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行將邁人21世紀門檻之際，許多國家都在考慮如何向知識經濟過渡。強大的科學系統是知識經濟的堅強後盾。如果我們不大力加強自己的科學系統，則會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在這種時候，回顧總結一下我國1949年以來科學發展的若干經驗教訓，也許是頗有益處的。
1　一定規模的科研隊伍是科學事業大發展的基礎
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時，全國自然科學專門研究人員還不到500人。（1）建國後，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視加快組建科研隊伍。到1956年，全國專門從事研究工作的各類科技人員達到6.2萬人。面對中國科學人力迅速增加的勢頭，美國科學史專家、科學學創始人之一普賴斯在1963年發表的《小科學、大科學》一書中驚呼：“或許在下一個10年或兩個10年內，中國就會與我們勢均力故。中國的科學人力正以每3年就翻一番的速度發展著。”（2）到1965年，全國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員已達12萬。十年內亂期間，科研隊伍遭受嚴重衝擊。粉碎四人幫後，我國再次迎來“科學的春天”。到1994年，全國科研人員達32萬人左右。
數量孕含著品質。科研人員數量太少，達不到“臨界規模”，則科學事業很難有什麼大發展。正如周總理在1956年“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中所說的，“品質一般地也只能在一定的數量的基礎上產生”。目前這幾十萬人的隊伍是我國科學在21世紀大發展的基礎。
從總體上說，我國科技人員數量還不太多。1993年，我國每萬人中只有3名從事研究與開發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南非1991年比例相當，低於韓國1990年水準(16人/萬名)，墨西哥1990年的水準(7人/萬名)，希臘1991年水準(6人/萬名)，巴西1985年的水準(4人/萬名)，阿根廷1988年的水準(4人/萬名)（3）目前，我們應主要考慮充分發揮現有幾十萬科研人員的潛力，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進一步提高，還應繼續壯大這支隊伍。
2　留學歸國人員可為我國科學事業做出重要貢獻
由於我國與世界科學先進水準與教育先進水準從總體上說差距較大，在發達國家留學的優秀科研人員若歸國服務，則有助於我們的科研人員開展與發達國家的科學交流，跟蹤科學發展的前沿動態，少走一些彎路，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科學發展水準上的差距。
1954年，中科院選出了第一批學部委員。（1）當時的3個自然科學學部共有182名委員，其中留學歸國者有143名，占83.14%。1957年的191名學部委員中，有174人(91.1%)曾留學西方國家。1981年增補後的400名學部委員中，有344名（86%）曾在國外留學。可見，在各個歷史時期，留學歸國人員都是我國科學精英的主體。錢學森、錢三強、李四光、華羅庚等近3000名1949-1957年間歸國的科研人員對我國科學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是盡人皆知的。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又有大批學子留學他鄉。截至1994年，已有數萬名留學人員歸國服務，其中湧現出一批像白春禮、馮長根這樣的傑出科研人員。在中國工程院院士中，近10年來回國留學人員占51.6%。
今後，我們仍應繼續積極派遣學生去發達國家留學，並吸引學有所成者歸國服務。沒有歸國留學生的貢獻，中國科學在21世紀進人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目標是難以實現的。
在吸引留學人員歸國服務方面，我們曾有過巨大的成功，也有過驚人的失誤。解放初期，國家對留學生工作做得很細。例如，建立沒多久的中央人民政府已掌握這樣的情況：截至1950年8月30日，共有5500多人在海外留學，其中留美者約3500人，留日者約1200人，留英者443人。由於新中國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新氣象很有吸引力，也由於留學生工作做得較好，1949年至1957年春，總共有3000人左右歸國服務。1957年以後，由於國際緊張局勢及國內反右運動，留學生歸國熱情消退。像反右、“文革”這樣的政治運動不僅傷害了國內的包括科研人員在內的大批知識份子，而且對留學生歸國服務熱情兜頭潑了一大盆冷水，其教訓值得我們永遠記取。
 3 科學基金制度有利於科學發展
科學基金制是發達國家通行的做法，而我國直到1992年才設立自然科學基金——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1986年正式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實踐表明，科學基金會由於實行了激勵創新的機制、平等競爭的機制和科學民主的機制，對推動我國基礎性研究的持續發展，發現、吸引和培養基礎性研究人才起到了明顯的作用。（4）例如，1987年，國家自然科學獎獲獎專案中，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者占30％，1989年占49％，1991年占60％，1993年占67％，1995年占88％．又如，為了努力發現和培養青年學術帶頭人，解決人才斷層問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從1987年起就設立了青年科學基金，1992年設立了優秀中青年科學基金，1994年起受國務院委託實施“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計畫。（5）
 4 發揮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的組織優勢能加快科技發展
眾所公認的事實是，兩彈一星的研製成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應歸功於我國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的組織優勢。錢學森同志在總結這段歷史時說：“按照我的體會，周總理、聶老總就是把他們過去在解放戰爭中，組織大規模作戰的那套辦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來，把成千上萬的科技大軍組織起來了”。
1965年我國科學家成功地人工合成了結晶牛胰島素。這項成就是中科院下屬好幾個研究所和北京大學等高校幾百名研究人員協作攻關的結果。90年代，“銀河”巨型電腦的研製成功也大大得益於大力協同的組織方式。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也說過：“中華民族與中國傳統，在有組織的情況下，從科技上進軍，是完全可以跟西方社會抗衡的，西方人也很清楚這一點。”（6）
不可否認，像過去搞兩彈一星那種不惜工本的“大兵團作戰”方式已不適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了，這種適用於技術工程的方式也不一定適用於科學研究。但是，組織的思想，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思想，相對集中地使用人力財力的做法，即使是對於科學研究，即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也仍然有借鑒意義。
5 謹防成功導致的失敗
美國未來學家赫爾曼.康恩在《未來2000年》一書中提出，二十世紀人類面臨的許多問題屬於“成功導致的失敗”。例如，發展中國家生活條件的改善、醫療水準的提高，導致人口急劇增加。（7）同理，我國科學發展歷程中也有一些問題屬成功中的失敗。
解放前，我國科研機構數目極少，科研人員數量也很少。1950年，新成立的中科院接收的舊有研究機構只有24個，加上其他研究機構，全國總共只有三十多個研究機構。解放後，隨著科學事業的新生，研究機構數目迅速增加。到1965年，中科院已擁有100個研究所。1995年底，中科院共有獨立事業單位160個，其中科研機構124個，全國縣級以上國有獨立科研機構加上高校辦科研機構共8800多個。一方面，這反映了各級政府重視科技事業，另一方面，科研機構數的膨脹，科研人員數量的增加，難免要導致每一科研機構和每一科研人員平均經費的下降。當經費支持低於“臨界規模”時，不會有什麼像樣的科研產出，而容易造成極大的資金浪費。1949年，正在籌備成立中科院的錢三強同志在周思來同志支持下，從中央人民政府申請到了5萬美元購置儀器和設備。可以想像，由於當時科學機構很少，這5萬美元將發生多麼大的效益。在研究機構多如牛毛的情況下，總額很大的經費支持也無異於杯水車薪。1982年，全國科研人員數達37．2萬人，是歷史最高峰，這一年國家財政撥款科研經費按科研人員數平均只有1.8萬元，是1979-1994年這時期中的最低點。1988年，國家財政撥款科研經費按科研人員數平均，每人有3.8萬元，大致相當於1960年的人均水準。而1988年財政撥款科研經費總額是1960年的3.5倍。1978-1987年十年間的人均水準都不如1960年。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則80年代的人均科研經費遠不如60年代。排開其他因素，60年代前半期科研成果較多很可能與當時人均科研經費較高有關。事實上，1965年我國研究人員人均研究經費2.52萬元，1994年為6.9萬元。考慮進通脹因素，顯然1994年的人均經費水準還不如1965年。
第二個例子，在過去很長時期裏，國家科研機構的科研經費完全是上級機關下撥的。這種做法造成了一些吃大鍋飯的弊病。科技體制改革以來，一方面為了將科技人員推向經濟建設主戰場，一方面為了打破大鍋飯，國家對許多科研院所減撥事業費。這樣，廣大科技人員可以說是被逼著自找課題。其中一部分人自覺不自覺地選擇了密切結合經濟需求的課題，走出了新路。同時，懶漢的日子不好過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減撥事業費的措施是成功的。但是，由於某些科研院所事業費減撥幅度太大，為了維持住科研隊伍，人們只好用部分課題費來填補事業費的缺口，形成了用課題費養隊伍的局面。這一現象引起許多有識之士的憂慮。中科院院士劉光鼎指出：“使用課題經費來養隊伍，不僅違背了深化改革的精神，也使研究工作受到削弱，其結果勢必大大影響高水準的成果，而隊伍又養不好”。（8）
第三，科學基金制的出現是中國科技發展史中的大事。自1982年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設立後，尤其是1986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成立後，許多部委、省市紛紛仿效，成立了各系統、各領域的科技基金會。這應當說是一件好事。但應當注意到，當全國只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時，它自然要對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都給以支持。當大部分部委、大部分省市都成立基金會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似應將資助重點逐步調整到基礎研究上來，因為部委和省市的基金會主要資助了應用研究。可惜，它沒有作大幅度的調整。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目前的基金安排中，基礎研究專案僅占30％，應用基礎研究占70％。今後一段時間，也只打算調整為35％和65％。所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科學報告》（1993）批評說，基礎研究仍為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所忽視。（9）
6 科學發展的宏觀環境長期欠佳，科研人員總不能專心致志地搞科研
黃順基教授主編的《科學論》一書指出，科學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10）同理，科學也不可能不受經濟環境的影響。概括地說，文革前，政治因素對科研活動的衝擊很大，文革之後，經濟因素對科研活動的衝擊很大。
從1949年至1978年，來自政治方面的“左”的干擾較多，各種政治運動不斷，科研人員的業務工作時間受到嚴重排擠，從1955年2月27日《人民日報》題為“保證科學工作者集中精力於專業活動”的社論，到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的講話，科研人員、科技界領導以至中央領導就保證5／6業務工作時間問題反復呼籲了二十多年，表明了政治干擾的長期性、頑固性和嚴重性。
在那二十多年中，科研人員感到業務工作時間受擠是制約其發揮潛能的主要因素之一。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央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人們不再聽到關於保證5／6工作時間的呼聲了。在新形勢下，制約科技人員（尤其是基礎研究人員）發揮潛能的主要因素恐怕是經濟方面的因素——科研經費短缺和收入偏低。與此同時應注意到，若將科研人員為爭取科研經費而四處奔走聯繫的時間扣掉，他們剩下的業務工作時間也許仍不足5／6(在推行每週五天工作制後，則是不足4／5)。
事業費減撥過多造成的問題前已述及。另外，正如何祚庥院士以確鑿數據所分析過的，收人腦倒掛現象更加嚴重，這是年輕科研人員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專家驚呼：“文革”造成的人才斷檔這一教訓夠沉重的了，我們不能到21世紀又一次地為人才斷層而遺憾。（12）
7 給學術自主留的空間較小
江澤民同志說：“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科研工作更是貴在創新。要想有一定數量的科學創新，就必須給科研人員相當的學術自由，否則，創新就失去了土壤。由於國家財政是我國科研的主要經費來源，而中國是個經濟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國家在發展科技事業時，不得不十分強調國家目標，強調科技工作為經濟建設服務。科研人員既然使用的是國家撥給的經費，那麼在實踐上，他們已沒有太多的自由探討空間了。
回顧一下歷史可以發現，從總體上講，國家一向是強調科技為經濟服務，而將基礎研究放得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