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原院長、“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周光召院士，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曾任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秘書長等職的柳懷祖與周光召共事多年，對於周光召極為敬佩。2009年，值周光召80歲生日之際，柳懷祖寫了下文，回憶了與光召同志相識30年，兩人工作交往中的一些往事。本文收錄於徐冠華主編的《我們所認識的光召同志》（科學出版社）一書中。
20世紀60年代後期，那時我還不認識光召同志，就聽說他是位年輕而十分優秀的理論物理學家。還聽說當年他以極高的愛國熱情請纓投入了我國原子彈和氫彈的研製工作，很讓人敬佩。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他從核工業部調到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工作，我才認識他。80年代初他擔任中國科學院領導後，無論我在中國科學院計畫局，或是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還是在中國科學院辦公廳，都一直在他領導下工作，與他有了較多的接觸，記憶猶新。
一、緊急關頭，頂住壓力、沉著對應、奪取最後成功
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對中國建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國內外都有些不同意見，國內科學界幾位很有影響的人更是強烈反對。1983年中央最終決定工程上馬，由穀羽及國家計委的張壽、國家經委的林宗棠、北京市的張百發等負責同志組成的工程領導小組實施全面領導，直接向中央和國務院報告。光召同志作為建設單位中國科學院分管此事的副院長，一直很關心、支持、幫助和配合穀羽同志及工程領導小組的工作。他對穀羽同志十分尊敬，有事常與穀羽同志商量。1986年中，穀羽同志離休後，中央決定光召同志兼任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領導小組組長，他與工程領導小組的張壽、林宗棠、張百發等同志一起認真按工程既定的進度抓好每一設備的研製、生產、驗收和安裝，與他們三位有著很好的關係。他經常聽取我和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彙報，並到現場瞭解情況，解決問題，確保了工程提前、不超投資、保質完成。
1988年8月上旬，就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整體調試進入最後關頭時，從北戴河傳來了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在中央的會議上對建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甚至點名指責小平同志和其他支持這件事的中央領導同志。一時間，工程領導小組特別是光召同志感到了巨大的壓力。他和領導小組同志及我一起商量認為，鑒於中央沒有要求傳達北戴河會上這位領導反對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的意見，所以決定不向下傳達此事，以免在工程調機的關鍵時刻擾亂和動搖軍心，同時決定工程按計畫認真抓緊進行。他還囑咐我和領導小組辦公室隨時注意各方面反映，又特別叮嚀我不要急躁，要謹慎行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干擾工程的進行。正是他的沉著應對，確保了工程整體調試的最後關頭的順利進行。也算是老天不負苦心人，在黨中央、國務院和小平同志直接關懷下，成千上萬參加這個工程建設的科技人員、工人和幹部沒有辜負黨中央、國務院和小平同志的期望，經過近1500個日日夜夜的頑強拼搏，中國科學家們夢寐以求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終於如期在1988年10月實現了正負電子束的對撞。在改革開放的環境下，我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僅用了4年就完成了世界先進水準的高科技設施，它標誌著我國第一臺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高能加速器的建成。它的建造品質是國際一流的，對撞機和譜儀的主要指標和性能參數均達到或超過了設計指標，跨入了國際先進行列。它的建設投資只有國外的幾分之一，不僅是當時國內大中型專案中惟一不超投資並提前完成的工程建設專案，而且在國際加速器建設中，能這樣如期建成並達到設計指標的也是極少有的。這在國際高能物理界引起了很大震動，認為：“這是中國科學發展的偉大進步，是中國高能物理發展的里程碑。”
實現正負電子對撞後，光召同志立即要我向領導小組其他三位同志及穀羽同志通報，並馬上起草了給小平同志的報告。報告經他兩次修改後，急件報送給小平同志處。很快中央辦公廳通知我去中南海開會，研究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前往視察的有關問題。我開會回來即向光召同志做了彙報，他十分高興，囑我認真安排好視察線路和議程及安全、衛生等等各項準備工作。兩天後他又親自聽取了彙報，還到現場做了檢查。
1988年10月24日，小平同志又到了4年前他親自奠基的地方。這裏已是一個現代化的建築群，地上地下安裝著我國自己研製的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國內最大的加速器和探測器。小平同志和其他領導同志在工程領導小組光召、穀羽、張壽、宗棠、百發等同志陪同下，邊走邊看，十分高興。在接待廳裏，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聽取了光召同志的彙報。光召同志彙報後，隨即請小平同志做指示。小平同志即席發表了著名的"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講話。
二、對外合作，只重有利於祖國科學發展，不重個人級別
小平同志1979年初訪問美國時，與卡特總統一起主持簽署了中美兩國在高能物理研究領域合作的議定書。按照協議規定，中美高能物理聯合委員會每年輪流在中美兩國召開。1986年後，光召同志每次都擔任中方主席並親自出席，直到1997年他離開中國科學院。因那時他是中國科學院的院長，而對方主席則僅是能源部主管基礎研究部門中高能方面的負責人。外事部門有些同志認為我方級別太高了。但光召同志表示，這是一個科學性很強的、又很重要的中美科學方面的合作，不能用級別高低來對待。表明他對自己個人級別不那麼看重，而看重的是對我國科學發展的實際作用。
三、給我的一次特別使命
20世紀80年代中，我國的改革開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當然也涉及科學研究方面的改革。這時有些人，甚至高層的個別領導人，對科學技術發展的規律和基礎科學對國家長遠發展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急於求成，並支持有關部門醞釀，向中央提出了一個對中國科學院改革方案的彙報提綱，其中很重要的內容是取消中國科學院實體，一些應用性強的研究所併入或轉入工業部門去，而一些基礎科學研究則轉入高等院校，中國科學院只保留為一個名譽性的學術機構。此消息已有所傳聞，引起了科技界的一些混亂。包括光召同志在內的中國科學院幾位主要領導聽到此方案後，完全不同意這個醞釀中的"改革方案"。事關祖國科學的發展和中國科學院的前途，他們都十分焦慮。
我當時不但是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也是中國科學院計畫局辦公室負責人。一天，當時作為副院長的光召同志叫我去他的辦公室，說有急事。我到他辦公室後，他十分嚴肅地把有關部門向中央提出的中國科學院的改革方案彙報提綱的事告訴了我，並問我聽說了沒有？我答，小道聽到了一些。他說，盧嘉錫院長等幾位院領導也都很著急，盧院長和他商量要找我談一下，然後他就帶我去了盧嘉錫院長那裏。兩位院領導問了一些對撞機工程進展情況後，接著就與我談了那個醞釀中的中國科學院“改革方案”的彙報提綱對中國科學事業長遠發展的危害性和嚴重性。他們強調說，事情很急了，如拿到中央討論就複雜了。他們兩位都很尊重和信任穀羽同志，要我儘快去向穀羽同志反映，請她能儘快設法向上反映中國科學院對此"改革方案"的強烈反對意見。我表示正打算近期去向穀羽同志彙報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的進展情況。此時，穀羽同志正隨喬木同志在杭州調查研究。我第二天就飛去了杭州。
一到駐地，我立即把光召同志和盧院長談的有關部門醞釀中對中國科學院的“改革方案”之事向穀羽同志報告。穀羽同志聽了也十分著急，很快設法向上反映了中國科學院的意見。此時，不少科學家聽到了這個方案的傳言後，也都強烈不滿，引起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注和過問。因此，這個取消中國科學院實體的“改革方案”沒能正式出臺討論。
四、為兩岸參加國際物理學會，費盡心血
在海峽兩岸關係上，1984年9月，光召同志當時以中國物理學會會長身份，處理海峽兩岸物理學會加入國際物理學（ IUPAP ）這個十分敏感而又政策性很強的問題，花費了很大精力。他在李政道教授的促進、配合和幫助下，通過李政道教授不斷與臺灣的沈君山教授談判，以找出海峽兩邊都能接受的方案。因為時間很緊迫，北京與紐約兩邊又有12小時的時差，因此光召同志幾次徹夜不眠，既要與紐約的李政道教授通電話和傳真，又要與國內有關部門討論，最終在小平同志親自過問下獲得瞭解決，這事的順利解決也開創了兩岸物理學界的交流。
五、協助李政道教授創辦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
20世紀70年代早期，李政道教授開始回國訪問，那時光召同志作為年輕學者參加了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會見李政道教授的活動，與李政道教授有了交往，改革開放後更是頻繁接觸。他倆又都是理論物理學家，有很多共同語言。30多年來李政道教授為祖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如建立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專案，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建立博士後制度，中美高能物理領域的合作，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的建立，蕭政基金的設立等等，其中很多事都是在光召同志協助和配合下做成的。光召同志每次都是盡力協助和配合，使李政道教授的這些工作得以成功。創辦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只是其中的一項。
1986年夏，光召同志在瑞士歐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訪問，與李道教授相遇，兩人經常在一起討論怎樣讓嚴重落後於世界先進水準的中國基礎科學研究儘快趕上去。需要解決的問題和應該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最重要且馬上可以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讓中國的學者能及時得到國際上基礎科學研究的最新發展資訊。資訊不暢，激勵機制不力，是當時影響國內基礎科學研究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他們心中急切思考的問題。
此時正好世界實驗室（ World Laboratory ）在日內瓦成立。它是為了實現由世界知名科學家狄拉克（ Paul A . M . Dirac ）等提出的埃裏切宣言( Erice Statement ）而成立的科學組織，受到義大利政府的資助，並得到萬餘名世界科學家和聯合國的支持。
“世界實驗室”的宗旨是：提倡科技資訊的自由交流；不論地理、政治、意識、宗教和人種的差異，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科學技術人員與發達國家的同行進行合作研究，即促進東﹣西、南﹣北的科技合作；開展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有幫助的科學、技術和醫療領域的發展研究專案，特別是支持他們參加旨在解決發展中國家特殊的問題以及科學和人文整體發展的工作。
光召同志和李政道教授設想，是否可以與他們合作，借助世界實驗室的幫助，在國內組建一個學術機構，來促進中國科學界與世界科學界的交流，加快最新資訊的獲得，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促進基礎科學研究的恢復以至快速發展。經過慎重討論達成共識後，光召同志請李政道教授出面組織。於是，在光召同志的支持下，李政道教授正式向中國領導人建議，由中國科學院和世界實驗室合作，在中國成立一個民間學術機構，名為“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 China Center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簡稱 CCAST )。作為世界實驗室的分支機構，受世界實驗室和中國政府的雙重資助。實驗室的任務是在中國創造一個具有世界水準的、較寬鬆的、進行前沿性的基礎研究，促進國內外研究機構和科學家之間的聯繫和交流，鼓勵中國科學家在國內做出有世界水準的研究成果。光召同志親自撰寫了“中心”的章程，其中規定了由李政道教授任該中心的主任，而且是終身主任。還規定中心一切事務，包括副主任人選都由主任決定，以讓李政道教授充分發揮作用。光召同志自己則擔任副主任（在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的英文介紹中，李政道是 director ，周光召是 co - director 。在英文中， director 和 co - director 是平等的職位，但是在中文中， co - director 沒有確當的相應的中文名詞，只好譯成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