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過剩是社會生產率提高，達到市場飽和的客觀結果，失業則是市場將要飽和前生產減少而引起的必然現象。這給社會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從事科技研發提供了可能，而這種可能其實就是政府通過調控使失業減少、生產繼續增長從而滿足對科技、文化的支持作為條件的，也即為政府對經濟調控提出了需要和目標。
投機的實質是財富的集中，使用收縮銀根的策略不能構成影響，反而會影響整體國民經濟。最有效的措施是進行針對性收稅, 徵收高比例交易稅（印花稅），但是降低股息所得稅，在抑制投機的基礎上鼓勵投資。
在一戰中，國防科技進一步發展。法國的空軍和德國的潛艇還有英國的坦克的都趕到一定的作用，另外德國把化學武器也派上用場。馬克沁重機槍造成了一戰中70%左右的傷亡，這些武器的戰績促進了各國政府在國防科技上的關注和支持力度。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批科技工作者應徵入伍，戰爭觀念對威脅著自由創新的科學觀念，阻礙了科技的發展，但是在客觀上提高了從事國防事業科學家與技術人員的地位，加強了國家創新系統的形成。一戰以後，這種情形得到改變，政府減少了對相關科技的投入。美國的情形不同，大型企業的科研中心，科研型大學的增多及技術人員大批培訓；雖然英國在民主、福利上的措施在世界上是最好的，從馬克思在1878年給李蔔克內西的信中對英國工人的抱怨“英國的工人階級已經墮落為資產階級的的附庸”可以看出勞資矛盾的緩解，社會環境好轉，但是由於英國把大量資本輸出到國外，如在印度大修鐵路，這必然對國內的科技研發工作重視不足，因而在科技上逐漸處於相對落後地位，在經濟上也被美國和德國超過。在戰爭中，婦女的社會地位也得到提高，在英國和美國先後獲得了選舉權，這是女性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提高的最好表現。
一戰後，大批士兵復員，作為工人和技術人員回到工廠，加入到生產中去，世界知識傳播體系也重新正常運作，在基建和製造設備的需求刺激下，世界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世界市場和世界金融的一體化，這個條件是建立於發達的交通、通訊基礎上的貿易與資本的全球流動。資本對於利潤的需要，會主動地開闢市場，創造財富，即“經濟侵略”，這一點體現在工業資本上非常明顯，可前沿的工業技術是不會傳入殖民地的，因為會引起與自己的競爭，所以只是從對殖民地傾銷商品及自身的發展受益，而很少從殖民地的進一步的發展受益。銀行業的發展促成了金融一體化，尤其是歐洲，在1873年的危機中馬克思認識到“法蘭西銀行簡直成了英格蘭的分行，一旦倫敦證券交易所出現告急，大量的法國貨幣就會自動湧入”。這當然是由於羅斯徹爾德家族的內部扶持，但是也反映了世界金融間的聯繫緊密。世界經濟的一體化使得一國的經濟波動自然而然地影響到他國，在1929年的美國引發的經濟危機造成了世界經濟的大蕭條，這次經濟危機有多種理論從不同的側重點出發作出的解釋，而對其原因的深層分析要從市場經濟的運行說起。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認為人是自私的，從這一觀點出發論證了市場經濟的必然性。而在其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論》，又從人富於同情心出發，宣揚人的博愛精神方面，雖然他對此作出瞭解釋，即同情是建立在利己心基礎上的同情心，很明顯這種解釋不能令人滿意。由此兩方面不斷各自發展，一般的革命理論，和平理論，都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礎上的，宣揚人的利他性；而法西斯則不是，它建立在對武力的公然肯定基礎上，更進一步地宣揚民族、國家的利己性。
關於人性與經濟制度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首先，社會是由個體組成的，社會中個體具有獨立性與團體性，前者是個體的固有屬性，而後者又是社會的固有屬性。許多人在考察這一問題時，先入為主動地把人分為“自然性（或動物性）與社會性”兩個方面，並往往會把人的獨立性做為自然性來思考，但是在實際上並非如此。個體獨立性是由於人類的創新性特點為基礎的，在沒有創新的動物社會形態中，獨立性必然難以存在。社會中個體獨立性確定的是交換的必然性，而交換規則是建立於團體性基礎之上的，這個規則就是在不平等基礎上的欺騙、掠取或者平等基礎上的雙方對於利潤最大化的博弈。在經濟學上，交換主體的差異被掩蓋了，認為交換的雙方是平等的，重點研究交換的內容及互利；而在政治學上，交換的內容被掩蓋了，重點地研究起交換主體的動機及不平等的基礎。
交換的媒介是貨幣，然而貨幣並非交換必須的。一戰後魯爾區的煤堆積成山，德國向戰勝國提出要求，把它們換成食品以救濟失業者，這與海灣戰爭中石油換食品類似；在內戰末期國統區居民由於不信任紙幣而採用大米作為交換尺度；在文革下臺期間，鄧小平更是在大街上看到窮困人家被迫用女兒交換食品而大受刺激。這說明貨幣在交換中並非是必須的，它的出現是交換效率進一步提高的客觀需要。對於勞動（生產）的研究，可以分為兩類。能夠全部為機器所替代勞動的為一般性勞動，不能夠全部為機器所替代的勞動為創新性勞動。而對於生產勞動，二者是結合在一起的，即創新性的勞動根植於一般性勞動之中並逐漸發展取代一般性勞動。馬克思所側重的是一般性勞動，這種勞動隨著社會的發展其意義逐漸下降，鄧小平所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代表對創新性勞動的重視。
生產（勞動）、交換、分配與消費構成經濟的整個過程，學者關注的是四個經濟過程的側重不同，但經濟的客觀規律其實是經濟的整體效率的規律，由於這四個經濟過程是由貨幣聯結起來的，並且由於各種勞動的不同及其相關性而使貨幣流通的形式和結構均不相同，構成了複雜的整體經濟運行結構。但經濟的整體效率可以用貨幣利用率來體現，即貨幣利用率的提高會導致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從還原論來看，社會可以分解為各種對立的矛盾，其中主要矛盾的轉變引領社會發展的方向，並主觀地認定社會必定不斷發展。而並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社會整體是一個系統，各種各樣的因素都可以通過系統間的聯繫放射到整體，而系統論對社會關注的是構成這一系統的最普遍的聯繫。並且雖然社會系統有其優點，但是不排除系統不能抵制內外破壞力而崩潰、消失的可能性，如瑪雅文明。當然，相較於古代社會，我們更關心對於內外破壞力抵禦更加堅強的當代社會。
如果從物理學的角度來研究社會，可以得出以下觀點。物質能的攝取是個體存活的基礎，物質能通過勞動可以被大量開發並轉變為經濟能，經濟能是社會運行的基礎，它通過物質能的交換形成。在社會中對於經濟能的的交換和分配要按照熵最小的原則進行，而管理和資訊則作為負熵輸入社會，即為了使經濟熵降低，社會對於經濟能不斷增加的需要與管理和資訊不斷輸入的需要是同時的，而社會中個體不斷增多及不平衡發展而使社會整體的熵不斷增加，於是形成了這種模式，管理僵化和資訊阻礙不能把經濟熵降低到一定水準，於是經濟能就以降低的方式使社會經濟熵降低。這種模式被反映到貨幣流通上，在交換當中貨幣本身代表的是物質能轉化成的經濟能，經濟能的增長要與貨幣的發行量增長形成一定比例，而貨幣的流通效率則代表經濟熵的高低，如果貨幣流通暢通則經濟發展，如果貨幣流通受到阻礙則經濟倒退。在實際操作中，貨幣在與經濟能成比例增長時，為了提高其利用效率而產生了虛擬貨幣，即形成虛擬資本。虛擬資本代表著貨幣流通效率的提高，然而虛擬資本的泡沫，則代表貨幣的無效流通，反而使貨幣流通效率降低。
從這一觀點出發，貨幣流通嚴重受阻，即社會資金鏈的斷裂是經濟危機的原因。這包括：大量社會成員赤貧化的形成，社會投資需求的降低這兩個內在原因，由此而引發資金流通效率嚴重下降，導致社會的經濟能的大量降低。據此推斷，經濟危機並非資本主義的特有現象，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中也可以有經濟危機的出現，只不過被劇烈動盪的社會危機所掩蓋。我們由這一理論出發分析1929年的大蕭條條件是如何形成的。
由於得到美國的貸款，歐洲的技術、管理人員使社會生產迅速達到戰前水準。美國本身沒有受到大戰的太大影響，民用科技加速發展，生產率大幅提升。大眾文化日益繁榮，好萊塢影視娛樂使許多電影演員獲得了全世界的知名度。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融合成金融資本，使資金利用率增加，金融資本通過參股和控股擴大影響，促使現代企業管理和以科芬為代表的職業經理人階層的出現。美國的繁榮使得對於大企業主動進行鼓吹的聲音很大，企業史的研究工作正式納入歷史的一部分。一片大好光明的背後悄悄地起著變化，社會資金鏈條開始不斷繃緊，終於在最薄弱的一環斷裂，隨之而來的是資金鏈的整體停滯，社會經濟大幅倒退，社會動盪不安。各國相繼抬高關稅抵制進口，貶值貨幣增加出口，貿易糾紛、債務糾紛不斷，各國關係惡化，由此形成了第二世界大戰的國際環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徵收達60%的所得稅用於財政，這一政策在戰後維持了相當長時間，客觀上抑制了社會貧富分化。梅隆財團的首腦梅隆擔任財長後，改革稅收計畫把所得稅從65%降低到20%，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在資本家通過各種方式壓迫工人時，工人也通過各種鬥爭獲得各種權益和福利，這即是勞資矛盾的博弈過程。而在經濟危機中失業增加，導致工人工資降低，雖然降低生產成本，但使工人生活水準的提高始終落後於總體經濟增長，並且積蓄不多。
在1929年的經濟危機與以前的經濟危機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1929年是生產的絕對過剩，而以前的經濟危機都是相對過剩。在1929年之前，普遍採取利用工業對於農業的“剪刀差”不斷地擴大市場，增加工業發展，於是農業逐漸淪為工業的附庸。在1929年前，美國的農業基本虧損經營，經常有農場破產而致農民暴動時有發生，難以再對工業提供剪刀差利潤。大蕭條之後，羅斯福實行的新政中開始工業對農業反哺，今天的中國農業不交稅等保護政策也算是一種反哺，但如果農業經濟結構本身不合理，則施行時機有些早，非但得不到使整體經濟提高的回報，反而可能會拖一下整體經濟的後腿。在1929年之前，小企業過多，使得社會資金鏈過於分散而不穩定，這也是引起經濟危機的一個原因，所以一般大企業和大的銀行會在經濟危機中對小企業進行低價收購和兼併而獲取利潤，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金融壟斷。到1929年時，壟斷的程度已經相當驚人，所以大蕭條由於絕對的過剩而使大企業也自身難保，損失慘重。
以上兩點是內在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是整體經濟債務化，即依賴於預期收益而進行的企業對於生產，個人對於消費的負債性投資，企業為了佔領市場，獲取更多利益而大舉借債，高負債經營；個人則為了更好的物質生產而從銀行獲得分期付款用於高檔商品，好比如今天的房奴。再一點就是對於證券的投機，投資於證券得到股息等收益是一種投資，它本質是社會資金的更高效流通；而證券投機則是從其在市場上的升值而獲益，本質是財富的集中，表現在貨幣流通上屬於貨幣的無效流通，增加了經濟熵。對於證券，要堅決提高印花稅，但是要降低股息所得稅，以鼓勵投資，抵制投機。整體經濟的債務化趨勢使得社會資金鏈越繃越緊。
世界市場逐漸飽和，由於運輸成本極為低廉，產品在運輸中的損失很小。另一方面，由於發達國家壓制殖民地的發展，從而使殖民地成為其產品傾銷地，殖民地的落後科技條件而不能夠創造財富，因而沒有設備、交通與基建方面的大量需求。發達國家製造設備的折舊期相對長，從而延長了社會經濟迴圈的週期，同時也抵制了科技研發的進展。正確的方法應當是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借助剩餘的人力、物力獲得進一步的發展空間，使各設備的折舊加快，從而促進科技增長，但由於與科研聯繫在一起，投資加大，這必須獲得政府的補貼才能產生更吸引企業的利潤。於是在市場飽和以後，社會陷於惡性競爭，結果使經濟倒退而平衡了供需，而沒有把多餘的人力、物力用於科技研發。
在1929年證券危機前6個月即有工業產量的下降，銀行信貸注入證券市場，美聯儲的財政原因，為了限制投機而制訂的緊縮銀根政策，而不是提高交易稅。這一措施對於投機活動影響有限，在美聯儲調低利率後，由於產品價格的下降而沒有產生積極影響（有學者認為實際利率反而不斷升高）。當時社會資金鏈處於一觸即斷的狀態，由於負債化的經濟對於預期收益過度依賴，雖然這種方式最大程度地挖掘了社會的資金利用潛能，但是對於社會資金鏈的依賴程度過高，於是社會資金鏈的過高繃緊狀態而使證券暴跌產生了級聯放大效應，當時其實採用的是金匯兌制，實際虛擬資本大大提高，銀行為了利潤又把大量信貸投放到證券市場，證券投機的崩潰使投資信心受到嚴重打擊和貧富分化的進一步嚴重，銀行信貸大批抽回，並且銀行遭到擠兌，於是企業和個人還不了債，銀行也收不回貸款，最終引起了資金鏈停滯，引發大蕭條。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使得美國的資金鏈斷裂擴大到世界範圍內的資金鏈斷裂。為了應付危機，美國銀行收回短期德國和奧地利的債務，引起全球的經濟危機，德意志銀行由於數十億馬克被提走而破產，維也納銀行倒閉，德證券交易所關閉連鎖發生，而外國銀行的破產最終又反過來影響到美國銀行。
在危機開始蔓延階段，許多政府官員都以為以往常一樣，屬於正常經濟波動的低潮階段，引起一下企業購並就會過去，但是猛烈的經濟倒退出乎他們的意料。由於社會危機的出現，導致嚴重的政府財政缺口，通過印發紙幣是必然的出路，由於法律制度的成熟，並未出現通貨膨脹，整體上仍表現為價格大幅下跌。出於對紙幣的不信任，黃金的需求增加而導致各國政府黃金儲備減少，由於黃金儲備的降低，金本位的取消，且宣佈貨幣貶值，並限制黃金出口。1931年，英國、日本相繼宣佈貨幣貶值，由於出口的商品在原有的價格上可以換取更有價值的外匯並兌換成黃金。即商品更加廉價，出口貿易的實際效益更加明顯，貨幣貶值雙可引起外國進口的產品減少，這又增加本國工業的活力。但是各國相繼宣佈貨幣貶值，反倒使得人們對社會經濟運行的信心降低，並且使貶值政策的意義並不大。需要注意的是，貨幣的貶值是以較少的外債為基礎的，當然，也可以像當時的英國那樣，在美國威脅索取外債向英國的貨幣貶值政策施壓時，英國政府拒不歸還。但是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則不可以，如墨西哥貨幣貶值後外資大批出逃債務又增加搞到經濟衰退；再如泰國，受到索羅斯的阻擊而使貨幣貶值，同樣外債償還困難，大批外資出逃引起經濟衰退。在保守派胡佛的領導下，1930年，美國通過斯慕爾-霍利關稅法，頑固地提高關稅到53%，以保護國內貿易，引起了一場世界關稅戰。
由於經濟形態一再惡化，社會兩極分化，蘇聯形式的革命一再爆發；各國矛盾加劇，又使法西斯主義也成為許多人信以為可以改善局勢的真理。在這思想混亂的社會中，羅斯福以新政的口號贏得大批擁護者，被選舉為總統。新政的施行標誌著政府開始積極地調控社會經濟的開始。新政的重點在於“劫富濟貧”，重新建立社會獎金鏈的運行包括：機會平等，實行超額累進遺產稅制，超額累進所得稅制，徵收奢侈消費品稅等新稅種；成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保證存款人的利益；禁止信貸投機股票；在以工代賑、房屋補助、養老保險等方面立法；減少工時和增加工資，刺激消費。另一個方面是節約人力、物力：減少農場的種植面積，以農業調整法規定農產品價格，政府予以農產品保障，實行工業對農業進行反哺。節約下來的人力、物力用於提高整體社會生活水準和用於科技研發。
而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則採取軍國主義的方式，大興軍備。德國提出要大炮不要黃油的口號，全面的工廠開工來生產武器，即使這樣也遠遠未能滿足德國在二戰中的武器需求（相對於同盟國而言），最終導致其失敗。日本採取侵略中國東北，並進攻上海的方式解決危機，也開始了新一輪的武器生產，最終大量的航空母艦、飛機被擊毀，陸軍的武器生產更是嚴重不足。在諾門檻戰役中，僅有的裝甲師團被殲，德國的戰場觀察員評價日本軍事力量“仍然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雖在亞洲威風一時，但在美國的壓倒性工業優勢和技術優勢面前，最終投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