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正
閱讀中文科普往往有極大的娛樂價值，文如其人，在含笑掩卷之餘，不免讓人暇思中國作者生態與心態。進化論在中國具有至高無上的科學地位，大多數人毌庸置疑，而極端分子則不容許人質疑，而不容許人質疑者，則多半不懂進化論，更不要說進化論的進化了。引發我這番感慨的，是《新華每日電訊》的一篇科普：達爾文PK拉馬克。
中國人要形容文人之無稽，就講他橫扯“張飛殺嶽飛，殺得滿天飛”，張飛是傳說中的超級武將，嶽飛是傳說中的不敗將軍，他們處於不同的歷史時代，不可能真正地交手，但在文人筆下口中，卻怎麼說都是道理，反正無法驗證。拿達爾文（Darwin）來PK拉馬克（Lamarck），無異於讓愛因斯坦去PK牛頓，把《新華每日電訊》一文中的達爾文與拉馬克換上愛因斯坦與牛頓，讀者就立即會笑出聲來，見證其謬：“牛頓主義相當直觀，容易理解，一度與愛因斯坦主義競爭激烈。”
該文作者一向以達爾文在“中國的隔數代靈童”自居，鼓吹達爾文在所有的科學家中“最偉大”，用拉馬克來襯托達爾文情有可原，然而缺乏史實與史識卻讓這樣的科普淪為偽劣之作，對廣大科學愛好者有著極大的誤導，因此，本文嘗試破解這樣的謬種，使之不再流傳。
進化論本身也在進化，在科學上我們講推陳出新就是這個道理。在中學講進化論的課本中提及拉馬克，其本意不是要彰顯達爾文的正確，而是展示歷史上進化論的承遞關係。“如果我比別人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偉大的牛頓如是說。對於讓*巴蒂斯特*拉馬克（Jean-BaptisteLamarck）這位巨人，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就盛讚他把有機世界中依照規律，而不是神跡來運作的可能性宣告於世人的傑出貢獻。
拉馬克本身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在生物物種上，許許多多的物種都有拉馬克的名字，事實上，作為生物學（且不要說進化論）的學生，拉馬克這個名字一提起就要肅然起敬，因為“生物學”（Biology）就是拉馬克的創造，此外，“化學”、“地質學”、“氣象學”等都一定程度上要尊拉馬克為祖師爺。拉馬克的主業當然是植物學與動物學，故而他是進化論的鼻祖，把動物世界分為脊柱動物與無脊動物也是他老人家的傑作。
即使對進化論鼻祖拉馬克來說，進化也非首創，不說遠的，在基督教盛名不衰的奧古斯丁就有明顯的進化觀念，比如他主張《創世紀》不能逐字解經，生命可以從原有的生命中發展出來，而生命創造得並不完美，而是具有發展的潛力。後來神學家阿奎那更是提出宇宙會按照自然規律進化。連神學家都主張進化，拉馬克主張進化論並無首創之功，但他很大程度上是當時的集大成者，在拉馬克以前，進化觀念只是一種思想，拉馬克把它發展成了系統的理論。
拉馬克的進化論中常被中國淺陋的作者提及，用於給達爾文墊腳的是適應理論（Theory of Adaptation），也就是先賢們的進化思想的進一步表述，中文簡練地表達為“用進廢退”學說。經典的拉馬克適應理論是長頸鹿的大脖子，按先賢的思想，長頸鹿總想吃最高樹枝上的葉子，於是乎脖子越伸越長，代代相傳，咱們才有了長頸鹿可以觀賞。對拉馬克的適應理論的進一步發揮，達爾文產生他的相應理論，稱為泛生論（Pangenesis），泛生論認為獲得性性狀通過一種稱為泛生基因的東西（Gemmule）把遺傳資訊帶到生殖細胞，再遺傳給下一代。《新華每日電訊》的特邀作者曾多次發誓要翻譯《物種起源》，但估計他沒有系統地讀過該書，該書第五章就講用進廢退（Use and disuse），儘管達爾文認為自然選擇可以解釋部分觀察到的現象，他仍然認為用進廢退是某些特徵進化的機制。
如果說拉馬克是錯的，達爾文更錯得離譜，誰叫他們是大哥與二哥呢？孟德爾創造遺傳學，讓大哥二哥都成為歷史，差別在於大哥已然作古，二哥還有機會認識到自己的荒謬，但達爾文也沒把握住這個機會。【拉馬克逝於1829年；達爾文於1859年發表《物種起源》，1868年提出泛生論，達爾文逝於1882年；孟德爾於1866年完成發表孟德爾遺傳論文，但學界認識其價值在1900年以後。】
拉馬克的理論立足於生命自動發生論，自動發生的生命是簡單的，簡單的生命會在內在驅動力下變得更為複雜，或者說越複雜的生物越有生存優勢，這種趨勢產生了自然界中的從低級到高級的生命群體。在這種生命秩序中，再有上述的適應變化，因為環境的壓力而改變生物性狀把同一級別的生物多樣化，佔據環境中的獨特空間。因此，生物進化呈縱向的升級與橫向的環境適應。
在生命自發論佔優勢的19世紀早期，拉馬克的進化論有其歷史局限性，達爾文在19世紀中葉提出泛生論，強調生命只能由細胞產生，同樣地，還是因為站在科學前沿，突破了生命自發論，所以看得比拉馬克遠，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並不值得特別地炫耀，更何況他與拉馬克在獲得性性狀遺傳上確確實實是五十步笑百步呢。
在拉馬克的時代，科學與宗教結合緊密著呢，當時的大學，基本上就是為教會服務，培養神職人員的，大學的教授差不多都是教神學的，搞科學，那是副業。不過，拉馬克沒讓教會感到緊張，因為他的理論象篩子，到處都是洞，被當時的科學界駁得體無完膚——在拉馬克之後，講進化論的都要申明立場，強調自己講的東西有別於拉馬克的，免得被人輕看。為達爾文墊基的，是一個無名英雄，這個無名英雄叫錢伯斯（R.Chambers）。
既然是無名英雄，怎麼又有名字呢？錢伯斯是一個早期的報業先驅，19世紀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是發表成本的大幅下降，印刷品走入中低收入階層，那時又沒有電視電腦，閱讀是業餘生活的重要組成，因此，錢伯斯決定為普通老百姓寫進化論，書名叫《創造的自然史足跡》（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這本書獲得了極大成功，在幾十年內都是暢銷書，該書於1844年發表，在1859年《物種起源》發表後，它在多年後銷售量都遠超《物種起源》。連英國女王這個英國國教的名義首腦都讀得津津有味，你可以想像《足跡》的威力。
《足跡》吸引了反進化論者的火力，在達爾文出版前，以及出版後相當長時間內，與神學同氣聯枝的科學界針對《足跡》進行了大規模的批判，最初是不屑，然後是惡評，最後猜測誰是其作者，達爾文都被懷疑過是該書的作者。錢伯斯正確地預見該書的爆炸性效果，所以連發書的手稿都要老婆抄一遍再送交，免得別人認出了他的筆跡，該書的出版過程搞得比地下工作還緊張，在他有生之年，只有四個人知道這一秘密。達爾文在第一版時還專門批一批《足跡》，拉大跟它的距離，免得沾上惡名。《足跡》是寫給普通人看的，語言樸實易讀，達爾文有《足跡》的前車之鑒，寫得深澀專業，這是為什麼翻譯它有挑戰性的原因。
達爾文雖然並不認為《足跡》給了他多少啟示，但與他同時發現自然選擇規律的華萊士則承認受到了《足跡》的影響，而達爾文在再版時就對《足跡》客氣多了。
達爾文在《足跡》的保護下受到的挑戰並不多，當然，每一次再版，他都要針對他的批評者進行思辯，看是否需要在新版中加入反駁辯護內容。在極端思想盛行的19世紀中葉，伴隨著科學的大爆發，神學已經駕馭不了科學了，達爾文的鬥犬上場了。赫胥黎在英國科學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對達爾文理論的支持與發展不可或缺，某種程度上說，赫胥黎把達爾文的進化論當著了一種工具，用它強行把神學與科學分離了。
達爾文在寫《物種起源》時是謹小慎微的，害怕走了《足跡》後路，對於人類也是進化而來的這個必然結論，達爾文避而不提。赫胥黎則故意揭這個疤，在1863年他發表了《自然界人之地位的依據》（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提出人猿共祖這個極度敏感話題，達爾文要遲至1871年才鼓起勇氣跟赫胥黎站在一起，發表了《人種起源》。赫胥黎沒有誤判形勢，他利用進化論讓科學跟神學辦了離婚證，神學勢微，科學興起。
達爾文的進化論中國學者在最早翻譯的時候最為簡練，“物競天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這一學說達爾文稱為自然選擇。在家畜馴化擇種的人工選擇基礎上，達爾文看到了每一個物種的個體多樣性與選擇基礎，從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達爾文看到了個性與物種的生存壓力，二者結合，自然選擇就是一個必然的推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就是用眾多的生物案例為這一理論提供詮釋與考證。但是，科學家信奉進化論並不就一定相信自然選擇，在沒有解決物種個性多樣性及變異的基礎機制之前，在理論沒有預測性的驗證之前，達爾文只不過是進化論的可能性之一，除此以外，還有多種可性的進化機制受或多或少的科學家推崇，包括：進化神學（Evolutionary Creationism）、新拉馬克主義（Neo-Lamarckism，即拉馬克與達爾文都相信的獲得性性狀遺傳）、定向進化（Orthogenesis）、以及物種躍變（Saltation）等。換一種說法，在自然選擇的學術地位沿未確定之前，每個進化主義者科學家都有自己或多或少與眾不同的進化理論。
孟德爾是典型的神學科學家，他是一個奧地利修道士。他的論文與理論在1900年為科學家重新發現，英國研究物種變異的貝特森力挺孟德爾並創造了遺傳學一詞，但孟德爾也只是眾說紛紜之一種。在1910年代，摩根（TH Morgan）登場，摩根既不相信達爾文，也不相信孟德爾，不過，他在深入研究果蠅染色體與遺傳的關係之後，提出了孟德爾染色體學說，奠定現代遺傳學基礎，他因此獲得了1933年的醫學諾貝爾獎。摩根為達爾文與孟德爾結合打下了基礎，而在這個基礎上構建新達爾文主義的是費雪，就是統計學者耳熟能詳的費雪，霍金斯贊為“繼達爾文之後最偉大的生物學家”。
現在大多數人所接觸到的進化論就是達爾文與華萊士自然選擇思想與現代遺傳學相結合的新達爾文主義，由於科學的不斷推陳出新，新達爾文主義也是不斷進化充實的，它的大致成型時間是1920-1930年代，費雪只其中做出了傑出貢獻的一個，但還有無數科學家為之起到查漏補缺的作用。費雪的《自然選擇的遺傳學說》（1930）算是一個時代標記。
1930年代現代進化論的成型遠不是進化論進化的終止，而只是一個開端，它為現代生物學奠定基礎，但需要科學家持續地充實進化論的理論與實踐基礎。於是乎有了著名的盧瑞亞-德布呂克實驗——《新華每日電訊》上所謂的“簡單的實驗”。這個實驗起源於盧瑞亞想通過細菌實驗證實自然選擇——這可能是第一次嚴格地用實驗證實自然選擇的理論預測，盧瑞亞與德布呂克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能獲得諾貝爾獎的實驗，當然不會是一個“簡單的實驗”。
在達爾文與華萊士的時代，科學界對微生物的認識還剛剛開始，因此，他們主張的自然選擇是針對肉眼可見物種的。到了1930年代，電子顯微鏡已經能讓人直接看到病毒。不同於宏觀生物，病毒與細菌繁殖速度足夠快，可以讓人直接觀察自然選擇的效應，而在宏觀生物上，我們的年齡不夠長，所以才有那麼多的關於進化機制的爭議。但在盧瑞亞之前，科學界對自然選擇在微生物學上的應用仍然是一籌莫展。盧瑞亞與德布呂克因這個實驗為細菌與病毒遺傳學做了開創性的工作，因之獲得了諾貝爾獎。
盧瑞亞對於生物化學界人士來說應當不陌生，美國公眾都不陌生，他不是一個低調人物。對生化學者來說，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沃森曾就教於他，而他的實驗室最先發現限制性內切酶的蹤跡——限制性內切酶是現代生化學者的基本工具。在1957年他加入鮑林陣營反核子試驗，後來是反越戰積極分子，更是在美國公眾討論基因工程技術限制的1970年代大出風頭。生化學者不知道盧瑞亞及其關鍵性的學術貢獻嚴重損害自己的學術形象。
盧瑞亞的實驗現在看來或許不復雜，但他卻花費了數月之久進行思考、嘗試、與再嘗試，最終取得突破性進展。在取得突破性進展之後，對自己的研究結果沒有信心，向德布呂克就教，德布呂克是一個物理學家轉行搞生物學研究，他有自己的實驗室，他得到盧瑞亞的初步結果之後，再進行了詳細而嚴格的數學推演，最終才發表出來，這個實驗被稱為盧瑞亞-德布呂克實驗。
盧瑞亞的實驗設計可以簡化為針對兩種假說進行驗證，一是細菌群體本身存在各種變異，在環境對一個物種進行選擇的時候，能適應新環境的被選出來了，二是細菌的變異發生在環境改變之後，被環境定向地誘導了出來。如果是第二種情況，盧瑞亞推論說，給出一群細菌，在同樣的環境改變壓力下，它們會產生同樣的後果——如果環境能誘導變異，那麼它能在所有的菌群中誘導同樣的變異，否則，變異就發生於選擇之前，就是自然選擇，在這種條件下，菌群針對環境的變化適應性取決於變異本身在菌群中的分佈。
盧瑞亞的實驗對象是大腸桿菌與其病毒，科學上稱為噬菌體。大腸桿菌中會產生能抵抗噬菌體的變異，不能抵抗噬菌體的大腸桿菌會被噬菌體消滅。盧瑞亞的實驗設計非常精巧，實質上他做了兩個可證實或證偽的預測，在沒有選擇性壓力的固體培養基上，大腸桿菌會發生變異，這種變異會代代相傳，擁有這樣的變異的細菌就會集中分布在某些部位，那麼將滿布細菌的培養基切成塊，再添加噬菌體考察抵抗噬菌體變異的分佈，如果變異發生在添加噬菌體之前，那麼只會有少數的培養基塊最終能抵抗噬菌體而存活，存活幾率不是平均的。存活細菌的分佈比較複雜，因為它涉及變異發生的分佈，再迭加了變異對噬菌體抵抗體的有效性的分佈，現在稱為盧瑞亞-德布呂克分佈。
相反，盧瑞亞把培養後的細菌弄進液態培養基中再混合一下，那麼原本是在某些部位聚集的抵抗性細菌就會平均分佈到培養基中去了，結果就是所有的培養基中的細菌存活幾率是一樣的。這在統計學上服從一種分佈，叫泊松分佈。舉個例子，你的手機上每天接多少個電話就服從泊松分佈，你平均每天接3個電話，那並不意味著每都要接3個電話，有時多，有時少，有時連一個電話都沒有。在統計學上還有一個特點，你接電話頻率的方差也是3。
盧瑞亞與德布呂克的實驗讓自然選擇進入實驗驗證，也為眾多的後來的實驗結果支持，隨機變異成為進化論的微觀基礎。在1988年凱恩斯在《自然》雜誌上發表《變異起源》一文，揭示了他的一個實驗，如果細菌不像盧瑞亞實驗那樣直接被殺死，而是用饑餓的方式給予它們以適應時間，凱恩斯報導最初細菌分佈呈盧瑞亞-德布呂克分佈，然而最後卻呈典型的泊松分佈，與定向誘導突變理論預測一致，凱恩斯的實驗還被後來者用其他實驗方式所證實，在生物學界產生了適應性突變研究的一個小分支。
適應性突變的不少機制已經得到揭示，但也還有未知領域尚待研究。適應性突變從大體上說在生物研究普遍存在，尤其是1980-1990年代興起的基因工程，從宏觀角度上說就是適應性突變——某些適應性突變的機制，比如誘導性高突變率加速自然選擇與人工加速突變並進行人工選擇幾乎是同一思路，其結果都是定向突變。這些研究豐富了新達爾文主義，說發現適應性突變挑戰了作為生物學根基的自然選擇學說，不是無意的誤讀，就是有意的誤導，是典型的一葉障木，不見森林。
現代進化論無論從實質，還是從形式上都遠超達爾文與華萊士的理解、闡述、以及他們的時代眼光。達爾文的確是一位偉大傑出的科學家，他對進化論的系統闡述與實證有著突出的貢獻，但要拔高超越他的時代，就是一種無知者無畏的精神了，達爾文對進化論甚至不是不可或缺的，因為華萊士比他還更早發表學術論文闡述自然選擇思想，而讓進化論影響到社會思潮的，他遠遠趕不上錢伯斯的《足跡》！而錢伯斯，呵呵，只不過是一位認真的報刊編輯。
在一個認真的有閱讀理解能力的中小學生就能隨意撰寫《達爾文百謬》的時代裏，對達爾文的崇拜可以私下進行，但強行在公眾中樹造達爾文“西方不敗”的形象就有挾傳媒而塞私貨的嫌疑了，謙遜的達爾文地下有知，也必然厭惡至極——不讀一讀達爾文，你是不會真正體會到他的這種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