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1978年10月，我被南京大學錄取，幸而走進地質學的大門。如今我已經退休，還是熱衷於野外地質考察與地學探索，用朋友的話說：拿著退休工資幹著在職的活兒還天天刷存在感。說起走進這地質學的大門，當年那些“意外”的波折和偶然因素的碰撞讓一個愛好文學的農村青年成為了自由的地學探索者，那些片段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中，四十年的歲月蹉跎仍然無法抹去，歷歷在目的場景好像就發生在昨天。
我的家鄉現在屬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喀喇沁旗牛家營子鎮南荒村。赤峰這個地方在解放初期屬於熱河省，後歸入內蒙古自治區。文革開始後到1981年以前，我老家的這個自然村的行政隸屬稱謂是遼寧省昭烏達盟喀喇沁旗牛家營子公社南荒大隊火石溝小隊。我的父母乃至祖上都是農民，據我父親說我們十代以前從山東萊州逃荒到口外（闖關東？我弟弟指出：從時間上看二百多年前應該不是闖關東，可能是放墾。我查不到確切資料，再加上祖上十代都是文盲和到處顛沛流離的命運，也無法肯定是放墾了。總之祖上應該是逃荒過來的。2018.09.05特此說明），直到我爺爺這一代才定居於我的出生地—火石溝，我也成了祖上十代以來的第一個讀書人。我就生在這樣的家庭中，承載了十代人的讀書希望。那時幾乎每個生產大隊（即後來的村）都有小學和初中學校，然而，在小學三年級時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本來就落後的農村中小學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響，甚至升學都不考試了。唯一不變的是，不管小學還是中學，每年都有一個月的農忙假和一個半月的暑假，這兩個假期中小學生都必須回生產隊隨大人一起參加勞動。每到假期我要麼下田與大人們一起拔草耪地，要麼上山與牛羊官一起放牧。幸運的是，我們升高中那年意外地因全國教育“回潮”而採用考試入學，我就考入了僅僅存在不到十年的土城子中學，那可是當年喀喇沁旗最好的中學。儘管我們那一屆同學在高中兩年半時光中實際上課不到兩年，而且很多課程（特別是數理化科目）都沒有學完，但當時有一批因“成份不好”等因素下放到土城子中學任教的優秀教師，他們在不公的命運中將自己的青春奉獻給那所農村中學，讓我們成了少數的幸運兒。
1975年高中畢業後，我很自然地回鄉當了農民，不滿十八歲的時候就被大隊領導任命當了一個季度的生產隊長，1976年秋季開始受大隊領導請求，在剛成立不久的南荒學校（九年一貫制）當民辦教師，主要為初高中學生講授物理學、數學等課程。每當其他老師臨時有事時，我就經常客串講授語文、體育等課程，成了名副其實的全科教師。當然，民辦教師身份仍是農民，僅僅分工不同，報酬是在原生產隊計全勤工分，放假要參加生產隊勞動，而經濟上唯一的好處是每月有5元錢的教師補貼。別小看這每月5元錢的補貼，有時比生產隊的工分收入還多（不是玩笑啊）。重要的是，這不到兩年的從教經歷對我而言是一種非常好的磨煉，我向老教師學習並嘗試各種方法改進教學，為後來成為合格的高校教師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77年10月中下旬（記得已經開始穿棉衣了）我們才看到報紙上的報導：即將恢復全國高考，當年12月考試。在我們南荒大隊，以前也只有一個初中畢業生通過“推薦”幸運地成為“工農兵”學員，而絕大多數人根本不敢想還有上大學的機會。聽到高考的消息我有點不敢相信，心裏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終於有個機會讓自己飛出農門了，而緊張的是只有一個多月就高考了，別說看什麼復習資料，就連填寫准考證所要求的一張一寸免冠照片都沒有。在報名截止前一周，我和我的初中同學兼同事國玉兄一起，在星期日淩晨三點鐘出發，穿著棉衣棉褲和棉布鞋步行30多千米，走了五個小時才趕到赤峰城裏，一大早找到那家照相館拍攝了照片，要求加急下午取照片。拍照完畢我們就又在赤峰城裏到處亂逛了幾個小時，中午在小飯店吃了點麵條，下午終於拿到照片，於是大踏步地往回趕，那可是真正的急行軍啊！等趕回南荒學校時，已經是晚上九點半，有幾位家在外地的老教師在集體宿舍裏等待著我們的歸來。我們兩人用了近20個小時，來回路程加上在城裏到處跑，總計大約走了80千米，汗水雖然沒有濕透了棉衣，但人卻已經非常疲乏，真想躺在炕上立即睡去。然而，看到伙房的水缸裏沒有水，雖然雙腿像灌了鉛似的疼痛但我們作為最年輕的教師不能推脫義務，仍然堅持摸黑相伴去五六百米之外的水井挑了兩趟水。我們幸福地癱躺在集體宿舍的熱炕上，臉上掛著笑容進入了夢鄉：終於將報考最重要的照片拿到手，而且還不耽誤第二天上課，當時確實有點小小的自豪感。
1977年12月中旬，我參加了遼寧省統一招生考試。因崇拜魯迅而愛好文學，我報考了文科的中國語言文學專業，學校不定。當時一共考四門課：數學、語文、史地、政治，都是百分制計分。遼寧省實行的是“大中專”一條龍錄取，號稱“一張考卷定終身”。考試成績因保密而不公布，分數線具體多少也不知道，僅僅公佈上大專線和中專線的考生名單，獲得大專錄取資格的考生如果未能被高校錄取還可以被中專學校錄取。好像是放寒假前夕的1978年1月份由公社教育組傳達錄取上線名單，只有上線考生才有資格參加體檢。記得當時我們公社考生有11人上大專院校錄取線而去喀喇沁旗所在地錦山鎮參加體檢，其中我和下一屆的校友孫同學上了文科錄取線，其他的都是理科。更多的考生到達了中專錄取線。到旗醫院體檢過程中大家既興奮又忐忑不安，怕體檢不過關被刷掉而耽誤了大好前程。體檢時好像表格很簡單，都是由體檢醫生填寫表格並簽字，但體檢結果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看體檢是否合格，醫生說“沒有毛病”，我看表格上當時沒有蓋公章，到底檢查的內容啥樣算合格？我根本不知道。
雖然經過了體檢，當時誰心裏都沒底，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更不知道會否被什麼學校錄取。可到了春節後的1978年春天，大專院校的其他10人都收到錄取通知書先後奔赴各自的高校，唯獨我沒有任何消息。馬上中專錄取通知就要下來了，教育組老師徵求我的意見，問是否願意上中專？我當然毫不猶豫就答應了。鑒於我肯定要走了，南荒學校在開學之前找了我的一位高中同學代替我做民辦教師。可是從三月初開始到三月底全國各大中專院校學生都先後入學，我卻始終沒有見到錄取通知書。我的父親和我一起從公社教育組問起，然後到旗教育局，最後到四月下旬由親戚幫忙人托人找到昭烏達盟教育局招生辦的一位負責人。他告訴我說成績很好，特別是語文很棒，本應上個好大學，但由於體檢表上寫著三種病：“鼻炎”、“高血壓”、“血管擴張”，就失去包括中專在內的任何上學的機會了。我雖然不懂醫學，但絕不相信自己有這些毛病，因為體檢時醫生說沒毛病的。於是我要求看體檢表，但那位領導說不能讓我們看具體的體檢表和考試成績，因為組織要求保密。他對我父親說：“你不能讓我受處分丟了工作吧？”。
我父親說他想繼續上訪，那位領導做出無奈的表情，然後耐心地開導我們：
“你們手頭沒有任何根據，也不能用我告訴你們的理由去上訪，誰會理你們呢？即使最後發現你成績很好又會有哪個學校錄取你呢？畢竟77級學生早已入學上課了。據我所知，今年六七月份又有高考了，根據你現在的水準，應該馬上準備1978年的高考…我建議你改考理科，語文成績好就不用復習了，因為再復習也長不了幾分，而數理化馬上復習，兩個月可以提高一大截…”。
我們父子憤恨而無奈地從赤峰慢慢走回家，一路上花了六七個小時，一直弄不明白到底是有人故意在體檢表上寫上疾病還是有其他不知道的原因，反正我當時的大學夢黃了。以前推薦上大學時我們沒有機會，能去的或多或少都有點關係或者身份特殊，在農村稱其為“走後門”。我當時的感覺是：我沒有條件走後門上大學，可是當高校的大門正式打開時，我卻被不明原因硬生生地擋在了門外。多年後我才有所醒悟：那樣的“三種病”根本不會導致我不被學校錄取，也許那位領導根本沒有或者無法告訴我們真相，而我作為農家子弟的身份、不錯的高考成績和報考文科可能才是導致我成為受害者的重要因素。到底是誰替我上了77級的大學？具體原因始終無法自己弄清楚，也沒有必要去追究了。
回家後我的父母與我商量下一步的行動，最後只好聽從那位招生辦領導的建議，趕快抓緊時間復習。
因為已經有人代替我上課，我暫時不再去學校上班，村裏有人就笑話我說：“大學不是想上就上的，啥人有啥命。沒有那個命硬去碰，結果連民辦教師都考丟了…”。當時南荒學校的老師們都為我鳴不平，支持我再次報考，而原來給我們講授初中語文的張志明老師當時已經在公社教育組負責招生等工作，對我幫助很大。張老師給我弄來一本77年高考的各省試題集，我嘗試著將那些題目都做了一遍，當然有不少根本不會做。自己手頭也沒有復習資料，以前高中的數學、物理、化學等科目也沒有學完，我就自己拿著不全的課本自學。儘管效率很低，但總有收穫。那年張老師家正好在村裏蓋房子忙不過來，經南荒學校領導批准就讓我替他做代課教師的夫人到學校為一年級小學生上課，並利用業餘時間復習，同時也避免回到生產隊參加勞動太累了影響復習（那時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可是長年勞作的）。當時代課教師工資是每月37元，我於五月和六月在學校講了兩個月的課，課餘時間自己復習（張老師將兩個月的工資全部給了我，那可比當地農民一年的收入還多啊）。當時南荒學校的校長於老師也高興我去上課，還利用週末騎自行車馱著我去公社教育組報名填寫志願。他告訴我：如果1978年再考不走，他就向上級要求讓我再回到學校教書，爭取正式入職成公辦教師，而非民辦教師。
到公社教育組報名時，張老師建議我改一個名字，以免體檢等環節被人破壞。於是我就偷偷地改成現在的名字：呂洪波。我當時的想法是：狂風暴雨下的洪水傾瀉而下必然沖出山溝而流向江河，最後奔入大海，我就如那洪水上泛著的波浪隨著洪流匯入更廣的水域。當時除了張老師外，沒人知道我的新名字，我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錯。
因為是考前填寫志願，不知道自己到底能考啥樣，於是拿著報紙上的高校名單挑選好久才將志願填寫完畢。當時允許每人填寫5所重點院校和5所普通院校，我在重點院校列表中隨便抄寫了五所大學（忽略北大和清華），而在一般院校中花費了很長時間才填寫完畢，專業都是物理系，最後才在“服從分配”一欄打鉤。因為當年大中專分別考試，我隨後又填寫了中專志願。放棄了文學夢想，我當時的基本想法是：只要跳出農門不再為吃穿發愁就行。
七月份學校放假我回到家裏又備考了半個多月，有時我的一個表弟也來我家與我一起復習，我通過給他講解而鞏固了自己的知識。1978年7月20日至22日，我們在牛家營子學校參加了高考。因為是暑假，張志明老師將自己在公社教育組的宿舍讓給我住了幾個晚上，我每天早晨起床後不吃東西就奔赴考場，考完後在學校附近飯店或供銷社買點東西吃，下午接著考試。
高考每天上下午各考一門，每門兩小時，先後考了政治、物理、數學、化學和語文，都是百分制。最後一天下午的外語因為是參考分而且我也沒有學過英語，就放棄了。這次考試我一點也不緊張，而且頭腦非常清醒：凡是學過的基本上都會做，凡是沒學過的就直接放棄，每門考試我都提前完成答卷後出來放鬆。其中最有趣的是數學，將會的題目解答完畢後剛好一個小時，而不會的也根本沒學過，在那坐著沒事幹就算起分數來，一算嚇一跳，才63分，要是政治答60多分對我來說是正常的，因為沒有資料參考，而作為主科的數學才63分實在不應該，但也沒辦法，誰讓高中的課程沒學完呢？最輕鬆的是語文，其中最大的驚喜是沒有命題作文。因為語文一天也沒復習，更沒有提前準備作文，所以一打開考卷就首先關注一下作文題目。幸運的是這次作文出的是縮寫鄧小平的講話—“速度的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一下就放鬆了。心情舒暢，答題就很輕鬆，將其他問題回答完畢後很順利地就將作文改寫完畢。整個試卷一個小時就完成了，檢查一遍後輕鬆地走出考場。考場外的很多老師都認識我，看我這麼早就出來了趕忙上前問：“怎麼這麼快就出來了？別少答一頁紙啊！”獲得我的滿意答復後他們都樂了，都說我肯定進重點高校。
參加完高考後我接著參加了中專招生考試，為自己多準備了一條出路。
為了防止有人再次破壞，高考完成後的八月份我回到生產隊參加勞動時隻字不提考試的事，別人問我考得如何，我就說考得不好，很快全大隊的人都知道我這次又完了，有人為我惋惜，也有人偷著樂。
1978年是全國統一考試，而且文理科採用同樣的卷子。更重要的是，一切成績和材料都公開，這為很多如我一樣的普通百姓子女增加了一層保護。
成績出來後張老師第一個告訴我，全大隊的人都不知道我又考上了，因為他們沒聽到有我的名字。結果我的考試成績還真的不錯，在全旗理科考生中，除了一個老三屆的大齡考生外我的分數是最高的（371分）。數學果真如我計算的一樣只有63分；政治也不高，只有66分，但我只靠看學校訂的報紙考及格就很滿意了；物理比較滿意，考了85分，凡是學過的都答對了；化學還可以，得了80分，化學實驗類題目沒做過也就只能放棄了；最滿意的是語文，一天沒復習還得了77分，在當時算是很高的分數了，為此我還多次對自己沒有報考中文系而惋惜過。
我悄悄地拿著通知單再次到旗醫院體檢，因為資訊公開，體檢合格後我自己看見體檢單上蓋上了公章。體檢完成後張老師告訴我他們安排生產大隊政審時眾人才知道呂洪波就是我，政審也順利過關了。儘管如此，我當時還多少有些擔心最終能否上大學，除非我走進某某大學的大門，否則我不敢對外聲稱已經肯定上大學了（隨時準備事倍功半啊）。
最終我被以前毫不瞭解的南京大學地質系放射性地質專業錄取，儘管我在填寫志願時抄寫了南京大學的名字，但專業選擇的是物理系，看來最終的“服從分配”起到了關鍵作用。拿到通知書已經是九月份了，全家人和親屬們都為我高興，而南荒學校的同事們和大隊幹部等都祝賀我考上南京大學，村民中鄰居們見面也都是稱讚和祝賀。當然，也有個別期待著看我笑話的人酸酸地說：“沒想到被這小子騙了，一直說考砸了，卻悄悄地上了名牌大學，這下子遠走高飛了，祖墳埋得好…”。
1978年10月中旬，作為一個逃荒家族後裔中連續十代文盲後的第一個讀書人，在高考的路上經歷了些許波折後，終於在很多人的幫助下通過不懈努力走進南京大學的校門，開始了我的地學生涯。青少年時在農村種田、放牧和教書的經歷不僅培養了我親近大自然的能力，也為我成為合格的地質學家（毫不謙虛啊）和學生喜愛的高校教師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第一次高考的“意外”暫時擱置了我的文學夢想，卻也讓我走上了探索自然的自由之路。
四十年前，我們那裏農村因為乾旱經常歉收，有時生產隊一年到頭的淨收入是負數，所有人都白乾，歉收年要靠政府撥救濟糧（雜交高粱、雜交玉米）度日；而家裏的自留地即使有好的收成作為補貼也可能在秋收前被別人偷走。我將高考的異常“落榜”當成又一次歉收抑或是自留地種瓜被別人偷走，作為農民下一年還得堅持種地！
從那以後我養成了一種心態：隨時準備著事倍功半甚至無功而返，凡事先付出再說，只要辛勤耕耘本身就是快樂，哪怕顆粒無收也能淡然處之。這種心態讓我一次次戰勝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成為一個勇敢的鬥士，一個堅強而豁達的學者。
當年那些“意外和偶然”的磨難，已經在各種機緣巧合中造就了今天的必然！感謝我的家人和朋友，感謝我的老師和同學，感謝南京大學這個地質學家的搖籃！當然，在感恩大自然厚愛的同時也應該感謝當年的磨難！正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四十年的地學人生沒有讓我大富大貴，但無論在物質享受還是精神追求層面上看我已不再貧窮！我也因此一直奮鬥並快樂著：只要砥礪前行，磨難就是財富；只要學有所用，奉獻就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