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坐在孩子教室裏，與一群家長。老師在講臺上，認真地講解期末試卷分析，強調小學高年級段各方面的重要性；語數英老師輪流上臺，還邀請了一位初二的學長分享成長經驗，不僅口齒伶俐還條條有理，是典型的“別人家的孩子”；中間插播了幾個視頻，有孩子們的校園學習生活影像，還有2位今年高考總分700+的同學採訪，其中談及“努力與卷”，總之是一場成功的家長會。如此，我的思緒回到40年前。
那時候沒有家長會，因為沒有電話和網路，老師不便召集到所有家長來學校，即使讓學生們轉告自己家長，可能很多家長會有很多原因無法來，比如孩子太多（那個時代多數家庭3-5個孩子）無法分身、需要下地勞動或無所謂之類的。印象中，家長與老師的交流主要是在開學報名交學費的時候，因為要交現金擔心孩子弄丟通常是父母帶著去交，學費雖然只要兩三元錢，但在當時也金貴，父母們通常問老師的問題是“孩子是否在學校裏聽話”。其次就是家訪，老師到學生家裏和家長交流，對象主要是那種“壞孩子”，他們經常違紀如遲到、早退、缺課、打架等要面臨校紀處分，老師當面通報給家長希望家裏多加管教，多數家長回應的是“不聽話就儘管打，只要不打壞就行”。
那時候家訪方便的主要原因，就是絕大多數學生家都住在學校附近數百米之內，除了街上少部分吃商品糧的同學，學生們主要來自於周邊兩三個生產大隊（村小組）。由於故鄉的自然村落都是以宗族為單位的，以至於班級裏的學生以兩三個姓氏居多，甚至我曾經的班級有過3名同學同名同姓。以我所在的鄉鎮為例，可以窺探一下當年的鄉村小學教育概況。該鄉鎮無論從面積、人口當時在縣裏排名均較為靠後，除了我們中心小學外，大概還有七八所小學，差不多1個村組有1所小學，也有靠近的村小組共用1所小學。這點與現在的“就近入學”是一個道理。這其中只有一半樣子是完小（初小+高小），另外一半為初小，那些初小的學生讀完小學三年級後必須轉入到其他完小就讀。每個學校的規模也有差異，大多數學校的一個年級都只有一個班（班裏的學生數量差異也較大，數人到四五十人左右），中心小學等兩三所學校的班級規模可達2個班及以上。我讀一年級的時候有2個班，到了四年級，由於其他初小學校學生的新加入，整個年級變為4個班。
差不多每年初夏，會在中心小學河對岸的沙灘上舉行全鄉鎮的小學運動會，用著名相聲裏的臺詞除了沒有鞭炮齊鳴之外其他幾個“鑼鼓喧天、紅旗招展、人山人海”元素都不缺席。我最早知道的幾個小學校名，也是從運動會紅旗上認識的。運動會比賽的時候，分組是以年級為標準，我只有當啦啦隊員和紀律員的份，一方面是由於自己體育成績確實一般，另一方面當時的班級成員通常有一半左右是留級生，留級1-5年的都有，其中留級1-2年的居多，因此那些年齡大的同學在比賽中具有“以大打小”的優勢。在我印象中，不記得語文、數學只要有一門課不及格還是兩門都不及格就得留級。因為留級的原因，曾經有好幾家的三姊妹與我或同時一個班或不同年級的時候同過班。有一些老留級的學生，家裏認為再讀書也是浪費時間，個頭也夠高可從事體力勞動就不讓讀了。
據查，我國提出實行九年義務教育並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是在1986年4月；各個省市區情況也不盡相同，《江西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辦法》則是1992年12月30日江西省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31次會議通過，那個時候我已經讀高中了。在義務教育未全面實施的時候，不僅留級概率高，小升初也是許多孩子人生中的第一重要關卡。與近年公立搖號、私立自主考試、就近學位等結合的初中招生形式不同，那個時候初中學校沒有選擇，有且僅有一所學校，即我們全鄉鎮唯一的中學。小升初考試是全縣統考，考點設在每個初中，上午考語文下午考數學，升學率大概三分之一、不到二分之一，這意味著許多學生除了補習只有進入勞動市場，在當年後者就意味著務農或學習一門手藝活。
務農對於許多家長甚至學生來說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祖祖輩輩就這麼過來的。然而，這是一個大時代的前夜。在我讀小學低年級段的時候，我們學校晚上還要開夜校消除文盲。關於掃除文盲的指示則是由1978年11月國務院發佈，這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幾乎同步，掃盲與義務教育為80年代的“農村致富”、90年代的“民工潮”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礎，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國家教育主線。雖然當時的大學生有“天之驕子”之稱，但高等教育對於國家來說反而沒那麼重要，其重要性大概要在本世紀初入世之後才逐漸體現出來。
其實務農也是大多數教師需要面對的事，從某種意義講，這個群體的多數其真正身份是農民。解放後有兩個職業前面以“赤腳”作為定語，到90年代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現在回頭看不得不佩服領袖的建國大略及共產黨紮根基層的工作思路。“赤腳醫生”在我們鄉鎮基本每村組一個，能處理基本的感冒發燒等小病；“赤腳教師”則是那個時代鄉村教師的主體。何為“赤腳”，是指本為農民（因為農民下田需要脫鞋）但兼職醫生/教師，兩者的來源主要是在農村青年中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人群中選拔，他們並非國家體制內的工作人員，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臨時工”。
大概我小學三年級，學校來了一群實習的師範生，他們穿著胸口印有“吉安師範”的運動服，與我們的“赤腳教師”不同，他們說著普通話，會打籃球，會唱當時的流行歌曲，女生則穿著花裙子和漂亮的涼鞋。總之，是一股與改革開放一起到來的洋氣之風。實習期一兩個月，讓鄉村的孩子們知道外面有更大的世界。剛開始，師範畢業生先充實到各個中心小學的師資。沒多久，之前的那些“赤腳教師”也逐漸“上岸穿鞋”了，師範在他們中間進行選拔考試，入選者去師範讀1年後轉公；此外，還有教師進修學校也是類似的作用。當然這些基本都是我讀初中之後的事了，大概我小學的10位語文數學教師中，僅有一位是正規的師範畢業生，因為這樣，英語課也無法開起來，老師們都不會。現在城裏的小學教師，大學生是最起碼的了，研究生也到處都是，各科教師專業明確，不會出現“數學是體育老師教的”現象。
反而，我們的體育往往是數學老師教的。至於其他副課，都是主課老師兼任的。還有第二課堂、興趣班之類的，我參加過剪紙、風琴，剪紙課上曾學剪雙喜字“囍”，我剪的扭扭歪歪，風琴課我只會按順序彈“哆啦咪發索拉西哆”。現在看這些素質教育對於我們這種多動的頑皮學生也不見得全部適合。每年六一節都有文藝匯演，我只參加過一次合唱，因為討厭打胭脂塗口紅之類的，能逃則逃。
勞動可不是能逃就逃的。學校裏的勞動除了教室衛生是輪流值日，這個傳統也一直保留到現在也是如此，還有包乾區衛生，學校將校園劃成若干個片區，每個班負責一塊，通常一周做一次衛生。更多更重的體力活則是學校的一些生活、建築需求。如學校要建水泥籃球場，學生去河裏擔沙子；學校食堂的柴火不夠了，學生就要去砍柴耙松毛。最重的活還是家裏的，除了平時的家務如喂豬放牛之類的，每學期的農忙假則是和大人們一起插秧收割，“赤腳教師”們這個時候也回到他們熟悉的土地從事農業生產。這些勞動有時候雖然辛苦，不過樂趣倒也很多。
那個時候除了教材之外沒其他任何教輔書、參考資料，作業也很少，通常在學校放學的時候就寫完了。自然也沒課外輔導班，不但沒有“卷”甚至“努力”的學生幾乎也沒有，讀大學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太相關的事。在成績相對較好的少數學生群體中，他們主要是比較守紀律、作業完成較為認真加上家長相對重視而已。寒暑假作業本則是一本書，一面是語文另外一面是數學。學校裏好像也沒什麼可以讀的課外書，街上流行小人書，早期通常是給錢在書攤上坐著看。後來小朋友們也有自己收集就交換著看，題材主要是革命戰爭、古代經典演義。前幾年，我買了一套《三國演義》小人書，兒子翻了幾頁就不看了，我猜大概是圖與文字都較小且是黑白的緣故，與現在的繪本等兒童書籍相比其形式上就沒吸引力了。
小朋友玩的遊戲，女生主要是跳繩、跳房子、丟沙包，男生中靜的方面流行軍棋，動的方面有滾鐵環、打紙包、乒乓球等。在我們老家那邊最受歡迎的男生遊戲是殺野戰，什麼工具也不需要，人數也不限，武器是自己的手，攻擊對方的頭部或腿部，先觸摸到對方有效部位則認為殺掉對方（https://www.sohu.com/a/215153230_752248，鏈接為同鄉殺野戰的回憶）。夏日，游泳是最為瘋狂而又冒險的活動，也是學校和老師頗為頭疼的事。學校在中午留有約半個小時的午飯時間，接著是午睡時間。所以多數同學都帶飯，早飯後去學校的時候就用搪瓷杯先裝米飯再上面放點菜，到了中午就在學校對付了。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膽子大的學生中午偷偷去游泳，有老師去河裏抓現行，像老師把河邊的衣服褲子拿走是常有的趣事；不抓現行的話，也可以在教室門口堵到那些沒午睡從校外溜回來的同學，老師用指甲在同學皮膚上一刮，如果有一道明顯的白痕，這就是“游泳”的罪證。適度的體罰是那個時候教師、學生、家長都能接受的方式，這些被抓到游泳的同學，被體罰最多的形式就是去太陽底下的水泥乒乓球台上罰站。
四年級開始因為其他只有初小學校的學生轉入，他們的家離學校一般超過4裏路，這其中多數人住校。他們從家裏背來米，需要自己提前淘好米用鋁制飯盒放入學校食堂的蒸鍋中，和老師們的飯盒一起蒸好飯。學校食堂不提供菜，住宿生週末回家需要攜帶那種不易壞的下飯菜，如黴豆腐、炒蘿蔔之類的。宿舍是我們學校的一個閣樓，在地上鋪好席子，一個個同學的鋪位連著的。也有個別路遠的同學嫌棄學校的條件，得每天趕路，沒有家長接送，也沒交通工具。
那個年代，我們也沒上過幼稚園，也沒幼小銜接，也沒5+4提前讀初中。國家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思路上配置資源改革開放，教育投入非常有限，基礎教育硬體落後，我們的校園還是中央蘇區的列寧小學；大人們則在琢磨脫貧致富，“萬元戶”是當時人人嚮往的土豪。後來經濟發展起來了，我的第一所母校早已搬遷至新的校園中，我們鄉鎮其他所有的小學卻消亡了。這是城市化的必然結果，相比較而言，縣城城裏的小學由1所增至6所。人們用腳投票，選擇更好的生活環境與教育資源。
如“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裏的歌詞“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國家的教育大主題一直未變。但是不同階段國家具體目標與任務不一樣，以前需要掃盲、義務教育，後來大學擴招，直至現在大學教育普及程度非常高，研究生教育也相對大眾化了，這些都是為匹配當時經濟發展水準的需要。不過，不管誰都只有一個童年，重要的是這段歷程的教育它將開啟我們對世界與知識的認識之路，“童年的回憶，就像一串珍珠，永遠閃耀在我的心中。”
202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