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讀歷史大師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說是他們那屆庚子留洋的史學方法科目的考試，由陳寅恪先生出題。共三題，其中第二題是中文和英文互譯，中文翻譯英文選的是蔡元培《中國人的修養》中講 “舍己為群” 的一段文言文，而英翻中的考題，是下麵這麼一個講科學的段落（感興趣的朋友也可以試著自己翻譯）：
“Whoever, working at any scientific problem, has occasion to study the inquiries into the same problem by some fellow-worker in the years long gone by, comes away from that study humbled by one or other of two different thoughts. On the one hand, he may find, when he has translated the language of the past into the phraseology of today, how near was his forerunner of old to the conception which he thought, with pride, was all his own, not only so true but so new.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ideas of the investigator of old, viewed in the light of modern knowledge, are found to be so wide of the mark as to seem absurd, the smile which begins to play upon the lips of the modern is checked by the thought. Will the ideas which I am now putting forth, and which I think explain so clearly, so fully, the problem in hand, seem to some worker in the far future as wrong and as fantastic as do these of my forerunner to me? In either case his personal pride is checked. Further, there is written clearly on each page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s, in characters which cannot be overlooked, the lesson that no scientific truth is born anew, coming by itself and of itself. Each new truth is always the offspring of something which has gone before, becoming in turn the parent of something, coming after, in this aspect the man of science is unlike, or seems to be unlike, the poet and the artist. The poet is born, not made; he rises up, no man knowing his beginnings; when he goes away, though men after him may sing his songs for centuries, he himself goes away wholly, having taken with him his mantle, for this he can give to none other. The man of science is not thus creative; he is created. His work, however great it be, is not wholly his born; it is in part the outcome of the work of men who have gone before. Again and again a conception which has made a name great has come not so much by the man’s own effort as out of the fullness of time. Again and again we may read in the words of some man of old the outlines of an idea which in later days has shone forth as a great acknowledged truth.”
炳棣先生說他自己考證不出這篇文字出於何人之手。我後來再讀，覺得短短一段文字給我如何理解科學之進步問題的啟示，勝過好些當代科學史專家一板一眼的狹隘文章。而能說出 “the poet is born, not made” 和 “the man of science is not creative; he is created” 這種話的，應該並非一般人, 但如果是非凡之人或非凡之作品，何先生怎麼又會無法知道出處。拜今日高科技所賜，我得已輕易找到當年史學大家都沒考證出的文字出處。而結果卻令我大跌眼鏡。
這篇文字的作者是19世紀末的英國生理學家Micheal Foster, 節選自他的文章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its Results” 裏的一小段， 而發表的地方是1899年9月16號出版的 Pharmaceutical Journal 的第63卷——是的，一本英國醫藥學專業期刊。這個雜誌倒是1841年就創刊，今天仍然是藥學專業領域的重要期刊。我首先驚訝的是，這篇文字是一位科學家的手筆，而且是發在專業的科學期刊上。當然更進一步驚訝的是，作為所謂“傳統文人” 的陳寅恪，怎麼能去翻到英國藥學領域專業雜誌上的文章，而且能想到把它作為“史學方法”考試的考題。
Foster本人當然也並非無名之輩，他的老師赫胥黎，作為當時達爾文進化論的科學對手當然更有名氣，而他的學生裏也包括像電生理學之父查爾斯·謝靈頓這樣的人物。不過在今日分工明確的學院裏呆了些時間，要不是白紙黑字的證據，我絕想不出他的文章能與陳寅恪有過什麼交集。這樣的交集，並不在點個頭打個招呼，他們現實之中也並不認識，而是一位英國科學家寫的文章，在沒有互聯網、也沒有學者能全世界到處開會的年代，作為中國史學大家的陳先生能看到，且把它拿來考察留洋的中國新一代史學精英。
小小一段文字，讓我感慨昨日之學院，和今日之學院，真是恍如隔世般不同的氛圍。我現在就讀的芝加哥大學（也是何先生曾經任教的地方）從來就有“跨學科”之盛名，可是這兒的一位有名的科學史家也感慨，現在芝大的跨學科和90年代前相比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今天，芝大很多教授依然還會和自己不同的專業和系別教授交流，這已實屬難得，可是有時候，哪怕作為一個博士生的我稍微深入一看，也會發現這樣的交流，好多只停留在一般交往中，哪怕是著作中互相的引用，好些都顯得浮光略影，有的甚至文不對題。像從前那樣，經濟學家哈耶克來芝大的第一講，就引得像費米和希拉德這樣的物理學家傾巢出動，或者是錢德拉薩卡這樣的通才，在全校演講中談論莎士比亞、貝多芬和牛頓創造性之比較這樣的場面，在今天哪怕芝大這樣的地方，也已經不存在了。
老實說，我並無任何貶低專業化的意思，而只不過在說專識和通識的不可偏廢。上面我列舉的所有人物，都首先在他們本行之中是一頂一的高手。當然我也並不是說，要先搞好專業，才操心專業之外的事情。蔡元培先生說“通識為本，專識為末”，本義是指辦教育。不過若拿來說研究生活，我以為是說，做學問之人，即便不能漫無邊際，也要多少有點觸類旁通或全局的視野，然後據此，再選擇專業研究的方向和問題。
如此放置“本末”的可能，可以體現在個人上，也可以體現在群體上。今天學院裏，專業研究越來越精深，需要耗盡很多人一輩子的聰明與血汗，這種情況下更可行的是退而求其次，多創造讓不同的專才們互相瞭解的機會。而這樣的瞭解，並不僅僅只是把他們弄到一起，講個話吃個飯就可以——今天的科技發展到如此地步，遙遠的物理距離已經不再是困難。困難的是，不同學科的專才們，心理上的距離越來越遠。不同專業的學者，不知道其他專業的學者在幹什麼，更不容易體會，其他專業研究問題的動機、方法、價值何在。有時候，不同專業的學者坐在一起，打的招牌是“跨學科”，其實都只在自說自話。更有甚者，只拿本專業的訓練和習慣，生搬硬套專業外的問題，很多時候鬧出笑話或不愉快，自己還不自知。長此以往，專識和通識俱受其害。很多專業化的研究越走越窄，且在學院市場化的大背景下變得越來越短視，做的研究看似“專業”的嚇人，放到稍微大一點的視野中一看，卻完全不對頭；而所謂跨學科呢，好些時候沒什麼有效的交流，只成為浮躁、或者拉場面的代名詞。
我考證不出到底是什麼時候，學院中的專業和跨學科中的種種問題，都開始變得如此積重難返。前幾天看90歲的哈貝馬斯的訪談（他應該是活著的最有名的哲學家），他說這個時代所面臨的問題是如此地需要全局性的眼光，但是學院越來越專門的分化，讓這種全局性的視野越來越困難。斯諾50年代的著名演講中已經擔心科學與人文難以溝通，這樣的區隔該怎麼解決的問題，不過當我稍微細看一下50年代的局面，發現和現在的風氣一比，還是天壤之別。那個時候，海森堡和海德格爾還能互相通信，討論存在論到底是什麼東西，人類學家、神經科學家、語言學家和數學家還能坐在一起開會，討論人、資訊理論、和電腦。哪怕到了1979年，語言學家雅克布森還能被邀請到紀念愛因斯坦誕辰100周年的會議上，談論相對論中的“不變性”對語言科學的啟發。從今天“專業”的眼光看，這些溝通有很多的問題——海森堡以為量子力學的觀測問題和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問題異曲同工，雅克布森以為語言結構和語用的辯證就是波爾的互補原理的翻版，我們今人再看，跟看科幻理論沒什麼大的區別。不過，細讀他們的文字，這些表面的“生拉硬拽”後面，是對全局問題的深刻關懷：從前和今日的“物“的科學到底是怎麼回事，”人“的科學與物的科學又何時融合、何時對立——這樣的問題一時解決不了，但是一時解決不了，他們還要問，還敢問——也只有這樣的問題，才更值得幾代人不停地追問下去。豆腐塊一般整齊劃分的專業，找教職和市場化學術生產驅動的問題意識，不再會鼓勵這種“不專業”，不會再操心這樣的問題。
當然，不管什麼時候，面對不管什麼“大問題”，任何想要繞過無數聰明的前人的積累，包括專業學問的積累的企圖，都是不得要領的傲慢。不過我一直以為，不管昨天和今天，學院之所以必要，在於學院恰恰給人以超越學院的可能。像諾貝爾物理獎得主Wilczek所說，他白天研究文獻中、同行那兒發展出來的問題，晚上開腦洞，嘗試在現在的進展中基本不可能發表，甚至不可能解決的問題——當然這是以他同輩人中最好的專業水準為前提。學院的可貴，是讓我們意識到，哪怕是清楚地看到未知的汪洋大海裏的幾個水滴，都如此困難；而看到水滴的目的，卻並不是像水滴一樣狹隘，而是怎麼更能面對，和融入大海的遼闊。
所以，也只有一葉障目般的管中窺豹，才能問出民國大師到底有沒有水準，或者搜索引擎有沒有超越錢鐘書或者何炳棣這樣的問題。專業化的學問發展那麼多年，當然讓我們在該超越的地方超越前人，這種超越，首先該教給我們謹慎與謙卑——Foster的那段文字再好不過地說明著這個道理。而作為沒有任何現代科學專業訓練的陳寅恪先生，能在專業藥學期刊上獨看中這麼一段文字，不能不說，是遠遠超越很多今人的融會貫通、和目光如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