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歐化思潮及反傳統主義的產生，是導致廢止中醫思想氾濫的社會和文化根由。而在外部條件中，日本明治維新中取消漢醫的成功，使部分中國人產生效仿日本的動機，直接促成了大批留日醫學生的湧現，既為中國近代醫療衛生事業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又在客觀上造就了一批廢止中醫思想的代表人物。
一、日本廢除漢醫與近代留日醫學生
西方現代醫學在世界範圍推廣之前，各國都有與其自身文化密切相關的傳統醫學。近代以降，總體趨勢是逐漸為西方醫學所取代。日本的醫學在近代的變遷就是一個典型，也對中國近代醫學的發微產生了示範效應。
西元414年，日本允恭天皇患病，急召韓國醫生治病，從此日本有了韓醫方。513年，中醫被引進日本，“以後關於醫藥的教養，悉依唐制，漢方醫遂以成立，即其後所謂皇漢醫道”。[1]中醫日益成為日本醫療體系的主流。16世紀開始，同樣是歐洲傳教士把西洋醫學帶到日本，但對日本的影響遠不及漢醫深遠。18世紀中期，前野良澤翻譯介紹荷蘭醫書提倡西醫，西方醫學逐漸在日本立足，當時把從荷蘭傳入的醫學稱為蘭方醫。此後，蘭方醫在日本不斷壯大，到19世紀中葉西醫在日本勢力大盛，與漢方醫屢屢發生衝突。日本人開始對西方文明產生強烈的興趣，“（日本）近世以來，結交歐美，公使之館，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時地理、官制兵備、暨乎典章制度、語言文字，之於飲食居處之細，玩好遊戲之微，無一不取法於泰西。”[2]
這種對西方文明的崇尚必然沖淡了對漢文化的興趣，體現在醫學領域，就是實施一系列的廢止漢醫措施。明治維新（1868年）伊始，日本先後頒佈了《王政復古詔書》、《五條誓文》、《政體書》，實行廢藩置縣，發展工商，引進西洋科學文化的方針。大政官宣佈，日本今後醫學學修之路，當以西洋醫學為依據。為此明治政府開始實行廢止漢醫全盤歐化的措施。其特點是：通過議會與政令一舉廢止官設的漢方醫校；擢西醫取代漢方醫掌握國家醫政大權；實行醫師西洋七科考試製，扼制漢方醫的產生來源；用自然淘汰的方法逐步消除特許執業的漢方醫。另一方面，大力發展西醫事業，舉辦醫校、醫院，聘請西醫學者任教講學，派員留學海外，培養西醫人才。至1906年，歷經30餘年，基本達到廢止漢方醫的目的。[3] 日本的醫學考試制度的建立，實際上剝奪了漢醫的授徒傳業權，也就斷絕了漢醫的繁衍生存權。雖然，漢醫們也曾組織過集會、請願、結社等鬥爭，要求修改醫師法，另定漢醫考試條例，允許漢醫辦學培植人才，但均無濟於事，頹勢難挽。漢醫人數急劇下降，日本的漢醫與西醫的結構發生了變化，西醫所占比例日益擴大並佔據主導地位。“據明治初年之調查，醫師百人科學醫僅21人，在明治7年頃仍有漢方醫8人對科學醫2人之比……。明治20年5月1日之調查，原由政府免試而許可者尚有32800人。然在明治30年，原來免試許可者已減至23900人。”而“經開業實驗及格者”則從4072人增至8467人。[4]可以看出，西醫勢力日益壯大並逐漸占得上風。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徹底剷除了封建幕藩體制，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社會面貌為之一新。在短短的幾十年裏，取得了西方列強近兩百年才建立的成就，迅速進入世界強國之列。
日本的成功使中國的知識份子得到了啟示。他們認為，日本現今的文明正是西方文明孕育的結果，日本現有的文明成果與西方文明猶如母子之關係：“磅礴彌綸於現今之世者，無分泰東西，皆唯一無二之歐化主義也。泰西文明之為母，而孕育泰東文明為之子。……觀於東邦革新，輸進歐化，舉國風靡。哲學也，耶教也，文物也，風俗也，蓋去不盡棄其舊而傾向焉。卒歸日本國家之主義。是可見歐化之實效也。”[5]而中日兩國命運的迥異，正是在歐化問題上所採取不同態度所致，是否具有歐化意識是問題的關鍵。“歐化東漸一語，日本婦孺皆習為口頭禪。而叩諸中國人，雖大夫亦多懵然。……地小地大、兵弱兵強、財困財裕，固無關兩國之興敗。兩國之興敗歐化故。……雖今日之比例，日本優於中國，焉知他日之比例，中國不優於日本？無他，歐化之速率每成一比例，國勢之速率即遂以日增。於是而中國立矣。”[6]因此，中國如果要迎頭趕上，就必須加快歐化的步伐。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全盤吸收近代西方文化，在許多方面領先於中國，而在其後的軍事對話中，中國被打得鼻青臉腫，“甲午一敗於東鄰，庚子再創於八國”，中日近代化歷程的巨大差距，令國人如夢方醒。在痛心疾首之中，開明的君王和知識份子們不得不對日本這個突然崛起躋身強國之林的島國刮目相看，不得不正視這個明治維新後日益強大的新對手。維新人士康有為、梁啟超紛紛上書光緒帝，主張仿效日本的明治維新，實現變法，以挽救清政府大廈將傾的危局，使中國擺脫積貧積弱的困境，他們向光緒上書道：“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而已，……日本為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弦而雄視東方，此而為國者，其始遭消弱與我同；其後底盛強與我異。”[7]對一落千丈的國勢，光緒帝決定效法明治維新以圖自強。其措施之一就是效仿日本，在北京同文館設立東文館，學習日文，同時派遣大批青年東渡日本留學。[8]而日本從自身利益出發，也採取吸引中國留學生的政策。
這樣，在中日統治者的雙重推動下，自清末以來，出現了盛極一時的留日熱潮。自1896年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學生總數不下於5萬人。[9]在這5萬留學生中，有不少是學習西方醫學的。因為當時的日本，西洋醫學已經佔據統治地位，日本國富民強，對心懷救亡圖存、振興國運的有志青年們來說，無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896年，第一批中國留學生13人奔赴日本，其中尚未有學習西醫者。1902年的調查顯示在日本的272名留學生中，已有3名習醫者。[10]1902年，魯迅就是有感於“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11]東渡日本，1904年從弘文學院畢業後進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學習西醫，後來棄醫從文。據李喜所統計，1904年留日醫學生在校人數為23人。1905年起，逐漸增加，1907年達到高峰，其中千葉醫專由於與學部簽訂招收中國學生辦法，人數最多。據1907年底中國留日醫學生創立的醫藥學團體“中國醫藥學會”的調查，在日本藥科的留學生有95人。另據日本外務省檔案，1907年同仁堂學校的中國留學生為35人。
表3－1 1904、1907、1909年留日醫學生人數學校分佈表（單位：人）
資料來源：李喜所：《近代中國的留學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154頁；《留學日本醫藥學校同人姓名調查錄》，《醫藥學報》1907年第6期；沉殿承：《中國人留學日本百年史》上冊，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212頁。
從表3－1可以看到，1907年以後，留日高潮逐漸減退，但習醫者仍然不少。據牛亞華統計，1911年以前，有名可考的留日醫學生有163人，實際人數更多。[12]但堅持到畢業的人數並不多，實藤惠秀調查了日本23所醫學專門學校，截至1911年共有51位中國留學生畢業。[13] 留日醫學生在日本求學期間，成立多種醫藥學術團體，出版學術刊物，不斷進行學術交流。1906年，千葉醫專的留日學生組成“中國醫藥學會”，編輯出版《醫藥學報》，鼓吹新學，改良舊習，刊物介紹西醫學、醫藥理論、醫療技術、醫藥政策、醫學史、醫藥新聞及衛生常識。1907年春，金澤醫專的留日學生成立“中國國民衛生會”，出版《衛生世界》。神戶的留學生組織“中國精神研究會”，1917年出版《精神雜誌》。1907年成立的“中華藥學會”，是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學術專門協會，1909年在東京召開第一屆年會，通過章程，王煥文被推為會長。協會仿照《日本藥學雜誌》的體例，創辦藥學雜誌。“中華藥學會”由日本到中國，規模日盛，對近代中國藥學事業的發展貢獻良多。
誠然，在20世紀之初，日本醫學模式對中國的影響還沒有歐美醫學體系那麼深遠，但它對中國西醫學發展的趨勢仍然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在中國近代醫學知識群體的形成。大批留日歸國學生是構成這一群體的最基本部分，因為從留學史角度來看，中國近代留日學生遠遠超出歐美留學生。中國近代醫學知識群體的形成表明中國新醫學事業的正式確立，也“標誌著中國西醫學家、醫學教育家登上新醫學舞臺，……自此西醫科學無可爭辯地成為中國醫藥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與中醫學並峙於中國醫壇。這表明中國作為被傳播者的地位開始結束，這一知識群體既是西醫學的傳播者，更是專門科學的實踐者和研究者。留日學生和留歐美學生形成了德日派和英美派，在西醫界呈現出流派紛爭的局面。”[14]其次，丁福保先生所開創的翻譯日文醫學書籍揭開了漢譯西醫文獻在華普及推廣的新篇章，這些醫學典籍對中國醫學事業的影響甚至“遠遠超出歐美傳教醫師半個世紀的努力。”[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