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活總是離不開教學、申請基金以及處理系所政治關係等繁瑣的工作。但是全體教研人員每7年就能有一次學術休假（sabbatical）的機會，這是其他非教研人員夢寐以求的福利。
在這段職業發展的時期，各個教授可以學習新的技能，擴展研究專案，也可以完成一本書又或是堆疊已久的手稿。要想實現這個夢想，需要教研人員提前進行細緻入微的計畫，但最終收益最大的往往是那些適應力強而且思想開明的人。幾位近期曾有過學術休假經歷的教授給出以下五條建議：
大膽爭取
學術休假可能意味著你的研究計畫會被打亂、薪水會有所減少或者打擾到你的家庭生活。但是，如果你詢問這些教授，學術休假到底值不值得，他們會異口同聲地告訴你：值。他們會說，你應該盡可能地利用這個假期。如果可能的話，你可以請一整年的假，用這段時間去拜訪一個新的城市或國家。
為什麼呢？因為全新的環境、新鮮的視角還有陌生地方的慣例都有可能會激發你的創造力。Robert Austin為大家提供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他在哈佛大學、哥本哈根商學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s）已經工作了10年，現在是加拿大新布倫斯威克省大學（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的企業管理系主任。
Austin說：“你一旦離開普通的環境，就會開始建立新的人脈與合作關係，也會讓你在不同的情境下展示自己的想法。”他指出，其他國家甚至是其他研究所的人因為受到主流模式和當地文化的影響，會以一種不同的視角來看待你的工作。
“他們給你的反應和回饋會與你的同事有所不同。” Austin的研究顯示，突破性的想法往往會出現在無法預料的事情上——如意外的事故，但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就能夠察覺到其中潛在的創新性。而身處在一個新的環境中，就可能會遇到這些偶然性的事件。
遠離（至少是精神上的遠離）
學術休假能夠讓你重新煥發活力。一項2010年的研究（www.ncbi.nlm.nih.gov/pubmed/20718526）對比了以色列、新西蘭和美國共10所大學教研人員的學術休假情況。結果發現，在生活滿意度、壓力以及其他幸福指標方面，曾有過學術休假的教研人員自評成績要高於那些沒有進行學術休假的教研人員。
要想有所收穫，秘訣是“逃離（detachment）”——逃離按部就班的日子，逃離自己的單位。
“學術休假的功能之一是讓你能夠遠離那些令你有壓迫感的東西。”本研究的作者之一、美國南佛羅里達大學的組織心理學教授Paul Spector說，“不要在別的地方也做同樣的研究。”
新布斯威克省大學的Robert Austin也表示，他建議自己的教研人員能夠離開校園，進行學術休假。但他也表示：“不過，作為系主任，我還真的擔心他們會不再回來。”
或許，有孩子的人，或者配偶有工作的人，會覺得下麵的建議有些不切實際，但是Glenn Starkman帶著全家出去學術休假。Starkman是美國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物理和天文學教授，他目前在瑞士研究大型強子對撞機的歐洲核子研究委員會（CERN）工作。
Starkman與家人曾在牛津大學和歐洲核子研究委員會工作過，因此，他們比較瞭解國外生活的情況。所以，Starkman說，他們已經仔細思考過如何最好地利用這次機會。
Rosenthal的妻子Debby Rosenthal是一名文學教授，她打算和Starkman一起進行學術休假。他們向十幾歲的孩子許諾，會給他們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乳酪和巧克力，並讓他們有機會能夠經歷不同的語言和文化，但是孩子需要參加英語學校。幸運的是，歐洲核子研究委員會已經為一所國際學校捐贈了學費。“這縮小了我們的花費。”Starkman說。
計畫出國學術休假需要時間。Starkman說，特別是如果你還拖家帶口的話，會很耗時間。因此，他預計前兩個月會是一段過渡期，不會有什麼收穫。但是回報呢？“你將會收穫長達9到10個月的工作高產期，這絕對會讓你受益匪淺。”
而Paul Spector則接受了自己“遠離”的建議，在家裏學術休假。“我的孩子還小，所以我在家裏工作了8個月。我沒有去辦公室。我告訴同事我會離開一段時間，他們就沒有打擾我。”
Spector也提前通知了他的研究生，讓他們不要在此期間安排論文答辯。他利用這一段時間，彌補之前一直被各種原因耽擱的專業發展。
“我花了一周的時間來學習‘邏輯回歸’。”他說，“這門課程我一直想學，但以前總沒有時間。這8個月的時間讓我非常受益，我現在活力充沛。”
現在開始計畫
重新規劃職業生涯或個人生活需要嚴密的計畫。Sabbaticalhomes.com可以給予你這方面的幫助。
《美國高等教育記事週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chronicle.com/blogs/profhacker/author/nhighberg）的博客建議，你可以諮詢學校的人力資源部門，弄清楚休假對薪水、稅費以及其他福利的影響。因為許多學校在員工進行學術休假的期間會削減他們的薪水，所以，你應儘早尋找提供資金的機會，但要記得提早做這件事情。像富布萊特獎學金、古根海姆學者獎等政府或基金會的資助需要至少提前一年申請。最後，你要告訴研究所，你還需要什麼資源。目前許多大學都已經意識到了學術休假可以吸引新的人才，挽留現存的人才，因此，他們會願意提供幫助的。
2010年，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醫學系內科醫學主任Michael Pignone訪問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6個月期間，系裏為他提供了一位內科醫師助理。在同Pignone一起工作了幾個月之後，這名助理已經能夠在他離開的時候照看他的初級護理病人。
Pignone的學術休假計畫得到了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為已有建樹的研究人員設立的5年基金（Established Investigator grant），同時得到了澳大利亞-美國健康政策獎學金（Australian-American Health Policy fellowship）的支持。
Pignone說，這麼正式的申請讓他提前3年就開始思考自己的學術休假。“他們強迫我必須提前就做好計畫，而我很高興自己這麼做了。”他提前安排好了自己的行政和輔導工作，避免需要在他休假期間做出任何重要的決定、基金資助或活動等。
最終，Pignone的妻子Lisa Fail也採用遠程辦公，夫妻二人和還在上學的孩子們一同度過了愉快的假期。他覺得有兩點讓這次旅行過渡得更加順利，即去英語國家休假，並在6月份夏季來臨之前返回。他還說，如果你計畫去另外一個國家，最好給自己一年的時間，因為“說實話，6個月的時間轉瞬即逝”。
有些教授來自於規模較小的學院，他們也可以通過“學術研究提升獎”計畫獲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的支持。該計畫專門支持缺少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大規模經費支持的教育機構，幫助他們開展生物醫學和行為科學研究。此外，還可以選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資助。
Rebecca Whelan剛在擁有3000名本科生的俄亥俄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評上終身化學/生物化學教授，就收到了用以支持其學術休假的R15基金。她正在做一項新的癌症測試，這項測試是基於可綁定特殊標靶的合成DNA分子。為了進行相關試驗，她需要兩種歐柏林沒有的資源：特殊的卵巢癌細胞、一臺用於測試細胞綁定的流式細胞分析儀。“流式細胞儀這種技術需要一個核心設備。” Whelan說，“但是歐柏林大學沒有這種設備。”
Whelan的學術休假計畫詳細，而且足夠提前，因而讓她的休假非常成功。她必須要完善自己的想法、尋找目標實驗室、並且及時遞交基金申請材料，以便她能夠在計畫休假的時間內拿到資助。她建議：“要提前兩到三年開始進行戰略性的思考，如何獲得資助以及如何與學術休假的實驗室建立起良好的關係。”
為了找到目標實驗室，Whelan主動聯繫了一位研究人員，她在自己的論文中經常引用這一研究者，但兩人素未謀面。這名研究者是美國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的婦產科學副教授Manish Patankar。
Patankar說，Whelan的學術休假申請打動了他，因為這封申請書簡潔明瞭、非常完善，而且Whelan的研究也在他的主要研究專案之內，只是採用不同的角度和新的方式。
這次的合作碩果頗豐。在Whelan的歐柏林實驗室裏，她還有許多富有激情的研究生仍在推進專案的進展，並與Patankar繼續合作。“我們正在撰寫一部手稿，還有其他的書稿也在醞釀當中。” Whelan說，“我們正在努力，希望派遣歐柏林大學的學生在夏天到威斯康辛大學交流。”
Patankar呼籲，在大規模高校工作的教授應重視來自小規模高校熱衷於研究的學者的學術訪問請求。他說，“像歐柏林這樣的大學雖然規模小，但僅僅是它的學生數量少。這所學校實際上有一些相當不錯的資源與研究。”
兩人均反復強調“遠離”的重要性。“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都很認真負責，願意積極參與部門的工作。所以，我們經常會被‘拉’回來。”因此Whelan建議，研究者一定要保護自己的時間，抬高參加會議的門檻。
“我曾參加了一場部門舉行的終身任期電話會議，但是其他小事我都沒有再管。”她說，“你不一定要身體上遠離這裏，但是思想上必須要遠離。”如果你覺得自己很容易被從休假中勸回來，那你應當去那些需要幾經周轉才能回來的地方。
Pignone表示，澳大利亞離北卡羅來納州有一整天的路程，這就是一個優勢——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飛回去是不現實的。
如果你在歐盟或關聯國家，或打算到這些地方進行學術休假，“瑪麗•居裏行動專案（Marie Curie Actions）”能夠為你提供各種資助機會。雖然這一專案主要資助博士後研究，但也可以為已有建樹的研究人員提供訪問科學家形式的支持。
例如，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副教授Michal Feldman在該專案的幫助下，正在哈佛大學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訪問。她的建議是，她的國際獎學金（International Outgoing Fellowship）申請流程頗為複雜，所以要提前計畫。你需要提供自己研究計畫的細節、合作的安排，以及你將要訪問的實驗室的設施。此外，你必須描述清楚申請獎學金的長遠目標以及如何實現這個目標，還要完整的描述合作者的研究和輔導成果。所以，Feldman建議，“最好與研究領域的有名望的專家合作。”
靈活應變
從學術休假的另一個角度來說，一些富有經驗的教授認為，雖然許多人都能夠實現之前設定的目標——發展研究方法、發表手稿、出版書籍等，但是，很多人會發現，自己的計畫並不可行。所以，一旦發生一些新奇的事情，就要靈活應變，隨時準備好按需改變自己的專案。正如Austin所說，“完全按計畫行事是不可能，所以要有開放的頭腦，這樣，你就會在這一過程中發現意想不到的合作機會和其他價值。”
Whelan的專案按照計畫進行，但即便是她也從新的研究機構得到了許多意外的科研收穫——她偶然聽到一個同事提到學校內有高通量測序設備之後，便利用該設備繪製了最成功的DNA分子，大大提升了她的研究。所以，許多教授建議，在制定研究計畫之初就要注入一定的靈活性。計畫雖然要切實可行，保證你能夠真正完成這一專案，但同時也要做一些有風險的工作——這也是學術休假的必要之所在。
無法休假？讓他們來找你
如果你實在脫不開身，不妨考慮接待一位需要學術休假的教授。就像Whelan的訪問教授Manish Patankar一樣。
Patankar幾年前就成為了終身教授，但他一直沒有休假。但他認為，他的研究工作在Whelan這種形式的學術休假訪問過程中獲益匪淺。“她為我們實驗室帶來了新的技術和技巧。”他說。Whelan有化學分析的研究背景，這一背景出乎意料地幫助了Patankar實驗室的研究，成功地對抗癌化合物進行氣相色譜分析。“你永遠不會知道事情會怎樣發展。” 他說。
訪問科學家的積極影響還在於，他們可以為研究團隊帶來漣漪效應。悉尼大學公共健康學院副教授Lyndal Trevena接待了Pignone的學術休假訪問。她說， Pignone的工作具有國際影響力。
Pignone和悉尼大學的同事在澳大利亞做了一項關於直腸癌篩查的成本效益研究。Trevena說，學術休假沒有教學、行政等工作的干擾，Pignone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專案之中，包括前往首都坎培拉與政府官員進行研討。而且，Pignone有“外來專家”背景，也為他的觀點增加了額外的分量。這一切都讓他們的工作廣受關注，Trevena說，“目前在澳大利亞，這一研究對直腸癌篩查的研究影響頗大。”
研究的合作作者是Kirsten Howard教授。在Pignone來之前， Howard僅僅聽說過Pignone的研究，但二人並沒有見過面。待Pignone到來之後，二人迅速發現了他們共同的研究興趣——研究醫患之間如何在知情的情況下有效地做出衛生健康決定。
目前，他們已經組建了一支強有力的合作團隊——其中，Pignone提供臨床意見、Howard則利用Pignone在澳期間申請到的經費，發展衛生經濟學方法。而且，Howard所在的部門還決定支持她明年去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進行訪問。
為了鼓勵這些促進新學術合作的非正式交流，Howard建議，院系裏要盡可能地吸收訪問科學家。她說：“參加學術研討會、研究展示會以及和學生進行交流，都可能會成為新合作或新研究方向的契機。”
Trevena則建議，應當歡迎研究方向相符的教授前來進行學術休假。然後，一定要利用好每一分鐘。她說，訪問的時間會過得飛快，所以應該從你本就緊張的行程中擠出盡可能多的時間與訪問學者交流。“屆時，你就會發現，這項工作會讓你收穫良多，而且會鞏固你們之間的合作。”她說。■
（作者Chris Tachibana系美國西雅圖和丹麥哥本哈根的科學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