅速發展的原因，以及揭示日本生物技術產業現存的問題，從而為我國生物技術的產業的發展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
1．日本來何成了生物技術大國？
日本是經濟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其電子和半導體產業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受到各國的廣泛關注，其產業發展政策成為眾多國家效仿和學習的對象。最近這些年，世界生物技術產業迅猛發展，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內的眾多國家的重視。生物技術產業涉及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兩個方面，它需要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及政府部門之間的相互協調合作。日本前期沒有對生物技術進行足夠的重視，其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遠遠落後於美國和歐盟。為了使本國生物技術產業趕超美國和歐盟，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開展了以促進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為核心的一系列變革，制定各種政策法規，並將生物技術產業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日本已經擠身生物技術強國之列，本文的目的是通過描述日本為發展生物技術產業所採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探討日本生物技術產業迅速發展的原因，揭示日本生物技術產業現存的問題，從而為我國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
2．日本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及存在問題
日本在生物技術方面起步較早,擁有較強的投資和研究實力。早在70年代，日本就首次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生命科學方面，並且制定了生命科學的發展戰略。1971年4月，首相科學與技術委員會建議政府促進生命產業的發展。1973年科學技術署成立了生命科學發展促進辦公室，專門負責生命產業的發展。1982年，日本國際貿易與產業部成立了生物產業辦公室，負責化學、生物等方面的工作，同年這個辦公室建立了一個新的產業協會，生物產業發展中心，負責收集生物產業方面的資訊、方便無產權的資訊在公司之間傳播、協調政府的機關部門以及提供政府規劃方面的一些回饋[1]。
雖然日本政府對生物技術產業化關注較早，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日本在生物技術方面遠遠落後於歐美國家，這主要在於日本國內生物技術產業的多頭領導和產學官之間緊密聯繫的缺乏。
日本政府在生物技術產業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日本有幾個部都和生物技術相關，其中比較有名的是科學技術廳、文部省、厚生省、農林水產省、通商產業省等，這些部門制定相關政策來指導企業、高校及科研機構進行生物技術方面的研究。各部門都推出自己的生物技術政策，在發起的生物技術研究專案方面是一種競爭的關係，而非協作共贏的關係。日本的高校和科研機構為准政府部門，這種准政府性質使這些部門缺乏將技術產業化的動力，而且員工的政府雇員身份限制了他們獨立出來成立生物技術企業或者為企業效力。另外，日本的學術評判系統是按工齡論資排輩的形式，缺乏一個客觀的考評指標，不能夠激發老師和科研人員的創造力，這導致日本在生物技術方面的專利數量遠落後於歐美國家。
日本同歐美在在生物技術產業上的差距具體表現在基礎科學和產業化率兩個方面。根據資料，從事基因研究的工作人員，在日本約為8000人，而同期美國的人數為71000，歐盟為64000，日本遠落後於這兩個地區。日本每年培養的生物技術方面的博士生約為200人，而美國約有6000人。另外，美國在生物技術方面比日本具有更廣泛的技術基礎，在藥物專利申請方面，日本的大公司佔據主要地位約占日本專利申請總數的86％，而美國的情況與此相反，生物技術方面的專利大部分來自於高校、研究機構和風險企業[2]。
3．日本發展生物技術產業的政策措施
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充分認識到生物技術在未來經濟中所具有的戰略作用和自身在生物技術產業化方面所存在的差距，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奮起急追，這些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政策、計畫引導。1988年，日本提出以資訊、生物技術等產業為主導的口號。1992年的科學技術政策大綱、1993年的產業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制度、1996年科學技術基本計畫、1999年的國家產業技術戰略都把經濟發展重點放在高新技術產業上。為實現這些目標，日本政府制定了幾十個大型計畫，其中包括生物技術領域有腦科學研究計畫、面向21世紀的先導性科學研究計畫、生命科學研究開發基本計畫、新紀元高技術開發計畫等。在這些計畫支持下，日本生物技術研究開發投入明顯增加，1997年，各省廳對生物技術研究開發投入達2508億日元，大大高於高技術專案平均投入。2001年3月日本政府發佈了第二個科學技術基礎計畫即“2001-2005科學技術基礎計畫”[3]，該計畫的目標是使日本成為世界科學知識的最大貢獻者，擁有更多的諾貝爾獎，並在企業、大學、科研機構及政府之間建立起強有力的聯繫機制，從而為未來產業的發展打下基礎。
（2）政府對生物技術產業高度重視。早在1999年1月，日本就簽署了一份新檔《開創生物技術產業的基本方針》。該檔提出和確立了把日本“生物技術產業立國”戰略作為日本新的國家目標。為此，日本政府成立了以小泉首相為首的“生物技術戰略委員會”，並於2002年頒佈了長達200多頁的《生物技術戰略大綱》。2001年日本成立了科學技術政策委員會（CSTP），由首相任主席，成員包括六個政府部門的大臣、超級教授、科技官員和兩個商業董事。科學技術政策委員會（CSTP）是政府內閣的四大智囊團之一，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消除或減輕阻礙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的部門利益現象以促進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到目前為止，委員會已經在不同的層次上促進了幾起國內產學官的結合。
（3）強大的財政支持。日本政府從2002年開始逐步加強了生物技術方面的研究投入。日本現在的國家生物研發相關預算大約是4400億日元，不到美國的1/7。日本計畫在2006年前使生物研發經費提高到兩萬億日元，比現在增長4倍，重點放在加快生物基礎技術開發和人才培養以及產業化步伐等方面。目前，日本的生物研發經費在科技預算中約占13%。如果日本按照“生物產業立國”國家戰略增加預算，生物研發經費的比例到2006年將超過50%。
（4）研究機構和高校的改革。日本政府採取的一系列有利於本國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的方針政策，給日本的國立高校和研究機構更多的競爭壓力，使它們向自治、具有獨立管理權限機構的方向轉變。這些改革使日本的研究機構由政府直接管理、國家公務人員雇傭制度向國際化研究方向、可衡量的研發結果、新工資制度的方向轉變。政府還對工資制度進行了改革，允許那些有能力的人獲得更高的報酬，而不僅僅是像過去那樣以工齡來計算。2001年，幾十所國家研究機構進行了第一次改革，使它們從政府管理走向自主管理，高校的改革目前也正在進行當中。
（5）立法上的支持。日本於1998年8月通過了TLO法律，該政策允許學校建立自己的知識產權許可組織，進行專利的授權和市場化推廣，各學校從中受益匪淺。1999年的復興產業特別法，更是加強了TLO法律的作用。這些准予、貸款、及公平的財政支持等一系列的政策，使高校教師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習慣，激勵著他們更多的去申請專利，進入企業工作，甚至資助企業。
（6）促進產官學合作。日本政府於1986年制定了研究交流促進法，科技廳於1986年、1988年、1990年連續制定了前沿研究制度、省際基本研究制度和地域流動研究制度，文部省也設立了與民間企業共同研究、受託研究、受託研究員等制度。近年來，日本政府推出了產學合作的產業研發促進計畫、風險企業實驗室計畫和麵向未來的研究計畫。通產省1998年啟動了與大學聯手式產業科技研究開發計畫和產業技術應用研究開發。計畫將大學科研人員的新理論和新技術設想與企業界的科研有機結合起來，促進科研成果的迅速轉化。2000年，日本科技預算用於產官學合作的資金比1999年增加了33％，可以說，日本近年來的國家級高新科技計畫大都採取了產官學聯合方式增強政府科技決策的科學性、公正性和權威性。
（7）金融市場改革。生物技術的高風險、高收益特性吸引了大量的創業投資，生物技術創業企業的股份在市場上公開交易，作為創業投資就被認為成功了。日本企業上市較難，公開的最低條件是純資產2億日元，每股扣稅前利益10日元，而實質上不到這些最低條件的5倍證券公司是不接受的，這樣做的初衷雖然是為了保護投資者，但其結果則將風險雖高、卻有較高成長性並最需要啟動資金的創業企業排除在市場之外了。為了在公開市場創造更利於培育創業企業的環境，1995年日本開始了櫃檯登記特股種制度，這個制度的特點是：對象企業的研究開發費占銷售額的3%以上；不問利益額的多少（赤字亦可）；股份的公開價格不以招標制度，而以book building方式；包括事業計畫的進行狀況，每年4次公開財務報表等。經過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推動，日本的風險投資市場方興未艾，從2000年到2001年，生物風險企業的投資猛增到540多億日元[1]。生物風險公司也從1995年的60個左右上升到2002年底的334家。
到2001年,日本政府的生命科學經費已經達到30億美元，公司的經費約為60億美元。日本現有生物技術公司300多家,其研發經費僅次於美國。在強有力資金支持下,日本生物技術產品市場迅速發展,到2002年,市場總市值已經達到13000億日元,是上世紀80年代250億日元的52倍[4]。
4．日本生物技術產業面臨的問題
發展生物技術產業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施行，使日本的生物技術產業同美國和歐盟的差距漸漸縮小，邁入生物技術產業強國之路。近幾年來，日本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步伐急速放緩，似乎已進入一個平和的增長期[2]。這一狀況的發生和以下的原因密不可分：
生物技術產業的支撐有賴於大學等研究機構不斷推出新研究成果，只有將這成果及時轉移至相關企業，才能實現產業化。只有具備了技術水準、經營能力及市場預測力，才能加速生物技術產業化的進程。日本主要大學雖然相繼設立了技術轉移機構（TLO），但其功能遠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普遍缺乏創新的經營管理人才。大學研究人員更缺乏對技術市場的敏銳觀察力及推銷新技術的勇氣。另外，日本目前沒有一個創業的社會文化，為大公司終身工作仍是大部分日本人的職業追求[5]。因此日本雖在生物技術產業領域實現了新起步，但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獨佔熬頭，決非易事。
科學研究和發現需要一個動態的自下而上和自組織的過程，日本政府所採用的科學政策是“自上而下”式的，政府過多的宣傳科學技術的正面效果，對科學技術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關注的較少，政府通過崇拜科學技術來進行變革的方法可能會適得其反，達不到預期的效果。日本想在新技術方面成為領跑者，僅僅靠政府的這種努力是不夠的[2]。
5．日本發展生物技術產業對我國的借鑒
我國在生物技術產業方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財力但收效甚微。我國生物產業發展與世界先進水準相比，無論是在產業規模，還是在自主創新能力方面均存在著很大差距。據專家估計，我國生物產業在技術研發階段與國際差距大約相差5年左右，但產業化階段差距較大，為15—20年[6]。日本促進生物技術產業發展措施的有效實行，使我們看到政府通過採取適當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可以極大的促進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日本振興生物技術產業的政策措施，值得我們借鑒的東西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1）加快制定國家級生物技術產業發展戰略。我國政府雖然已經對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給予了較多的關注，但與日本相比，我國對生物技術產業的重視程度還不夠。政府應當充分認識到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對經濟社會的巨大推動作用，將生物技術產業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儘快制定我國的國家級生物技術產業發展戰略，成立由國務院領導的、由農業部、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門組成生物技術產業領導小組來促進我國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
（2）對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改革。生物技術產業是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結合的最緊密的產業，對知識和技術方面的要求很高，我國高校及科研部門在基礎科學知識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但我國科研單位大都屬准政府組織，其運作模式直接和間接的靠政府財政撥款，自身沒有創造價值的緊迫感，限制了其將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改革科研機構的事業單位屬性勢在必行。
（3）促進產官學的緊密結合。生物技術的發展需要產學官的緊密結合，日本將“產學官聯合”作為科技立國政策的重要舉措，它是一種在政府的支持下，充分利用大學強大的科研隊伍和企業的經濟實力，開發新興技術產品，增強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機制。目前我國的主要問題是科研機構與企業“兩張皮”,產學研不能很好結合，科研機構的工作沒有放到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實現產業化、發展先進生產力的高度上來。產學的緊密結合除了要考改革我國的科研體制外，還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視，政府應當在政策上向產學聯合專案傾斜，對高新科技風險企業採取免稅措施，並增加巨額預算予以支持。
（4）培育創業者群體。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生物技術經營者、創業者的出現。日本生物技術產業近幾年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生物技術產業的創業者群體。我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國家，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響較深，社會群體普遍缺少冒險精神。因此政府部門除了創造良好的創業環境外，應當積極推動和構建我國的創業教育體系，普及創業知識，增強創業理念，在高校中開展相關的創業培訓課程，提供創業指導，鼓勵在校學生和畢業生進行創業。另外，要充分認識到海外生物技術人才對我國生物技術產業發展起到的作用，創造良好條件，吸引他們歸國創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