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功名利祿是一把雙刃劍，憑自己辛勤汗水獲取的功名值得大家尊敬。當下，社會公眾常常感歎，學術界似乎很難見到那些純粹科學家了。1978年著名作家徐遲先生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喚起了多少莘莘學子憧憬科學的夢想，陳景潤先生那種似乎“不食人間煙火”做學問的逸聞趣事在民間廣為流傳。那個時代，做純粹科學研究學者普遍受到社會公眾的熱捧和尊敬，我可以如數家珍講出若干我敬佩科學家的逸聞趣事。我的文章《令我肅然起敬的數學家張益唐，2013年6月25日科學網》，《讀“採訪李小文先生報導”有感，2014年4月28日科學網》等記錄的是我通過媒體看到的一些純粹科學家的風範。《感恩學術路上多位前輩師長，2018年8月10日科學網》仲介紹了多位令我崇敬的老師和科學大家，尤其是彭志忠教授，他是我親歷的中國地質大學純粹科學家的典型代表。這些擁有高貴科學精神前輩師長的“行為世範”對我學術成長影響巨大，他們是我崇拜的學術偶像。然而，話又說回來，我並不主張純粹科學家們“奮不顧身”地“做自己的科學研究”（我的一個科教公益報告題目），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健康身體不僅屬於自己，也屬於家庭《青椒之問？2016年5月16日科學網》。
回顧半個世紀來，自己作為一個獨立學者的科學研究經歷，感慨萬千，用“痛並快樂”描述經歷過程的心情最為貼切。我在文章《做強自己是你唯一選擇，中國科學報，2015年9月7日》中表達了我對科學研究中“功名利祿”這個既樸素又高大理念的理解。
本文選擇我親身經歷的四個實例闡述我對“學者功名利祿”理念實踐的理解，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第一個實例：我與丹麥哥本哈根大學Hansen教授的合作經歷。這是學校地層古生物學科領軍人物殷鴻福教授1988年下半年推薦我參加的一次國際合作科研活動。當時我只是一位講師，殷老師也不認識我，他為什麼推薦我呢？況且當時學校國際合作處處長堅持要推薦另一位比我年長老師。原來事情是這樣的：1986年3月17日上午我在南京召開的中國古生物學會第十四屆年會—“三古學術討論會”（古氣候，古地理，古生態）的大會報告“古地磁與古氣候”引起了殷老師注意。這個報告內容與Hansen教授合作專案內容密切相關。記得當時會後殷老師對我說：小劉，你的報告大家反響不錯。這個報告也許是殷老師說服國際合作處處長的主要理由。作為中方合作唯一成員，我於1989年1月11日-2月8日和1993年11月4日-12月1日參與Hansen教授兩次來華野外調查和採樣。1994年5月25日-6月21日我還應Hansen教授邀請訪問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地質研究所，期間我在學校波爾物理研究所實驗室完成了部分岩石樣品磁性測量，期間還順訪德國基爾大學。那時候我還沒有領銜主持的科研專案，整個合作科研經費均由Hansen教授承擔，包括兩次野外調查和採樣以及我訪問哥本哈根大學的所有費用。這次國際合作開啟了我的國際合作科學研究之旅，對我科學研究國際化起到了奠基作用。顯然，如果沒有1986年南京我認真準備的大會報告，殷老師就不會認識我，就會錯失這次與Hansen教授的合作機會。
第二個實例：我與高山教授的合作經歷屬於沒有功利的另一類。我與高山相識時他還是一個24歲在職博士研究生（他19歲西北大學本科畢業考上張本仁先生碩士研究生），我也只是一位青年講師，我倆屬於忘年交學術朋友。當年高山的博士生導師張本仁先生是學校一位普通教授，他在高山博士畢業10年後的1999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1986年我在廣泛文獻調研基礎上選擇“大陸下地殼岩石磁性結構研究”方向，這個方向屬於深部地球物理研究的一個熱點。然而如果我要開展實質性研究面臨兩個基本問題：1、沒有相應科研專案支撐，無法採集到我研究需要的大陸下地殼岩石樣品，“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再好的科研想法也無法實現。2、我們深部地球物理研究人員嚴重缺乏地質知識，例如礦物、岩石、地球化學和構造地質學知識。這時候有人告訴我張本仁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高山在完成博士學位論文時採集了數萬個來自華北東部地區下地殼岩石樣品。為此，我找到高山訴說我的困惑，請求他的幫助，立即得到他的積極回應。我們兩人一拍即合，從此成就了我們長達20多年既純粹又快樂的科研合作經歷。我也應邀參加了高山主持的多個科研專案，包括他的國家傑出青年基金專案，合作發表學術論文16篇。期間我們還一起訪問了德國基爾大學Kern教授的“高溫高壓實驗室”。Kern教授當時利用幻燈片認真為我們兩人講述他們研究成果的場景至今記憶猶新《我與高山院士交往紀實，今日科苑，2016年第7期》，《我談高山院士的科學精神，礦物岩石地球化學通報，2016年第3期》。
第三個實例：我與香港大學理學院副院長，地球科學系陳龍生教授的合作帶有一點傳奇色彩。1998年我們地球物理系青年教師張雙喜（在學校本碩畢業留校任教，是當時系裏優秀青年教師之一）申請陳龍生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資格獲得批准。當時張雙喜和我都在系裏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我倆也是忘年交朋友，相互之間比較瞭解。他在香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第三年在陳龍生教授面前推薦我的研究成果，目的是希望陳教授邀請我訪問香港大學。我與陳龍生教授的研究方向都屬於岩石磁學的地質與環境應用，屬於真正的小同行。他是一位具有廣泛國際學術背景的學者。陳龍生教授通過張雙喜要我給他提供代表性成果論文，目的是評估我是否具備作為香港大學訪問學者的基本學術“資質”，這屬於國際慣例。顯然，陳教授對我的成果表示滿意，他正式邀請我於2002年2月1日至28日作為訪問學者正式訪問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並支付我訪問期間的相應經費。一個月的訪問學者經歷奠定了我和陳龍生教授之間的學術友誼，此後，我們還一起參加在新加坡召開的國際會議。陳龍生教授還邀請我參加2005年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成立十周年紀念活動並主持學術專題。陳龍生教授還被聘為我們學校的兼職教授。我前後有兩位博士研究生和2位碩士研究生受陳龍生教授邀請前往學習交流，這對於提升我研究生的學術能力很有幫助。
第四個實例：我與成都理工大學油氣藏地質與開發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結緣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學術交往經歷。1995年8月10-12日我出席成都理工大學油氣藏地質與開發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主辦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並做了題為“Magnetic and mineralogic evidence of hydrocarbon microseepage above oil and gas reservoirs from Tuoku region in northern Tarim Basin”（塔里木盆地北部托庫區域油氣藏上方烴微滲漏的磁性與礦物學證據）大會報告。這個學術報告起到了兩個作用：首先讓我對這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研究方向有所瞭解。儘管成都理工大學是我們的兄弟學校，原來都隸屬地質礦產部，但是此前我與該校同行基本上沒有什麼交往；其次，我的報告也許讓同行對我的研究成果有所瞭解。為此，1996年我首次申請這個實驗室的開放基金專案，並一次“命中”，儘管當年經費只有1.5萬元，我也沒有敷衍了事，而是認真對待。專案結題展示的成果得到實驗室同行和領導的認可。我們常用“回頭客”來形容商業經營中的銷售活動，其實科學研究也類似。我們一些對待科學研究認真負責態度的學者往往能夠連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案資助就是這一理念的踐行者。我們要摒棄那種“一錘子買賣”的急功近利科研行為，那樣的科學研究不可持續。我的認真態度給“油氣藏地質與開發工程國家重點實驗”的同行和領導留下了良好印象，此後，我繼續獲得這個實驗室的“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訪問學者基金專案”（2000年1月至12月）和實驗室重點基金專案（2004-2006）。這些專案的代表性成果還在2000年4月19日下午在美國新奧爾良召開的美國石油地質學家協會（AAPG）年會報告，並在石油地質地球物理專業刊物美國石油地質學家協會通報（AAPG Bulletin），石油科學與工程（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和中國科學，科學通報英文版等刊物發表。這些專案為我的“油氣藏上方烴微滲漏的磁效應”研究方向產出重要成果做出了貢獻。
上述介紹的四個合作科學研究實例常常是我向後輩學者傳授“科教雞湯”的經典案例。這些實例告訴學術界的青年朋友，“時刻準備，不要功利”同樣可以享受科學研究過程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