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提起日本文學的美學思想，大概最多被提及的就是“物哀”一詞了。在江戶國學家本居宣長用“物哀”作為評判文學好壞的標準，並最終將此歸結為日本民族固有的自然主義藝術理念之後，這一審美情趣得到了日本人的普遍認同。川端康成曾多次強調：“平安朝的‘物哀’成為日本美的源流。”“悲與美是相通的。”他寫《伊豆的舞女》時，把主人公“兩人的悲從屬於美，又使美制約著悲，淡淡的悲與真實的美交融在一起，創造出一種悲哀美的抒情世界”。也由此可見，這一美學思想對日本文學作品影響之深遠。然而，在這一美學源流出現的平安朝之前，日本文學又是怎樣的呢？
西元794年遷都平安京以前的歷史被稱為上代。從文化上來看，日本社會經歷了“繩文時代”、“彌生時代”、“古墳時代”，人們的生活從狩獵、捕撈、採集為中心轉為農耕為中心。在這個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人類生存狀態從群居到產生村落，進而出現了一系列的小國家。到了4世紀，出現了統一的國家“大和朝廷”。而此時的日本文學，依然處於一個口頭傳頌的發展階段。5世紀，伴隨著漢字從中國大陸的傳來，日本開始進入了有文字記載的階段。經過大化改新，中國漢文化更是給日本列島的發展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影響。8世紀，女帝元明天皇下令編纂了《古事記》、《日本書紀》以及記錄各個地區風土人情的《風土記》。這也標誌著日本文字記載文學的誕生。
《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收錄了許多歌謠，這些歌謠被合稱為“記紀歌謠”。當時的歌謠以古漢語作為日語標音，音數和形態呈多樣性，這也是日本和歌文學的萌芽時期。到了8世紀末期，日本第一部和歌總集《萬葉集》的成書，揭開了真正文學意義上的和歌誕生的序幕。《萬葉集》共收錄自4世紀至8世紀中葉的長短和歌共4500餘首，其成書年代和編者歷來眾說紛紜。但一般認為《萬葉集》經多年多人編選傳承，約在8世紀後半葉由大伴家持完成。
《萬葉集》在日本文學史上的地位相當於中國的《詩經》，它是一部浩瀚而又清麗的詩歌總集，收錄了日本古代大量的優秀詩歌，為後人展現了一幅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被稱為“日本民族的心靈故鄉”。
《萬葉集》前後長達三個多世紀的創作年代通常分而為三。止於壬申之亂（627年）的前期的和歌，適逢誕生不久，形式未脫原始，不盡規則。然而其簡單素樸、粗獷直率，自有一種渾然天成的古代美。作者幾乎全是皇室貴族，但低下的生產力和連年的征戰、動盪，使得這些“人上之人”不可能真正貴族化，情感與大眾相去不遠，作品樸實率直而無扭捏作態之處。翻開《萬葉集》，首先看到的是雄略天皇所作的《禦制歌》。據《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的記載，雄略天皇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君主。為了取得王位，他不惜殺死了兄弟中有競爭資格的對手，為政期間，殘暴專橫。同時，又風流好色，將不少美女據為己有。他曾許諾要同在三輪川上洗衣的姑娘結婚，但說完之後就忘得一乾二淨，害得姑娘空等了餘生。而這首《禦制歌》便是他在偶遇山間淑女時，動心所作：
美哉此提籃，盈盈提左手；
美哉此泥鋤，輕輕持右手；
爾是何家女，摘菜來高阜；
爾名又若何，爾能告我否。
大和好山川，齊向我俯首；
全國眾臣民，聽命隨我走；
爾家與爾名，爾能告我否。
古代的日本人崇拜山川草木等自然風物，認為其中有靈魂寄居。同時也信仰語言，認為語言與人類本身一樣有靈魂寄居。而人的姓名，也包含了人的靈魂。特別是對女性來說，有男子詢問她的姓名，便是要向她求婚。這首詩歌，也可看做是天皇的求婚之作。
這首詩歌自然質樸、雄渾自由，全詩一氣呵成毫無扭捏之態。懷揣著治國大業的天皇向偶然邂逅的美人求愛，並向她炫耀自己的顯赫地位，當權者的直抒胸臆，沒有任何的曲折委婉。在文學起源的歌謠時代，日本的文學表達也有如此雄渾大氣之作。這一方面是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各國文化早期發展階段，自然質樸都是共同的特點。其後，隨著日本文學的本土化發展，開始出現了“海洋生存圈”不同於中國“遊牧生存圈”的特點，從雄渾質樸的原始美學發展成為了以唯美與藝術至上的審美情趣。
　在《萬葉集》收錄的第二個創作年代裏，出現了最有代表性的和歌人物——柿本人麻呂。從平安時代開始，他一直被尊為“歌聖”。在柿本人麻呂生活的歷史時期，日本的氏族制度已經崩潰，代之而起的是效仿中國隋唐的律令制國家。此時，大化改新已經基本告成，日本的天皇統治系統也在迅速的發展和完善之中。柿本人麻呂作為御用歌人，侍奉天武、持統、文武三朝天皇、皇太子，奉命或代筆創作了很多長歌，完整了長歌形式，並且以莊重沉鬱、絢麗華美的歌風把長歌的文學性推上了巔峰，無人能出其右。此外，他還創造出了真正的抒情短歌，使得和歌創作日趨成熟、漸成體系。
　在柿本人麻呂的創作中，少數為詠歎自然景物之作，其餘多數為戀歌和挽歌。此前的和歌多以國家統一意志為核心思想，而他的創作無疑將個人意志的表現帶入了和歌的創作領域，使和歌的創作空間大為提升，思想內涵轉入內心深處，更加注重抒情性。例如這首悼念亡妻之作——
漫山秋色濃，紅葉墜滿枝。
林密妹迷途，欲尋路不知。
紅葉飄零時，使者報信來。
妹去不復返，空憶相逢日。
妻亡，柿本人麻呂悲痛欲絕。這首詩歌寓情於景、虛實結合，將撕心裂肺的哀怨與痛楚，化作了悲愴的回憶。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將個人感情如此灌注於詩歌之中，也是詩人文學一時覺醒的佐證。
在7世紀中期以後與8世紀初這一和歌創造的黃金時代裏，除了柿本人麻呂之外，也有高市黑人、志貴皇子、山上憶良、大伴旅人、山部赤人、笠金村、高橋蟲麻呂等人。這些人是當時的貴族或中、下級官吏，他們的歌風各具特色，對和歌形式的完成及藝術手法的完善等方面，做出了各自的貢獻。而這些萬葉歌人中，山上憶良又是一個特別的存在。
精於漢學的山上憶良，於西元702年隨遣唐使出訪唐朝。當時的中國是日本憧憬的文化聖地，來到精神故鄉的山上憶良，在大唐的文明中心長安居住了三年。中國文化中“文章乃經國盛事”的觀念給了他巨大的影響，這種文學觀念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富家公子衣衫多，長年累月箱底臥。
腐爛棄之何足惜，可憐絲綿與綺羅。
這是一首描述當時社會貧富懸殊現象的作品。在嚴酷的社會現實裏，山上憶良成為了一具有社會責任感、關心民間疾苦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在多以描寫戀情與景物為主的和歌史上，無疑是獨樹一幟的。他的作品具有強烈的人道主義關懷，是真實感情的宣洩，表現出了一個詩人的思索美和探索使命。
竊思人世間，憂愧苦煎熬。
五術逃天外，吾身非高鳥。
這種對現實的思索，在《萬葉集》中是孤立存在的，後世甚至也無人觸及此類主題。此後的詩歌便沉迷於風花雪月、愛戀情趣，沒有人再關注底層社會的生活現狀。甚至有學者批評山上憶良的詩歌毫無美感、缺乏藝術性。似乎日本的文化人並沒有將對現實社會的揭露批判作為文化的優秀傳統，這無疑是日本文化史上的一處空白和缺憾。
《萬葉集》的後期作者，以大伴家持為代表。大伴家持是《萬葉集》的編纂者，卷十七以後，幾乎成了他的和歌日記。此時已進入律令制國家的後期，社會暴露出種種矛盾、開始走上解體的過程。此時的貴族文化也開始從繁華絢爛走向衰弱頹敗，氏族貴族政治動盪不安，在官場幾經沉浮的大伴家持有大量的作品反映其仕途經歷。而官場的失意又表現出沉悶憂鬱和不敢自墜的精神，將感傷的情緒寄語風花雪月，纖細柔美的歌風也使得他的抒情詩歌進入了一個獨特的境界。
在大伴家持的創作中，戀歌也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在他熱戀的時代，他與為數不少的女星互贈戀歌，而其中必有相戀卻不能得償所願，使得家持的悲觀情緒在戀歌中流露無遺。
思君不見君，夢中苦相逢。
警覺探身攔，忽感兩手空。
難以見到心上人，只得夢中相逢，但卻只是大夢一場。以嚴謹的語言來構建虛空的世界，語言纖細精巧，也基本構成了萬葉後期的和歌風格。
在與家持互贈戀歌的女子中，笠女郎的才華不禁令人矚目。笠女郎的生平已無從可考，但其出身不如家持高貴，年齡也要比家持大一些。一個偶然的機會，她見到了美少年家持，從此陷入了深深的單相思中。
睹物思人應念我，悠悠歲月長憶君。
再如：
幽幽庭院到黃昏，草叢白露已散盡，相思亦銷魂。
《萬葉集》卷四中收錄有她的24首相思之作。直到最終笠女郎離開奈良，她與大伴家持的戀情以毫無結果而告終。當時只有十四五歲的家持或許並不理解這些情懷，但是這些戀歌都留在了家持的身邊。後來經歷了人世幾多浮沉，在編纂的時候家持將這24首和歌編入“相聞歌（戀歌）”中，並將自己所作的和歌附於其後，作為回答：
此刻與妹難再逢，萬般愁緒猶在胸。
而此時的笠女郎已不知身在何處，這樣的愛情故事也永恆的留在了歷史之中。
在《萬葉集》的這一創作時期，笠女郎無疑是最為才華橫溢的女詩人。這一時期，歌風逐漸衰退，她的創作深沉細膩、哀怨感傷，像是這個時代最後的一抹餘味悠長的色彩。
除此之外，《萬葉集》中還有約三分之一無名氏的歌。這些和歌淳樸自然、情趣盎然，有不少描述古代社會各方面生活的作品。《萬葉集》中和歌詩風的演化發展，奠定了日本文學雄渾、清麗的發展基調。作品中所表達的戀情與無常、自然、羈旅等主題也成為了日本文學中古往今來反復吟唱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