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之分對於中國讀者來說也許聽上去非常自然，然而在美國的很多大學裏，什麼是“文科”卻並不那麼容易界定。筆者所在的芝加哥大學，語言學系和文學系同在聽上去最“文科”的人文學部下，但是語言學系裏既有學者用數理邏輯方法做形式語義學，也有學者專攻計算語言學，還有教授在墨西哥瑪雅地區、俄羅斯遠東楚科奇地區研究和記錄少數族裔的瀕危語言；而英語系不光有研究莎士比亞的資深教授，也有研究甚至設計電子遊戲的年輕學者。至於本來在社會科學學部中量化之風最甚的經濟學系，最近的勢頭卻是很不“理科”的行為經濟學的興起——2019年芝加哥大學因行為經濟學獲得諾貝爾獎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教授在當時接受採訪時跟記者說，他的數學並不好，也不太喜歡數學，但是行為經濟學卻給整個經濟學帶來複雜數理模型所不能給予的新方法與新思維。
芝加哥大學
與“文科”的模糊界限相呼應的是，芝加哥大學的很多數理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教授也不容易用“理科”界定自己的研究和身份。計算語言學家約翰·戈爾德史密斯（John Goldsmith）教授既研究計算方法，也研習手語，在不同的時期，他既做過語言學系的系主任，也做過電腦系的系主任，他與芝大的語言人類學宗師邁克爾·希爾弗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和哲學家與詮釋學家保羅·利柯（Paul Ricoeur）都有深厚的友誼——他還曾經說過，在更早的時候，對他研究語言學影響最大的，在專業之外是哲學家薩特和海德格爾。生物物理學家和神經病理學家史蒂芬·麥裏迪斯（Stephen Meredith）除了自己在實驗室的研究以外，也在芝大神學院教授宗教倫理，開過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與中世紀神學家阿奎那思想的課程。芝大神學院的一次年度演講請來的是神經科學系研究孤獨感大腦機制的資深教授；同樣我也聽過不只一次，生物學、神經科學的實驗室會請神學院、哲學系的教授到實驗室給導師和學生做報告。我親臨的一次芝大醫學院的專題演講，邀請的是芝大社會思想委員會的系主任、以研究黑格爾哲學著稱的羅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教授，他給醫學教授和醫學生講授生命倫理和自由意志等等並不算淺顯的哲學問題。
不用說，上面提到的所有學者和教授，做好專業方向之內的“本職”工作是他們做教授的首要任務和基本要求，但是他們在專業之外還觸類旁通，既不是為了玩票，也不是為了“跨學科”的虛榮，而是很多時候，超出專業，跨越所謂“文理”的狹隘之分，恰恰是他們做好專業學問的不可或缺的一環。如果說上面我列舉的“跨學科”研究，有些在學院之外聽上去還顯得抽象或者不那麼近地氣，那麼最近的新冠疫情、全球變暖、人工智慧社會等等我們普通人都熟知的案例，其問題的嚴峻和複雜程度更不是傳統的學科分類所能應對。我在芝大所見過的這幾個方向的研究會議，所邀請的學者都超越文理之分，也根本不關心學科之間要不要比個高低這樣的問題。他們對話的方向融合數理模型、人文洞見、實證觀察、與實踐中的參與和決策。我看過另一位芝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漢森教授（Lars Peter Hansen）在這樣的場合發表的反思經濟學模型中統計方法的會議論文，他在論文裏感謝的學者中，包括哲學系研究生物哲學的教授羅伯特·理查茲（Robert Richards），和社會思想委員會以研究亞裏士多德和弗洛伊德聞名的哲學家喬納森·李爾（Jonathan Lear）。我看到的芝大以及美國其他大學的很多一流學者都有這樣的清晰意識：那就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很多最為困難的問題與挑戰，數理模型的一算了之難免會誤入歧途，人文理論的批判也許會流於空泛，實證觀察難免會淤泥於經驗的瑣細——只有在自己的學科之外看似不能瞭解之處瞭解，有時候甚至在意想不到的方向上展開交流的空間與機會，從開放和謙虛的溝通中“集思廣益”，才有取得很多專業研究中更好進展的希望。芝大醫學院今年一整年的關於新冠疫情的論壇，從醫療改革、政府決策、到醫學倫理、公共衛生史、疫苗分配、政治理論等等問題的學者悉數登場；在幾場關於人工智慧的會議中，計算科學家、哲學家、倫理學家同台報告；在關於全球變暖的會議上，發展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氣象學家、政治理論家同時出席，或針鋒相對，或互相啟發。
平心而論，國內的跨學科交流比歐美的同行要多好幾重困難。自然科學和量化科學在改革開放之後最受重視，結果之一是這些學科比起國際上同行的一流水準相比，差距越來越小，像數學、物理學、生物學、經濟學、工程等領域，早已經有不少本土學者，有的學科分支甚至已經有不止一代人躋身國際領先水準。而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裏的非量化研究，很多時候還因為文化和語言的原因，或者發展沒有大的起色，或者和本學科的國際同行都缺少交流。也因為這些實際中的發展不平衡，很多做自然科學或量化社會科學的學者，在學生時代沒有太多機會接觸很多歐美大學本科生就能接觸到的一流人文學科的訓練，在之後進入更專門領域做研究，也更難瞭解到高水準的非量化社會科學研究，或欣賞到頂尖的人文學科研究究竟是什麼樣子。很多遺憾的誤解也由此而生。
不過，對於很多高水準學者之間跨學科的交流，好些時候外人乍一看來，似乎經常會覺得好像沒有什麼立竿見影的效果或者用處。也許有人會問，美國有那麼多“超越文理”的好學者，為什麼經濟危機照樣發生，疫情或種族問題解決的甚至不如很多發展中國家？我個人的想法是，這樣的問題也許出於對“學者”身份的誤解：學者所能做的，並不是給任何一個熱點問題或者棘手的社會問題以“短頻快”的靈丹妙藥。學者所做的工作，很多時候要面對複雜、尋找盲點，很多時候甚至要以一己之力抗拒專業內外群體性的偏見和遺忘。這些工作需要持久的耐力、非凡的創造力，和長期的訓練和經驗，即便它們中的少數最終也許會被大眾瞭解一二，但具體工作的絕大部分只能在公眾的興趣和注意力之外。2003年的“非典”疫情過後，中國科學家默默花了15年，直到2017年才基本完成溯源工作對外公開；美國抗疫的領軍科學家福奇博士，早在80年代就已經是雷根政府應對愛滋病危機的首席顧問，但直到這次的新冠疫情，他的名字才在專業之外被廣為人知。學者的這些特質，並不局限於特定的學科，更不限於所謂的“文科”或者“理科”。專業的具體劃分，很多時候有歷史原因和諸多社會和體制因素制約，但是好的學術問題，不管是抽象的理論問題還是具體的實踐問題，人為的學科劃分只是起點和橋樑，而遠遠不是解決方案。好的學者既會有超越前人學科劃分和問題劃分的意識、能力和勇氣，也有視野和胸懷，能看到自己掌握的專業方法面對所要解決的問題時候的滄海一粟。現代高度分工的專業學術間雖然讓相互瞭解非常不易，但也應該持續和耐心地創造交流的機會，培養溝通的好奇心，促成善意溝通的體制和社會環境。專業性的學術工作本已不易，浮於表面的文理之爭，結果只能是讓彼此的眼界和心胸都更加狹隘，於“文”於“理”都全無好處。
在芝大，跨學科、跨領域的交流，不管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也不全是熱情友好，有時候也會到唇槍舌戰、或冷眼相視的地步。50年代的時候，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Leo Strauss）同在芝大社會思想委員會共事，最近的歷史研究表明他們至少在公開場合只以冷漠互相對待；90年代初，同在芝大的自由主義哲學家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和保守主義哲學家布魯姆（Allan Bloom）在報紙上和學校裏公開辯論、互不相讓；在幾乎同樣的時期，擅長艱深數理模型的芝加哥經濟學派領軍人物之一貝克爾（Gary Becker），和強調經濟活動必須放在文化中才能理解和研究的芝加哥人類學派的領軍人物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學校裏有多次公開的辯論，據說當時辯論的氣氛還算友好，但是辯論的內容兩邊最終都沒有以成型的方式公開發表，他們之間的學術分歧直到今天也在芝大的經濟學家和人類學家中傳承和討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術爭論從來不以貼學科或學派標籤為樂事，更不以嘲諷和打壓為目的，這些辯論都發生在同一所大學，甚至同一個系裏（筆者知道的類似例子在其他學系或學院之間還有好幾個，限於篇幅不再敷述）。芝加哥大學有意識地把觀點不同、甚至意識形態相左的一流學者放在一起，和而不同，鬥而不破，很多學術爭論既持續幾十年，卻並不影響學者們在學術之外的個人友誼——相反，頂尖學者專業上的“較真”與超越學科邊界的胸懷，以及這些爭論所創造出的同時追求頂尖專業學術研究的遠見和超越專業學術藩籬的包容氛圍，不管在我讀到的歷史材料中，還是在學校的親眼所見裏都深有體會。哈耶克受聘芝大之時在學校的第一場演講，物理學家費米（Enrico Fermi）和他的很多科學家同事悉數出席；天文學家錢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的物理學演講，台下坐著許多他文學系和音樂系的好友；努斯鮑姆關於政治哲學的講座，有菲爾茲獎得主、代數幾何學家吳寶珠（Ngô Bảo Chau）前來聆聽；研究中國商周考古的東亞系教授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會從研究義大利作曲家羅西尼的音樂系教授格賽特（Philip Gossett）那裏汲取靈感。頂尖的學者們，不會為學科、學派、主義的標籤畫地為牢，而是帶頭打破這些邊界，尤其是自己學科和自己頭腦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