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醫療社會文化史，若在10年前， 恐怕絕大多數大陸學人都會感到一頭霧水。而今，這一以往甚少為人注目的研究領域，似乎正趨向成為史學研究中的一個新熱點。不僅相關的論文日益頻繁地出現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的史學期刊上，而且僅2006年就有4部論著問世。同時，當年8月份，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還舉辦了國內首屆“社會文化視野下的中國疾病醫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最近面世的論著中，筆者以為，楊念群所著的《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以下簡稱《再造“病人”》, 引文徑括注頁碼)無疑是其中最具分量和影響的著作。
《再造“病人”》是一本有些怪的書, 有不少的評論稱其為“四不像”之作, 既不是政治史, 也不是社會史, 既不是文化史, 也不是思想史。這無疑與作者“打破學科本位”的學術理念與追求密切相關。但從全書的研究主題、問題意識、書寫方式等方面來看，將其歸入醫療社會文化史的範疇，應該是合適的。事實上，從該著的導言中，可以明顯看出這也是作者自己的定位。只不過，其風格不僅與正統的醫學史有明顯的不同，而且與一般的歷史學者從社會文化角度切入的疾病醫療史論著也不盡一致，可謂是另類的醫療史書寫。
即使是放在整個歷史研究領域中，該書大概也算得上是一部別具一格的著述，而對新興的醫療社會文化史來說，就更是一部極具探索性的“新”著 。其“新”或探索性不僅表現在學術理念上，也反映在有關書寫歷史的方法方面。不管這些探索是否成功，至少為我們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普遍性的問題，比如，如何消化和吸收新的學術理念，歷史究竟該怎樣呈現，等等，並進而為繼續推進相關研究的深入開展提供了契機與借鏡。
1、全書梗概
對於讀者來說，該著的“怪”可能首先就表現在其題目上，病人就是病人，何來再造？而且病人還要加上引號。顯然，作者以此作為書名，自有其獨特的考慮，根據作者的自述，這樣做是意欲表達，“近代中國的‘病人’不僅與古代意義上的病人已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更為關鍵的是，近代‘病人’不僅承擔了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義，而且也承擔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形成的思想和制度內涵。”(導言，第7頁)也就是說,“生病”並非純粹的自然生理現象，病人其實也是一個歷史文化概念，現代“病人”的產生是近代以來一系列社會政治行為再造的結果。不過，讀罷全書，我們會發現，這似乎並非全書的主旨，書中雖然也有些地方涉及於此，但作者主要做的卻是，從醫療和身體入手，借助“空間”“地方”與疾病隱喻等概念，來梳理近代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主要源自西方的現代醫療衛生機制(或者說“空間”)是如何植入中國社會的，以及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政治和社會運作機制 。
中國醫療衛生機制的近代轉型與現代機制的建立，是一個關涉面極廣的大題目，大凡醫學教育、醫政管理、醫療和求診行為、醫患關係、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中西醫學交流與衝突、醫療與健康觀念、清潔衛生觀念與行為、檢疫與防疫和國家衛生監管等，均可歸入，而且其中任何一項似乎都值得深入地探究。在一本書中，要處理如此多的議題，顯然是不可能的，實際上這也不是作者想做的。他希望的似乎是根據自己的興趣和需要，選擇一些與醫療衛生相關的個案來做細緻的探索，並通過共通的學術理念的實踐，以現代醫療衛生空間植入中國社會的情形與這一過程中政治和社會運作機制這一共同的主題來將這些個案貫穿起來，形成一種由點及面、鬆散與連貫結合的書寫格局。
全書除導言和結語外，共分九章。《導言：醫療史的另一種敘事》主要介紹作者的研究思路與全書的佈局。首先以故事的方式引出身體的問題，借用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的思路指出，一般認識中，近代以來中國人貧弱的身體其實象徵著中國國家的衰敗，“得病的身體作為一種文化的隱喻載體，內涵和邊界日益擴大，甚至暗喻著中國國土疆界被頻繁侵害。”(導言，第3頁)經由身體，將疾病同國家和政治聯繫了起來。通過這一聯繫，作者似乎希望表明，他的研究將從文化和後現代的視角出發，以疾病與醫療為切入點來探討中國近代的空間政治，而將其與傳統疾病醫療史研究過於強調科學主義理念和線性的現代化敘事模式區別開來。
第一章《救不了靈魂的醫生》敘述了1832年西醫傳教士進入中國以後，宗教色彩日漸淡化，從為了拯救靈魂的純粹傳教到更加注重世俗的作為科學的醫學的轉變過程。從19世紀到20世紀，基督教內部“預言精神”和“秩序精神”的此消彼長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前者的核心是在摧毀異端偶像和制度的同時尋求一種超越性的終極體驗和希望，而後者則宣導更有耐心地在世俗範圍內進行工作，並能相對容忍世俗中不完美事務的存在。進入 20 世紀後，隨著美國“社會福音派”影響的增強，西醫傳教士開始比較現實地面對“靈魂難以拯救”的狀況，將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醫學本身，與此同時，中國本土文化傳統也強烈抵禦靈魂的被拯救，加上西方現代科學話語霸權地位的全面奠定，終使“西醫傳教士的雙重角色發生了更加嚴重的錯位，宗教承擔的神聖意義在世俗氛圍的浸淫下似已變得無足輕重。”(第39頁)
第二章《對陌生空間的恐懼與接納》，主要處理的是西方醫療空間在進入中國社會的過程中，如何因應中國社會的“地方感”而逐步加以調適。對西方封閉醫療空間的恐懼和醫院治療“委託制”的不理解，伴隨著當時風起雲湧的反教運動，在晚清社會形成了眾多諸如“采生折割”之類的想像與謠言。面對本土文化的抵制，西方醫療空間不得不做出一些調整，比如有限度地公開醫療空間，委託治療中營造虛擬家庭氛圍等，以贏得中國人的信任。從而，進入中國社會的西醫也不再是原本意義上的西醫，而打上了許多中國社會的烙印。作者希望借此擺脫以往西醫傳播史研究中預設非西方世界只具備被動接受西方影響能力，而不具備反作用可能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表明“西醫的傳播並非一個‘純淨’的過程，而是與當地社會文化反復互動後達到某種平衡的結果”。(導言，第8頁)
第三章《“公醫制度”下的日常生活》，主要討論了在醫學“國家化”的構架下，西方醫療空間逐步滲透至中國民眾日常生活之中的情形 。民國以降，在“強國”必先“強種”這一理念強烈驅動下，中國開始了由國家來全面操控醫療衛生事務的醫療“國家化”的改革進程，在此背景下，西方醫學人士通過引入“社會服務”理念(在治療的同時，為病人提供相關的社會服務)，和依託地方自治網路，主張走出醫院、走進胡同的“蘭安生”模式，力圖將西方的醫療空間滲透至城市的各個角落和民眾日常生活之中。在這裏，作者再次強調了中西之間的互動，認為西方醫療走出醫院這樣相對封閉的空間而逐漸融入當地社區乃是純粹的精英西醫模式(“協和模式”)與中國社會狀況開始發生互動契合的表現。
第四章《現代城市中的“生”與“死”》考察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內傳統掌管人們生與死的產婆和陰陽生的生存空間日漸被壓縮直至最終被現代醫療衛生專業人士所替代的歷史。產婆和陰陽生在傳統社區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的行為不僅是一種技藝，而且也是一種彰顯秩序與倫理的儀式，他們主要處理的“生 、死者的親屬與傳統社區人群的協調關係問題”，這與現代意義上的生命控制有著明顯的區別，現代的生命控制“則企圖通過生命的數位化和嚴格的量化分析，把傳統社區中的道德實踐問題轉變成與國家現代化目標相聯系的行政管理與機構控制問題”。(第139頁)隨著“蘭安生模式”的推行，醫療社區的逐步建立，他們也逐漸被視為文明與科學的對立面而受到控制並最終被取締。在這一過程中，原本倫理化的自然社區也開始被行政化的衛生社區所代替。其改變的不只是生死控制本身，還有城市空間的管理控制機制。在此，作者並未高舉科學的大旗對非科學的產婆與陰陽生給予貶斥，而是努力對作為弱勢群體的他們的聲音做了一定的考古和“復原”。
第五章《鄉村醫療革命：社區實驗》則將視線從城市轉向了農村，介紹了1930年代協和醫學院的畢業生陳志潛在定縣的三級醫療保健實驗和鄉村中的“巫”“醫”之爭。陳志潛是蘭安生的學生，他秉承預防醫學的理念在定縣開展的三級醫療保健實驗(縣、鄉、村)，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蘭安生醫療社區計畫在鄉村的延伸。在實驗中，陳志潛特別注意盡可能地降低成本，以便讓村民能夠承受得起，同時還注重三級醫療保健人員的“在地化”訓練，以避免出現外來專家送醫模式中的“雨過地皮濕”效應，這一點與蘭安生模式有所不同，但兩者同樣都排斥中醫，而這妨礙了保健員“在地化”程度的深化。因為在當時的鄉村，不必說西醫，就是中醫，有時也未必有更為草根的“巫醫”更受歡迎。在這種情況下，陳志潛提出了“社區醫學”的概念，“強調醫學應基於所有人的需要和條件，而非基於那些單獨的個人；基於治療和預防方法相結合，而非單獨依賴治療技術。”(第196頁)以求與巫醫在社區中扮演的多功能角色相抗衡。它不像蘭安生的衛生試驗區那樣試圖取代原有的自然社區，而是希望借助原有的網路，力圖與地方資源包括民眾的“地方感覺”相協調，以求逐漸將西醫導入鄉村本土化的運作軌道。
第六章《追繳“巫醫”》關注的是京郊及京城的巫醫。首先介紹了京郊農村的“四大門”(胡門 、黃門 、白門和柳門)信仰和作為巫醫的“香頭”在“四大門”授意下為人頂香看病的情形。鄉民對神靈的信仰幾乎完全以是否靈驗作為取捨的標準，“四大門”作為“分散性宗教”雖然不曾像“制度性宗教” 那樣取得官方的認可，但其往往利用制度性宗教作為自己的門面而喧賓奪主，在塑造地方意識和感覺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頂香看病的盛行具有重要的文化因素，和在一個社區中鄉民把精神疾病自覺歸屬於非醫療的神的治療範疇有關，“香頭”在社區道德倫理秩序中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但“‘香頭’網路並非一種嚴密主動支配鄉間生活的權力系統，而是通過自己是否靈驗的能力支配著鄉民處理日常事務時的選擇意向，隨機性、即時性的色彩較強”。(第226頁)巫醫作為制度外的存在，一直不為官方與正統醫學所認可，不過在傳統社區中，“巫醫”和中醫並非完全相互排斥，而有一種相互倚重和包容的關係。直到 20世紀以後，隨著西醫“科學”地位的確立和國家衛生行政的展開，巫醫才作為官方著力取締的對象，生存空間受到行政力量的強力擠壓，在北京等城市中逐漸失勢。
第七章《中醫自救面面觀》探討了民國至 1950 年代，面對強勢的西醫，以個體為單位從事醫療活動的中醫為了自救，經過痛苦的抉擇，而最終心甘情願地將自己納入現代防疫衛生體系的過程。中西醫論爭是中國醫學史研究中的熱點問題，不過作者認為以往的研究“僅僅強調從醫學體系的知識差異上進行比較，而沒有考慮到中醫在近代受到攻擊的最核心的原因是醫療行政能力的闕如，特別是在預防功能上與西醫的最終差別”。(導言，第9頁)中醫只具備個人救護的資格，而無力進行集體的保健和防疫。面對西醫的日漸強勢和“政治正確性”的確立，中醫不得不奮起自救，一方面循著西醫的知識體系來論證中醫的獨特學理和現實價值，另一方面，則盡力改變自身傳統個體、分散的診療形態，努力向組織化、行政化的診療體系靠近，積極加入到國家的醫療和防疫組織之中去，特別是在 1949年以後，由於國家對中醫的提倡，中醫暫時擺脫了在制度上被廢除的危險，從而大大加快了這一進程。
第八章《防疫、社會動員與國家》討論的是1952年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政府對發生在朝鮮和中國部分地區的“細菌戰事件”的應對。1952年2月以後，在中國媒體上出現了美國戰機在朝鮮和中國東北 、青島等地區投擲細菌，開展“細菌戰”的報導，儘管對於這些報導在細節和真實性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厘清和證實，但作者顯然沒有著力於此，而是巧妙地將注意力轉移到中國政府的應對方面。他指出，一開始，中國政府和軍方基本上採取一種單純的戰時防疫策略，但很快就發現這樣的策略所面臨的困境：或者導致社會的恐慌，或者不被重視。故而，國家很快改變了策略，開始將此視為一種激發愛國主義、開展社會動員的契機。通過構建一種“顛倒的想像”(即本來人們認為，中國人身體的貧弱與不衛生乃是因為西方現代醫療衛生機制的缺失造成，而現在則將這種想像顛倒過來，認為我們現在的疾病乃是因為美帝國主義投擲的罪惡的細菌造成的)，使愛國主義和衛生運動聯繫了起來。這樣國家不僅有效地激發了民眾的愛國主義熱情，也通過社會動員，即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推進了現代衛生機制在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確立。“因此，群眾自發行動實際上是空間政治規訓與調控下的一種結果。”(第354頁)
第九章《在政治的表像背後》探討的是1960年代以後的赤腳醫生制度。作者認為赤腳醫生制度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陳志潛在定縣的“在地化”試驗，只不過，後者只波及定縣的數個村莊，而前者卻成為鄉村醫療變革的一場全國性的“制度化”實踐。另外，赤腳醫生實踐對中醫的包容也與陳志潛的試驗明顯不同，更有利於充分利用農村的現有資源與降低醫療成本。作者認為，赤腳醫生的實踐雖然興盛於“文革”期間，但絕不僅僅是“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的產物或表現形式，而有著許多非政治性的因素，其一開始就被置入了人情和利益的網路之中。赤腳醫生在當時良好的醫療表現，顯然與他們在鄉村社會網路中相對豐厚的報酬與較高的社會地位密切相關，“是相對較為優厚的報酬、較為嚴密的監控機制和鄉土親情共同編織出了一幅赤醫成長圖景”(第404頁)。這一非常政治化的運動，其實包涵著對傳統的融合。到1980 年代，隨著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合作醫療體制的解體，赤腳醫生也失去其存在的基礎而淡出了歷史的舞臺。
結論《醫療史 、“地方性”與空間政治想像》是對全書的總結和對研究思路、理念的提煉。作者從“醫務傳教士與現代‘帝國’殖民品格的形成”“‘地方’是如何被感知的”“疾病隱喻、社會動員與‘國家意識’”和“跨區域運動與‘地方性’的重構”四個方面對全書的內容做了總結。指出，“近代以來醫療領域發生的所有變化, 與其說是中西醫衝突和融合的歷史結果, 毋寧被看做‘現代中國’完成基本構造和建設任務的一個重要步驟。”(第 409頁)“本書從現代‘帝國’的殖民品格、‘地方性’的確認和重構，以及‘現代傳統’的實踐作用三個方面力圖詮釋‘醫療’行為與‘政治’變化的關係。”(第432頁)從而表明作者的醫療史研究主要是希望從醫療的角度來探討中國近代以來的政治與社會運作。他認為，以往的研究尚未能綜合地考慮以上三個方面的互動，而該著則力圖貫通這三個要素，提出一種新的解釋。
2、貢獻與啟示
近10 年前，楊念群出版了那本頗具影響的有關儒學地域化的著作，被評論者稱之為“區域研究取向的探索”。在那部著作中，他力圖在地域的範圍中，來更好地把握思想界的“知識形構序列”，並追尋更貼近真相的“歷史真實序列”。不過此後，作者似乎並沒有在區域研究上繼續探索下去，《再造“病人”》雖然頻頻使用“空間”與“地方”等概念，但顯然與地域無關。然而，比照兩著，可以看到，不管主題和研究理路是如何不同，但作者對中國社會、文化和政治從傳統到現代承接的思考則從未停止，只是將關注點從思想和地域上移開，而轉向“地方”社會中的人，更準確地說，應該是醫學意義上的身體，希圖從“地方”中的“身體”而不是“地域”來理解中國近代社會和政治的轉變。在中國以往的歷史研究中，作為有生命的人，一直不被關注，該著以身體作為聚焦點，以此出發來理解社會文化與政治，在中國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乃至中國歷史研究中，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興奮的進展。與地域相比，身體顯然是一個更為細微而生動的存在，作者顯然沒有將身體視為一個無差別的自然身體，而放在“地方”中力圖展現身體的“地方感”，以及這種地方感是如何影響中國現代醫療空間的建立的。在這裏，他似乎已經完全放棄區域取向的追求，而採取“超地域”的路徑，將中國視為一個整體，無論東南西北，還是城市鄉村，都有著各自卻未見“差別”的“地方感”。作者這樣的處理，顯然是因為這裏所謂的“地方”是相對於西方的“地方”。作為整體的中華文明，自然有眾多相當一致的“地方感”，但在具體的處理中，是否也應該顧及作者原本倡行的地域史路徑，對“ 地域”的差異有所考量呢？這或許值得作者進一步思考。
顯然，這部極具探索性著作的貢獻絕不僅限於此，掩卷而思，其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書寫方法上，該著中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是從一個個故事引出來的，在觀感上給人一種強烈的新鮮感，在這裏，傳統史學著作中的條分縷析、現象羅列與細緻的考訂等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鮮活的故事，以及穿插在故事間的聯想與分析。顯然，這樣的書寫與正統的歷史著作相比，更容易引起讀者的興趣並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情境感”。要在史料中找出一個個具有情節而又有典型意義的故事，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作者如此書寫顯然付出了很大的心力。敘述這些故事，顯然並不只是為了增加趣味，而是希望借助這些典型事例來呈現當時的歷史情景，並引出問題。比如以“餘先生的故事”來表明在接受西醫傳教士的治療過程中，靈魂的難以救贖(第22-24 頁)；通過大樹底下動手術這一故事，來說明為了打消中國民眾對西醫封閉醫療空間的恐懼與顧慮，西醫不得不顧及“地方感”，有限地開放醫療空間(第 69-75 頁)。當然，講故事並不意味著通俗而有吸引力，該著雖然嵌入了很多的故事，但卻絕不是一本容易閱讀的著作，甚至可以說還有點費解。因為它們都是獨立而不連貫的小故事，作者還賦予其很多意味，並有意通過這些故事來證明西方的某些理論。所以，故事之後不僅有很多的引申，還往往夾雜著不少福柯、吉登斯等人的理論。讀者要跟上作者的思路，從那些小故事中讀出大意味，顯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況這樣的串聯本身也並非一定是順暢的。故而，這樣的書寫對於引發讀者的思考和加深讀者的歷史情境感顯然是有益的，但似乎不利於我們比較清晰地把握近代以來醫療衛生機制的變動脈絡，往往給人一種阻斷之感。
其次，該著從醫療入手，相當部分關注的是現代政治運作及其背後的權力關係，自然亦可看作是政治史的探索，不過與以往以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為主要關注對象的政治史研究明顯不同，它對政治的關照是從身體切入，在社會文化的雙重視野下開展的，可以說是政治史的重新出發。政治史一直是傳統史學主要關注的對象，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研究者的視野日漸從社會上層轉向民間，以及社會史研究的不斷興盛，政治史大有漸受冷落之勢。然而，無論是什麼時代，缺少政治的歷史都是難以想像的，因此如何從新的視角更全面地來關注和理解政治已經成為當代社會史和政治史研究共同面對的課題。在這方面，該著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解讀政治的角度，即從醫療和身體出發，來探討現代西方醫療衛生制度是如何植入中國社會的。該著沒有從國家層面著力於探討現代醫療衛生制度的訂立，而是致力於梳理這些制度是如何在“地方”社會文化網路中被接受和運行的，以及國家通過怎樣的運作機制來加以推行的。比如，作者多處談到，現代醫療衛生制度在向民間推廣的過程中，往往不得不根據“地方感”而做出適當的調適，如宣導“社區醫學”以求與巫醫在社區中扮演的多功能角色相抗衡(第五章)。又如，在第八章中，作者向我們講述了國家是如何以“細菌戰事件”為契機，通過構建“顛倒的想像”來開展社會動員，推動愛國衛生運動的制度化開展。
再次，作者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西方”的影響採取了一種非常審慎的態度，能以一種歷史而辯證的眼光來看待“西方”。在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上，西方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顯然是全面而深刻的，如何認識和把握西方的影響向為研究者無法回避的問題。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中，西方往往被視為一個抽象的存在，或為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或指針，或為侵害中國的罪惡淵藪。然而，西方乃是具體而歷史的西方，從19世紀到20世紀，中國社會在西方的影響下發生了急劇的變動，而西方本身也同樣處在變動之中，其自身的變動，自然也會對中國社會產生影響，而這一點，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視。該著則較好地處理了這一問題，在第一章和結語的第二部分，作者比較細緻地梳理了19-20 世紀西方傳教士傳教理念的變革，即從較早的以靈魂的拯救作為主要乃至全部的目標，到後來更為重視世俗事務和科學的傳播，而這一變動顯然對中國西醫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不過，作者雖然認識到了西方的歷史性，指出了傳教理念的變動，但作為一部醫療史著作，卻對 19-20 世紀西方醫療衛生機制的變動，這種變動對中國的影響，以及西方的差異性等問題，似乎關注不夠。比如在第三、四等章節中，作者以美國傳教士蘭安生的“衛生社區”試驗作為西方醫療空間的代表，並完全以時間序列梳理了“警”和“醫”的分分合合，似乎沒有意識到西方近代醫療衛生模式，其實存在著強調預防的英國模式、引入員警制度的德國模式等的區別，而且對中國產生影響的，還包括主要借鑒德國模式的日本模式，這些，特別是近鄰日本的實踐顯然都對中國近代醫療衛生制度的建立與實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能審慎而歷史地看待西方無疑是難能可貴的，不過若能將這一認識貫徹始終，顯然就更值得稱道了。
同樣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沒有把西方的影響視為一個單向度的過程，在具體的論述中，特別注重中國社會的“地方性”對西方影響的反作用，注意到西方的醫療空間在植入中國社會的時候，往往會與“地方感”相妥協，認為這些地方性同樣是型塑現代中國傳統的重要的因素。比如，他通過對赤腳醫生的研究指出，“即使在最為激進的政治口號的規範下，或者在貌似最政治化的行為表達中，仍潛藏著傳統行為邏輯的影子。這些影子不但不是和‘現代中國’的政治傳統相對的，而且很可能成為塑造`現代傳統' 的一種重要元素。”(第 429頁)對傳統和“地方性”的能動性，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和呈現 。
最後，該著十分注意呈現歷史的複雜性。儘管歷史的演進紛繁複雜，但研究者和讀者總是希望刪繁就簡，從紛亂的資訊中梳理出一個清晰的脈絡，然而這樣的清晰，往往會以犧牲歷史本身的複雜性為代價，甚至導致歷史的圖景越清晰，離歷史的“真相”越遙遠。該著在全書的最後稱：“本書則試圖在醫療史的研究中，綜合考慮三大因素(即現代“帝國”的殖民品格、“地方性”的確認和重構，以及“現代傳統”的實踐作用)在互動運作中所出現的各種複雜性，以避免原有解釋各執一端的偏見 。”(第432頁)這一認識似乎體現在全書的許多方面，比如對西方醫療空間植入過程非單向傳播的處理，充分考慮到赤腳醫生這樣表面上激進的政治運作其實蘊含著豐富的傳統資源等等，而尤其突出地表現在作者沒有對傳統和“地方”做簡單化的處理，將其視為現代、文明、科學的對立面，而能以“理解之同情”來全面地認識它們的某些合理性，比如在第四章中，專門辟出較多的篇幅來“復原”和呈現“產婆”和“陰陽生”的聲音(第150-168頁)。毫無疑問，呈現歷史的複雜性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僅需要有相應的學術理念，而且還有賴於較為深厚的學術功力，特別是涉及中西比照的問題，若不能對中國和西方的相關情況有較深的瞭解，稍不留神，就會陷入處理問題“簡單化”的窠臼。這類的問題，差不多是所有研究都難以完全避免的，該著也未能例外。比如，第二章“恐懼感的消散”一目中，作者指出，西醫的醫院為了獲得中國人的認同，而不得不有意識地在醫院中創造家庭氛圍，認為“西方醫院對家庭和社區人際倫理關係的有限認同與移植，畢竟縮小了西方醫學與中國百姓之間的距離，至少在雙方之間形成了一個‘談判的場域' 。”(第75頁)在這裏，作者顯然預設了以家庭醫護為特徵的中國和以“委託制”式的封閉醫護空間為特徵的西方之間的對立，然而，以家庭作為醫護空間真的只是中國的專利嗎？實際上，西方不僅在近代以前同樣如此，而且就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 全美仍有一半的醫療就診活動發生在家庭而不是診所或醫院。故而，希望在醫院封閉的醫護空間中營造家庭的氛圍，恐怕也不會只是中國“地方性”的獨特要求。於此，作者顯然為了凸顯中西之間的差異而對中西歷史的複雜性做了簡單化的處理。
本文作者餘新忠所著《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書，從瘟疫這一以往中國史學界甚少注意的社會現象入手，通過對清代江南疫情及其與社會互動關係比較全面細緻的呈現，探討了中國近世社會的發展脈絡、清代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和清代江南社會的特質等問題，是國內第一部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