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提交數百份申請，但仍然得不到工作機會……”在加拿大安大略省，25歲的印度女孩史瓦尼·特裏維迪（Shivani Trivedi）正經曆她人生的寒冬。
就在去年春天，她剛剛在加拿大溫莎大學獲得醫學生物技術碩士學位。但拿到學位的喜悅並沒有持續多久，她很快發現，穩定的工作機會少得可憐，以至於她近一年時間裏都在投簡歷。如果在接下來的一年內還是找不到本專業的全職工作，她就只好打道回府了。
“我已經付出了4萬加元學費，如果得不到任何回報，那麼留在這裏毫無意義。”她說。
為維持生計，特裏維迪只好在當地一家速食廳打零工。據她說，靠打零工艱難度日的同學占大多數：“我們130人中，只有5~10人在醫學領域的實驗室或制藥公司找到了工作。”
國際學生“畢業即失業”
在早前對留加國際學生就業問題的一些報導中，他們面臨的“畢業即失業”窘境，被認為是專業錯配的“鍋”。
據加拿大新聞媒體對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民部（IRCC）相關數據的分析，加拿大近年來招收的國際學生以商業相關學科為主，“很少滿足醫療保健和技術行業對人才的需求”。
數據顯示，2018年至2023年間，在所有獲得學生簽證的人當中，就讀商業學科相關的占27%，占比最高；只有6%的簽證發給了就讀健康科學、醫學或生物和生物醫學科學課程的國際學生，就讀貿易和職業培訓課程的僅占1.25%。
“從這些數據中我們看到，監管確實很欠缺。”多倫多城市大學副教授、加拿大移民經濟包容性研究首席研究員魯帕·班納吉（Rupa Banerjee）表示，太多國際學生被吸引到加拿大接受高等教育，但他們在熱門領域找到好工作的前景卻很渺茫。
阿卡什·辛格（Akash Singh）是一名來自印度的學生，他為參加安大略省聖克萊爾學院為期兩年的商業課程，支付了約34000加元學費。蹊蹺的是，辛格所在的該學院的多倫多校區明明是公立屬性，相關課程卻由加拿大瑞智學院（在加拿大聯邦政府註冊的私立綜合教育平臺）提供，且僅向國際學生開放。
自2021年獲得文憑以來，辛格能找到的唯一工作，就是當保安或在麥當勞打工。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這裏沒有給商學院學生提供機會。我一直在努力尋找金融方面的工作，但根本找不到。”
然而，駐印度的加拿大大學招生人員當時並未告知實情。辛格說，招生人員極力勸說學生申請商務課程，並告訴他們，學習該專業畢業後很容易找到工作。而據他所知，他這一屆的學生中沒有一個人真正找到了商科專業相關的工作。
當地諮詢公司“高等教育戰略協會”總裁亞曆克斯·厄舍（Alex Usher）表示，商科專業國際學生數量的激增，很大部分原因在於它是加拿大各省高校“尋求彌補省級資金不足的方法”。
“這與勞動力市場需求關係不大，我認為這與學院的財務需求有關。”厄舍在接受採訪時說，商業課程的運行成本較低，尤其是與臨床和技術課程相比。而另一端，高校在此類專案向每名國際學生收取每學年約15000加元的高額學費。顯然，開設成本較低的課程（如商務課程）可以讓學校獲得更多的淨收入。
班納吉認為，這種混亂不僅對填補加拿大勞動力短缺無益，還誤導了來加的國際學生：“學生們畢業後在勞動力市場上並不受歡迎，無法找到體面工作，更不提成為加拿大永久居民。”
掩蓋不了的問題
如果說阿卡什·辛格的遭遇是專業錯配造成的惡果，那麼文章開頭提到的特裏維迪所面臨的問題則更為複雜。
在來到加拿大之前，特裏維迪已經擁有一個碩士學位——她在印度碩士畢業後曾擔任助理教授。但她和大多數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一樣，認為去加拿大或許有更好的機會。
“溫莎大學和聖克萊爾學院的招生廣告也暗示我們，來這裏‘前途光明’。”特裏維迪說，但現實結結實實地給她上了一課，“你或許能順利拿到學位，但沒人能保證你在這樣的就業環境下成功‘上岸’”。
目前正在溫莎大學攻讀應用計算碩士學位的阿比謝克·坦尼森（Abishek Tennyson），對未來找到一份穩定的IT工作的預期也不樂觀。
“我已經投出了超過275份簡歷，收效甚微。”坦尼森透露，當地的雇主通常會內部招聘或強制要求提供推薦人，這對於留學生而言很難。他直言不諱地指出：“他們對我們的來源地存在很大的歧視。”
這對坦尼森來說是一段艱難的時光——這已是他的第四個學期。在求職的過程中，他還遇到過有不良雇主利用“就業難”為理由，試圖用低於最低工資水準的待遇招收留學生來充當廉價勞動力。“我發誓不會就範。”坦尼森說。
不僅如此，在高失業率環境之下，當地居民還將留學生們視為威脅，認為他們搶了原本屬於本地人的工作機會。“現實情況是根本沒有機會可搶。”特裏維迪說。
如今的加拿大，關於留學和移民、關於工作機會和高等教育，都正處於一場前所未有的變化之中。
根據加拿大最新政策，2024年11月1日之後提交學簽申請的公立學院國際學生，只有畢業於符合資格的專業領域——包括就業市場五類長期短缺的職業人才相關的專業，才有資格獲得最長3年的畢業工簽。
也就是說，目前加拿大聯邦政府只優先考慮在五個領域有工作經驗的人：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醫療保健、技術貿易、農業和運輸。此外，會說法語的畢業生也有一定優勢。
照理說，特裏維迪的醫學生物技術碩士學位在就業市場具有一定優勢，坦尼森的IT技術背景也不該遭到冷遇——他們從事的專業都是加拿大所短缺或歡迎的。但冰冷的事實告訴人們，事情沒那麼簡單。
加拿大吸引力下降？
吉爾·古皮特（Jill Gupit），從菲律賓來到加拿大範莎學院就讀酒店與旅遊管理專業，一度將自己留加深造的機會視為獲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權的管道。
“我們想留下來，我認為加拿大的生活與菲律賓不同——在菲律賓即便努力工作，收入也不高。”她認為在加拿大或許有“更公平的制度”。
但代價不菲：與支付約8000加元學費的本地生不同，作為國際學生的古皮特需要支付約3.7萬加元。此外，她和陪讀的丈夫、女兒一起，每年的生活費也接近5萬加元。
過去，古皮特這樣的選擇是一種“三贏”：國際學生拿到學歷、工作和永久簽證，高校獲得足夠多的辦學經費，聯邦政府則通過引入高素質的年輕人來緩解國內勞動力數量下降問題——一直以來，不遠萬裏赴加留學的國際學生被視為是彌補加拿大勞動力短缺的重要來源，同時，他們高額的學費也幫助填補了各個高校教育經費的預算缺口。
但現在，國際學生們發現，這其中的平衡似乎被打破了。2024年以來，加拿大開始大力度地削減國際學生簽證的發放——2024年1月減少了35%，9月再削減10%；2025和2026年將只有43.7萬份許可。據相關機構推測，這背後既有高等教育本身的因素，也有許多政治考量。
與此同時，他們還意識到，穩定的工作機會就像斷了線的風箏，漸漸從他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據在滑鐵盧大學就讀統計學專業的華人小北稱，從2025年起，滑鐵盧大學將實施“省級證明信”制度（provincial attestation letter，PAL）。PAL制度生效後，該校非電腦專業的理科專業，直接砍掉了2/3的國際學生配額。
“往年碩士生和博士生加起來能招收40人左右，今年被告知一共只能招收14名國際學生。”小北說。
“與此同時，更黑色幽默的是，我問了2023、2024屆近20位學長學姐，除了4~5位本校轉博、1位申請其他加拿大高校博士、1位海投簡歷一年才拿到一份實習工作之外，沒有任何人找到工作，狀態都是待業。”小北說。
小北也考慮過回國尋找工作機會，但無奈學校排名不給力，“就算是學術碩士學位，也起不到什麼作用”。
“現在是雙向不奔赴了。”小北說，十年之前大家畢業後的去向都不錯，有的能留在加拿大當上公務員，有的回國後能拿到長聘教職；但近幾年，大量留學生畢業後，既無法在加拿大就業，也回不了國，“就像是被卡住了”。
菲沙河谷大學助理教授戴爾·麥卡特尼聚焦於加拿大國際學生政策的研究。他尖銳批評當局關於國際學生的政策“太刻薄”，而高校的應對能力也非常不靈活，導致留學生們不得不“需要時間適應這些劇烈的變化”。
加拿大的國際聲譽正在受損，至少在安大略省基奇納市國際留學諮詢機構ApplyBoard 首席執行官梅蒂·巴西裏（Meti Basiri）眼中是這樣，“加拿大的全球聲譽正在（向不好的方面）不斷變化”。
“現在的加拿大已經今非昔比，產業空心化尤其嚴重。”現居加拿大、從事金融行業的華人薑石說，現在在辦公室和同事聊起加拿大的生活，幾乎都離不開高物價、高房價、交通差、醫療差、治安差等話題，“任何覺得加拿大不會變（差）的人，都要為自己固守的過時觀念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