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竹內好發表了繼《魯迅》之後的又一部嘔心瀝血之作——《毛澤東評傳》。這是一部非常特別的毛澤東傳記，可以說是《魯迅》的姊妹篇。之所以這樣定位，是因為這部著作貫穿了竹內好在《魯迅》中體現的認識論。
1951年4月號《中央公論》刊載了這篇長篇論文，隨後將之收入論文集《史達林·毛澤東·尼赫魯》（由豬木正道、竹內好、臘川芳郎的三篇長文構成）。這個組合方式暗示了一個思想框架：毛澤東恰恰是連接了作為社會主義體制代表的史達林與作為殖民地解放運動代表的尼赫魯的中間項，或者說，他同時具有這兩者的基本要素。在冷戰逐漸白熱化之際，在朝鮮戰爭爆發而日本成為美國幫兇的歷史節點上，日本的知識界卻顯示了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在這一時期，毛澤東著作與相關資料並未大量進入日本，竹內好這部評傳的主要資料來源是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與蕭三剛剛發表了兩章的《毛澤東傳》。與寫作《魯迅》的基本方式相同，竹內好依靠他對毛澤東著作的細讀建構了他所理解的毛澤東的精神世界。
一、價值轉換的場域
毛澤東評傳由八節構成：第一節“出生”，第二節“時代區分與英雄崇拜的禮儀”，第三節“脫離家庭”，第四節“鄉土文化”，第五節“關於學習態度”，第六節“旅行·結婚·鍛煉”，第七節“從無開始的創造”，第八節“自我改造的問題”。
僅從小標題上即可看出，這部評傳可說是以毛澤東的生平作為線索，探討了中國共產黨艱苦而曲折的成長經歷。不過，竹內好並沒有在標題上體現他在文中提出的假說，所以沿著小標題提供的線索解讀這篇長文，仍然需要一些耐心的斟酌。
在前六節中，竹內好盡可能地從毛澤東的個人經歷出發描述他的思想形成和社會實踐，但他的著眼點更多地集中於毛澤東的個性特徵，特別是思維方式與中國革命的“互文關係”。例如第三節“脫離家庭”中有這樣一段描述：13歲時，毛澤東與專制的父親曾經發生爭論，父親指責他不孝，毛澤東則以父親自身的論據反駁了父親的指責：經書裏說到“子孝”的時候，總是與“父慈”對應，所以只是單方面強調“子孝”是不當的，它需要以“父慈”作為交換條件。竹內好寫道：
從這個事例中，已經可以看到日後毛澤東思考方法的原型。這是一種反向利用對方邏輯的方法。父親利用經書的權威，而毛澤東則反向利用了這種權威。這樣的方式與其後共產黨反向利用國民黨所利用的孫文主義的情況，幾乎是完全一致的。即使作為戰術來看，這種方法也與中共戰略戰術的根本法則完全合拍。這是一種反向利用敵人戰鬥力以克敵的方法。這種戰術從農民武裝起義時期產生，被江西時代的紅軍繼承，在抗日戰爭時期得到了全面的發揮。中共軍隊有一個口號叫作“在前線補給”，中共的兵工廠不在延安，而在東京。
這段分析不禁令我們想起著名的《遊擊隊之歌》：“沒有吃，沒有穿，自有那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或許我們在唱這首歌的時候，只是欽佩遊擊隊員的機智靈活，然而竹內好卻以此為視角，開掘出中國革命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中國共產黨以弱勝強的奧秘所在。這種獨特的思維方式，構成了竹內好中國研究的基本邏輯。
在其後的論述中，竹內好進一步把這種反向利用的思維提升到原理的層面。他認為，毛澤東的思維方式代表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基本原理，反過來說，也可以認為中國的歷史法則通過毛澤東獲得了人格化的表達。為此，他設定了一個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範疇——“純粹毛澤東”。這個範疇的設定，令人聯想起《魯迅》中所提到的那個“黑洞”，那個發出光芒，又吸納光芒，並不顯示自身，卻因光芒而暗示了自身存在的終極之場。
“純粹毛澤東是什麼？這是一個矛盾的組合體：它由敵強我弱的認識和我決不會敗北的確信組合而成。這正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和原動力，並且也構成了今日中共一切理論與實踐的源頭。”毛澤東的這種政治辯證法，使得他在戰爭時期區別於“左”傾盲動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在竹內好看來，這兩者都缺少毛澤東這種矛盾組合的基本思想特徵，因而缺少應對現實的有效能力），引導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不斷壯大發展，並最終奪取了政權。承認敵強我弱，不僅使毛澤東領導下的井岡山根據地避免了八七會議之後“左”傾盲動主義的危害，而且使他不斷擴展根據地的建設；確信不會敗北，則使他區別於右傾機會主義放棄根據地的主張，堅持發展根據地，並由此建立起江西紅色蘇維埃政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奠定了結構性基礎。在與黨內右傾與“左”傾路線鬥爭的時候，根據地構成了“純粹毛澤東”的立腳點。
這個根據地，是在敵人強大這一認識和我方不敗這一確信的矛盾關係中建立起理論的。無論敵人如何強大，都無法奪取根據地。因此我方是不敗的。為什麼根據地無法奪取呢？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的發達程度不均衡。為什麼不均衡呢？這是因為敵人強大而我方弱小。敵人的強大造成了這種不均衡，由此，根據地不可能被奪取。……右翼和左翼的主觀主義者，都把敵人的強大看成是敗北的原因，而毛澤東則把它視為勝利的原因。這裏可以看到毛澤東理論讓人感到驚異的深度。
根據地理論在戰略戰術上的代表作是《論持久戰》。它的核心內容在於指出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在走向沒落，而弱小的中國在走向新生。在戰略戰術上，它可以用井岡山時代開始流行的遊擊戰口訣來表達：“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日本人竹內好，曾經作為侵略軍一員被送上中國戰場的竹內好，由衷地對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和遊擊戰精神表示了認同。這個認同並非意味著他的“中國化”，而暗示了他對於日本思想界戰後重建思想課題的思考。他敏銳地在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中體會到了高度辯證的政治哲學，他認為，這並不僅僅是中國人民的思想財富，它應該屬於人類。竹內好說：
根據地並不意味著一定的地域，而是哲學的範疇。它意味著絕對不可能被剝奪的東西。它並非是固定的，而是動態的；並非是需要固守的，而是發展著的；並非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敵人進入根據地，戰鬥力便會低下，絕對優勢的敵人與處於劣勢的我方之間就會產生力量均衡的瞬間，這便是反擊的機會。隨著反擊，敵人被殲滅，根據地就被擴大了。根據地概念的特徵就在於伸縮自如地動態性把握這一力學關係。
顯然，竹內好從毛澤東先後放棄江西根據地北上和撤離延安以引胡宗南軍隊入甕的戰略戰術中提煉出了這個“動態的、發展的、開放的”根據地概念，他並沒有把它僅僅作為遊擊戰的常規戰術對待，而是試圖把它提升到哲學原理的層面。
竹內好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戰術並沒有把佔領作為目標。
力量被固定化，且向一定的方向作用，這是佔領地。根據地與此相反，它意味著謀求對抗關係之間均衡的場域。在這樣的場域裏，戰鬥力強大的敵人不僅會被殲滅，而且反過來，敵人的力量會被我方吸納。也就是說，根據地是價值轉換的場域。……無論從世界規模看，或者從民族規模看，根據地都存在。在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它也都存在。它最小的單位是個人，被稱之為人格獨立的東西，其實就內涵著不可剝奪的終極之場。
在這裏，我們又一次看到了曾經在《何謂近代》中出現的母題。人格的獨立與國家的獨立，作為不可能被外在賦予也不可能被外力剝奪的力量，並不是形而上的孤立存在物，它只能發生在各種對抗關係之中，也只有在對抗關係的不斷運動中，主體性才能發生和發展。對抗關係，這個無法被定型為固定物體的運動過程，由於發生在不同主體之間，便形成了不可視的“場域”。竹內好為根據地確定的“價值轉換的場域”，指的就是這種把握力學關係之場。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使得主體形成的這種不可視場域變得容易理解了：它可以如同二萬五千裏長征那樣，從江西轉移到陝北，並且在轉移過程中自我壯大，也可以如延安被暫時放棄那樣，以撤退作為克敵制勝的契機。在這些過程中，對可視空間的固守並不重要，在敵強我弱的對抗關係中尋找乃至創造那些瞬間的均衡才是目標。遊擊戰作為實現“價值轉換”的最佳手段，總是抓住這些瞬間的均衡靈活出擊，從而以弱勝強。
在1948年寫作《何謂近代》時，竹內好給我們留下一個線索：他從“歐洲”這個範疇中轉化出了物質與精神的運動這一視角，對日本不具備張力感覺因而也不具備運動能力的轉向文化進行了抨擊，同時，以魯迅作為媒介，提出了如何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從他者中選擇出自己的問題。由此，他以“回心”作為“抵抗”的內涵，提出了被自我否定的主體性如何重造的問題。在竹內好看來，後發國家只能以魯迅式的抵抗加入全球化進程，那就是拒絕一切現成的方案，拒絕固守已有的自我，從而在不斷的自我否定中重造自我的主體性。這個主體性，正是後來在1961年發表的《作為方法的亞洲》結尾處所強調的，它是自我中獨特的要素，然而卻不是實體性的。因此，它是“方法”，即它是一種機能，是主體形成的過程。
二、“純粹毛澤東”
在1951年寫作《毛澤東評傳》的時候，竹內好大概還沒有想到使用“方法”這個詞。然而，他拒絕實體化思維的基本思路在這個階段已然成熟。假如我們參考他在十年後的論述方式，那麼完全可以判斷，他眼中的“根據地”，正是主體形成的方式。主體如何形成，這個纏繞了竹內好一生的基本課題，從魯迅的絕望開始，一路走到毛澤東的根據地，接下去再向“作為方法的亞洲”展開，理路是清晰的。而且需要特別關注的是，無論在哪一個階段，這種主體形成的方式都必然伴隨著一個重要的契機，那就是自我否定。
自我否定在竹內好這裏並不是直觀意義上的丟棄自我，而是一個重要的哲學範疇。竹內好喜歡用“無”來表述它。這個範疇與竹內好早年閱讀西田幾多郎的論著有關系，但他只是借用了這個範疇表述自己的想法而已。因此，把竹內好的“無”歸入西田哲學加以解釋，我們所得不會太多。
在《魯迅》中幾次出現的“無”，在《毛澤東評傳》中也出現了。它不僅被用來描述早年毛澤東的經歷，更被作為第七節的小標題（“從無開始的創造”）。只不過，與《魯迅》中只有形而上含義的“無”有所不同，毛澤東生平中的“無”，首先是直觀意義上的“一無所有”。
竹內好設定了“純粹毛澤東”這個範疇，以討論毛澤東思想的特質。他認為，“純粹毛澤東”的原型，可以在1927年到1930年期間毛澤東的活動軌跡中發現。這是毛澤東的井岡山時代，在這個時期，他失掉了曾經擁有的一切，包括家庭，包括黨內的影響力，甚至自己也險些被逮捕失掉性命。在缺衣少糧的井岡山上，從多次失利的戰鬥中拼殺下來的部隊只剩下千餘人，直到朱德的隊伍上山之後才有了重新整編的條件。
要言之，一切都失掉了，一切都必須從原初開始再次出發。從無的狀態，必須著手進行物心兩面的建設。於是，這建設就著手了。……毛澤東思想形成於這一時期。在他的內外生活一切歸於無的時候，在他不再擁有能夠失掉的一切時，當一切都可能被他擁有的時候，創造了毛澤東思想的原型。迄今為止一切外在的知識、經驗，從離心的方向轉為向心的方向，凝結在他一身之上。於是，曾經作為黨的一部分的他成為黨本身，黨也不再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成為全部。世界改變了形態。也就是說，毛澤東改變了形態。……他自身成為創造的根源，這就是純粹毛澤東，或曰原始毛澤東。
竹內好這段充滿浪漫情懷的敘述，如果結合井岡山時期的具體事實，並不難理解它的現實含義。不過，竹內好並未止步於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和江西蘇維埃從無到有的現實，他試圖進一步通過根據地這一“價值轉換之場”，把“無”的含義與延安時期的整頓“三風”結合起來。
整頓“三風”指的是延安時期整頓黨風、學風、文風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最大特徵在於它要求參加者進行“自我批評”。竹內好說：“這一精神廣泛包括了普遍人倫，它構成了今日中國倫理體系的根本原理。”整頓“三風”發生在1942年，但是竹內好認為它根源於井岡山時期。
（毛澤東）痛感到，人不過低評價敵人，並且擁有不敗的信念，即成為真正的革命家，這件事是何等困難。有自信的人不會害怕批評，不會對自己含糊矯飾。為什麼呢？因為敵人的戰鬥力是可以不斷轉化為我方戰鬥力的。固守自我的人，害怕批評，矯飾自己。固執於自我的人，不可能擁有根據地。也就是不能擁有真正的自我。固守自我，是因為害怕失去。因為只從一個角度考慮力學關係，不能在均衡的相關性中把握它。固守自己，並且認為自我是固定的，如同擴大佔領地時依靠己方力量單向推動那樣進行自我張揚。認為失去了就是絕對地失去了，不能體會到失去即是得到這一真正的獨立的含義。當他失掉一切的時候，他得到了一切。即，他抓住了力學的辯證法。
自我改造運動使得人處於“無所有”的狀態，這種體驗對人的主體性是嚴峻的考驗。在竹內好看來，無所有，也就是失掉了一切外在的條件，這是通過捨棄自我張揚而獲得真正自我的道路。學生脫掉學生裝，知識份子捨棄各種特權，自我才能以“自生”的形態得以確立。這種獨立的獲得，是以局部與整體的調和為特徵的。固守自我的獨立，只看到局部，看不到整體，這不是獨立，而是孤立；放棄了孤立的固守之後，獨立與統一便發生了關聯。竹內好說：“沒有獨立就沒有統一，統一只有以（各個局部的——筆者注）獨立為前提才是可能的；局部服從於整體的調和才能作為局部存活，這就是獨立。統一不是機械的結合，因而不是依靠妥協而成立的。妥協只是相互之間禮讓佔領地而已。統一，是作為有機體的各個根據地結合之後產生的更高層次的協調。這是一切結合的原則。”
竹內好把整頓“三風”與認識論上的“無”結合起來討論，從而把毛澤東早年失掉一切並從無開始創造的個人經歷巧妙地轉化為中國共產黨的行動原理，這為他日後在日本討論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奠定了基礎。在這個過程中，竹內好從根據地哲學中發展出來的，並不僅僅是關於“價值轉換”的辯證思想，更是對於革命與暴力關係的思考。在此，我們可以體察到竹內好與鶴見俊輔的差異：鶴見是一位絕對和平主義者，他的和平理想體現在他組織援助越南戰爭中的美軍逃兵等現實行動上，竹內好與鶴見並不矛盾，不過竹內好的和平觀是相對主義的，這種相對主義的和平觀促使他對暴力進行更深入的辨析，這種辨析牽涉他對另一個重要問題——和平革命的討論。
三、“和平問題談話會”的歷史意義
1950年前後，正是朝鮮戰爭爆發時期。日本雖然沒有在名義上正式參戰，但是作為美方主導的聯合國軍的軍需供應基地，也作為美軍的軍事基地所在地，它間接地捲入這場戰爭，並且發了一筆戰爭財。這個時期也正是日本進步知識界大力呼籲進行全面和談的時期。當時日本的進步知識份子無論政治立場如何，在消弭冷戰後果、維護世界和平的意義上，都盡力推動社會輿論，試圖對日本政府施加影響，以促成日本與中國、蘇聯等社會主義體制國家的和解，完成戰後處理工作。從40年代末期開始，由日本社會科學界和自然科學界的學者組織的“和平問題談話會”，試圖推動日本政府進行全面和談並由此消除日本重整軍備的危險。這些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們跨越了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之別，進行了一次跨學科的共同努力。由於美國的壓力，日本政府最後選擇了單方面和談，在1951年簽署了《三藩市和約》，達成了與冷戰西方一側及其所控制的亞洲國家的和解，但是懸置了與社會主義陣營諸國的和解。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都沒有參加這次和談，其後日本在美國的授意下，與臺灣當局單方面簽署了和約，沒有完成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後處理工作。從現實的角度看，和平問題談話會的努力並沒有成功，但是它促進了日本社會科學界內部的跨學科交流，這是一個基本的收穫。
竹內好在這個時期也發表系列評論文章表明自己的態度。他顯然對於和平問題談話會沒有能夠與文學界廣泛合作感到遺憾，並且認為沒有實現廣泛合作是因為文學界與社會科學界之間沒有找到“共同的語言”。他雖然在文章中沒有直接提到和平問題談話會，但就發表時期而言，可以說和平問題談話會代表了竹內好所指出的傾向。竹內好之所以沒有明言這個談話會，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他並不打算否定這個雖然沒有在現實中成功卻推動了日本學術界內部互動的可貴活動。當然，竹內好一直有一個擔心：日本的學院學術以西方社會科學為基礎，人文領域也在逐步地社會科學化，這種學科建設隱含了一個危險，就是學術脫離民眾的生活。他有些一廂情願地提議：文學家如果不能把握可以與社會科學相通的思想，那麼將會使國民文學變得可望不可及；社會科學家不能通過文學家滲透民眾生活的基礎，恐怕學術也無法得到實地的檢驗。所以，尋找共同的語言勢在必行。
和平問題談話會的促成，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48年7月主導的8名來自不同體制國家的社會科學家深度討論後發表的《社會科學家關於和平的宣言》有直接關係。這8名社會科學家中3位來自美國，其餘5人分別來自英國、法國、挪威、巴西、匈牙利。顯然，即使是試圖跨越鐵幕，這個討論會其實仍然基本是在西方國家呼籲和平的知識份子之間展開的。在巴黎進行了長達一周的激烈討論之後發表的宣言，強調戰爭並非不可避免，強調實現社會正義、消除經濟不平等與消滅戰爭的關係，呼籲跨越國家、跨越意識形態和黨派集團利益，創造條件促進社會科學家進行客觀研究等，這些聲明內容在冷戰的世界格局中，雖然無法消除日益強大的冷戰意識形態，但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日本知識界立刻行動起來，對這個聲明作出反應。1948年11月，由岩波書店推動，以東京和京都的學者為中心，有五十餘名社會科學家與自然科學家進行了連續性討論，並在此基礎上於12月12日在東京舉辦了為期一天的總會，其後經過反復討論和整理，發表了《日本科學家關於戰爭與和平的聲明》。閱讀這些討論記錄，不僅可以感受到那個時期日本社會科學家思考的高水準，而且也能夠感受到經歷了戰爭的這一兩代人的倫理意識。比如在總會上，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羽仁五郎提出，日本知識份子在戰爭期間沒有保住節操，也沒有能夠阻止不正義的戰爭，現在以這樣的形式跟國外一直與法西斯抗爭的知識份子對話，我們有這個資格嗎？
和平問題談話會的活動可以說是戰後的一次創舉。這次大型的持續討論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那個活動相對應，也對冷戰格局提出了質疑，並同時提出了放棄軍事武裝的日本如何維持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問題。與此相應，這些訓練有素的學者圍繞著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提出了一批很有品質的問題。不過，在這個討論中存在著一個明顯的空白，那就是它沒有能夠有效面對日本政府拒絕與之和解的中國與蘇聯。儘管和平問題談話會的討論涉及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並因此進行了有誠意的反省，這種反省意識奠定了其後日本政府拒絕承認中國合法政府時知識界對其進行批判的思想基礎，但是這些優秀的學者們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畢竟採取了客觀的態度，這使得他們對中國採取了外部視角。這種狀況不可能由對戰爭責任的反省所改變，也不可能以對於和平的抽象討論加以遮蔽。和平問題談話會並沒有吸收日本的中國學家，固然與當時的同時代中國研究主要由中國文學研究者擔綱有關（這也暗合了竹內好提出的社會科學與文學缺少“共同語言”的問題），恐怕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的歷史邏輯，在日本的社會科學思維裏難以找到合適的位置。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竹內好的工作是不可取代的。
四、矛盾轉化視野中的“和平革命”
在寫作《毛澤東評傳》的時候，化解兩種體制的對立是日本進步知識界的潛在趨勢，這個趨勢與飽嘗非正義戰爭苦果的日本人對和平的需求直接相對應。在這種情況下，絕對和平具有道德正當性，易於為人接受，但是這種傾向卻很容易遮蔽下麵這個事實：整個20世紀的戰爭，除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之外，還有殖民地解放戰爭。被侵略國家和民族為了獨立而進行的戰爭，與帝國主義國家為了擴張而進行的戰爭，不僅性質不同，而且還有方向性的差異。帝國主義具有不斷挑起戰爭的傾向，對世界更具有威脅性，而被侵略國的自衛戰爭一般不具有這種持續擴張的性格。竹內好需要處理的，是如何討論亞洲曾經淪為殖民地的國家在對外自衛與內戰中所產生的戰爭暴力。通常，人們會以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之別為標準，對自衛戰爭的正當性加以肯定，但是這種思路容易抽象化，與和平主義的思路無法形成對話。
竹內好以《毛澤東評傳》為代表的作品群，在提煉根據地哲學的時候，充分考慮到了戰爭暴力的不同性格。他嘗試著從根據地的基本特質出發，開創關於和平革命的思路。
如果不把暴力理解為固定的實質性的東西，而是把它設想為流動性的量，那麼會產生什麼樣的情況呢？我們會看到從極小到極大的一個領域。它可小可大。於是這就產生了根據地的問題。在此，我們假設有一個根據地。它具有由於敵人戰鬥力而自動地變得強大的性質。如果根據地變得最大的話，敵人的戰鬥力就變得最小，於是武力的鬥爭就消失了。這就是終極意義上和平革命的範型。
竹內好的這段話不能借助常識去理解，因為它是以竹內好的“根據地哲學”為基點的。他希望指出的是，如果從靜態的角度去理解暴力革命的話，那麼顯然任何暴力都與和平無緣。但是如果從動態的角度去理解的話，那麼顯而易見，暴力與和平並不是絕對的對立項，它們可以通過根據地這一催生均衡關係的“場”實現相互轉化。因為根據地的原理就在於它不是僅僅固守自己這一端，而是在與敵對勢力的抗衡之中轉化包括敵人力量在內的各種力量，不斷重新安排政治、軍事力學關係的均衡。根據地原理的前提，是被壓迫弱小民族為反抗強權而進行自衛性反擊，帝國主義不可能打造根據地。可以說，根據地哲學，正是在殘酷現實中謀求和平的產物，它的要義在於通過轉化使“武力的鬥爭消失”，而不是通過暴力推行武力擴張。
竹內好還有一篇短文專門討論了這個“和平革命”的問題。1951年10月，他發表了《防衛抵抗主義的毛澤東》一文，可以說是他對日本知識界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大討論的一個回應。他在文章中指出：毛澤東的戰爭觀認為，只要世界上存在著階級，就不可能消滅戰爭。同時，中國在20世經50年代的基本狀況，使得毛澤東一方面具有與史達林同樣的社會主義制度代表者的身份，一方面也具有與尼赫魯同樣的殖民地解放要求體現者的身份。這當然就使得毛澤東的戰爭觀區別於列寧的革命觀。資本主義的侵略本性與中國被侵略的經驗，都使得毛澤東對資本主義國家具有高度警戒心，因為中國的歷史經驗證明，允許了侵略者的第一步，就會招致第二步，因此讓步是危險的。但是，毛澤東所肯定的戰爭，說到底是防禦性質的，他的思考中存在著一個世界和平的終極目標。
那麼毛澤東的和平條件是什麼呢？是世界人民對於和平的意志。恐怕就這一點而言，毛澤東也會認可印度的固有立場吧。
強調毛澤東的防衛主義立場，顯然是針對日本主流意識形態宣傳的共產主義威脅而言的。不過，它的意圖並非在於強調中國革命的正當性，它與《毛澤東評傳》相呼應，試圖把原理性的討論推向深入。在這篇《防衛抵抗主義的毛澤東》中，和平與防禦固然構成了重要的主題，但這個主題卻是在根據地哲學的認識論層面展開的：
支撐著毛澤東戰略基礎的思考方式，是這樣的認識：戰鬥力可以轉化，因而絕對值的比較沒有意義。強者未必一定獲勝，弱者反向利用敵人的力量也可以制勝。……同樣是徹底的自立，與甘地不同的是，他肯定武力。只不過這個武力並不是單方面的力量，而是包含了敵人在內的變換自在的力量。
竹內好的根據地理論重造了和平的觀念。與當時日本社會自由主義左派知識份子爭取的非暴力和平觀念相對，竹內好的和平理念的核心內涵並非是“說服的政治”，而是“轉化的政治”。這種政治形態並不排除不得已的“防衛主義暴力”，因此分寸感很難把握。但不能否認的是，比起絕對化的和平觀念來，這種防衛主義的“轉化的政治”更接近於後發國家的現實，也更接近於國際上那些因為不平等關係而處於不利地位的弱勢國家的政治訴求。竹內好並沒有因為強調這種防衛主義的正當性而忽略了絕對化的和平理念作為終極目標的正當性，他把毛澤東的防衛主義與世界人民的和平意志結合起來，特別強調毛澤東在終極意義上與甘地所代表的印度立場是一致的，因此，這一具有雙重層面的和平理念超出了常識理解的範疇，排除了靜態的“絕對值”判斷。應該說，竹內好的毛澤東論述由於緊緊抓住了矛盾轉化這一動態概念，就使得他很難與當時的其他毛澤東研究或者中國革命研究建立接觸點，因為同時代的其他研究恰恰是從“絕對值”判斷出發的。幾年後，當竹內好慨歎後來的毛澤東研究都沒有關注他的和平革命與根據地理論的時候，他大概已經瞭解到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他從魯迅到毛澤東的論述視角，並不會輕易地被受到靜態學術訓練的同行們所理解和共用。
1957年2月，竹內好參加了由《世界》編輯部主持的“中國革命的思想與日本”座談會。會上的四位參加者——古在由重、竹內好、貝塚茂樹、岩村三千夫，各自從自己的視角出發理解毛澤東，並在座談中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不過他們似乎基本上在自說自話，並沒有在認識論方面找到接觸點。即便如此，他們仍然努力地試圖在“解釋毛澤東”的思路上推進座談。貝塚茂樹對於毛澤東提倡的實事求是精神，更傾向於從中國思想史的理路上進行分析，他認為實事求是與清朝初年顧炎武、黃宗羲的考證學可以直接關聯起來；古在由重則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加上了某些要素”；竹內好對這兩種基本看法都表示了異議，顯然，他認為這種討論方式把毛澤東“知識化”和“觀念化”了，這些分析雖然看上去沒有錯，但是並不能有效地觸及毛澤東思想的核心。
我認為作為思想家的毛澤東，僅僅從對人民充分信賴這一樂觀主義角度出發是無法把握的。正如剛才吉野（《世界》主編、座談會主持者——筆者注）所說的那樣，毛澤東的國家論是以消滅國家權力的社會為建設目標的；戰爭論則認為戰爭的終極目的是消滅戰爭；我總覺得毛澤東的這種思維方式中有著一種虛無主義。我的這種想法總是受到批判，但是我還是覺得毛澤東有一種關於永恆的思維方式。到底是毛澤東本身擁有可以這樣解釋的要素，還是我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他身上從而這樣解釋，我也說不清楚；無論如何我認為有一種可以用這樣的解釋來貫穿始終的東西存在。它到底是什麼，這是個問題，這也就是我的中國研究的課題，只是到現在我也無法得出結論。……我覺得在毛澤東思想中，根據地這一思考方式構成核心。依我的解釋，根據地不是一個固定的地域，而是力學相互衝突的場。他所說的根據地與我們所說的根據地不同，我感覺到這是一個哲學範疇。……我總是覺得毛澤東有一種對於永恆或者說無限的思慕。我這麼想不行麼？
竹內好這個誠懇的提問沒有得到其他人的呼應，話題被含糊地岔開了。但是竹內好一直沒有放棄他在毛澤東身上感知到的“對於永恆或者說無限的思慕”。十年之後的1967年，他把它轉化為中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要素：“中國是一種世界國家，世界上的所有矛盾都反映在中國的內部。所以矛盾永無終結，一旦矛盾終結了，那就是世界的終結——這就是毛主席的矛盾論，或者不如說，這是漢民族的傳統思想。”
這段話或許比《毛澤東評傳》更為明確地揭示了竹內好把根據地概念定義為哲學範疇的內涵：當毛澤東以矛盾轉化的方式運作根據地的時候，竹內好認為他有一個大於自身立場的永恆態度，這使得他把自己的立場不斷置於一個更大的結構中，從而在促進各方力量轉化的過程中伸縮自如。
在認識論上，竹內好始終堅持把《矛盾論》的思路置於一個結構性的“相關關係”中加以討論，而敵我的相對性，並不僅僅是戰略戰術的操作，它們通過不斷的轉化體現了這種相關性。到了晚年，竹內好更為簡潔地表述了自己對“純粹毛澤東”的體察：“毛的內部，有一種類似於‘chaos’那種東西。社會上的各種對立，那些外部條件，都反應到他身上，所以他內裏自然會是‘chaos’的。過於單純化地對待毛是行不通的，他是一位非常複雜的人”。這裏所說的“chaos”，是“混沌”“無秩序”的意思，源自希臘人對於宇宙產生之前所有要素未分化狀態的認識，也讓人聯想起中國古代先哲關於“混沌”的說法。竹內好也曾經試圖用中國古代陰陽關係的相關性來論證毛澤東的矛盾論思想，強調這不是對黑格爾與馬克思辯證法思想的演繹，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方式。
矛盾轉化的認識論，對於把概念靜態化之後加以應用的知識生產方式而言，構成了極大的挑戰。特別是那些講究立場的激進知識份子，很容易因此而認定這是一種詭辯術。然而，歷史是無情的。它以混沌卻並不含混的巨變，不斷要求著空洞化的知識進行動態調整。
五、重新認識革命與和平的邏輯
1957年，是一個世界格局劇烈變動的歷史時刻。前一年社會主義陣營發生劇烈動盪，產生了世界性的衝擊。上半年的蘇共二十大清算史達林主義，下半年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先後發生，蘇聯對匈牙利直接出兵干涉，這些事件引發了1957年之後世界性的連鎖反應。1956年之前通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也在這樣的時刻遭遇了歷史轉折期必然發生的挑戰，時代要求理論的更新。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編輯部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在表明支持蘇聯的前提下，嘗試著對革命與和平的關係、階級鬥爭與民族主義的關係等進行理論說明。
1957年年初，《世界》雜誌以《現代革命的展望》為總主題分兩次舉行了四人座談，並在4月和5月相繼刊登了座談記錄。第一篇以討論匈牙利事件的國際影響為主，時事性分析較多；第二篇的題目是《革命的邏輯與和平的邏輯》，進一步深化了學理的討論。在第二篇裏，以上述的《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為中心，對無產階級政黨在奪取政權之後面臨的課題，對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多元化趨勢，對冷戰格局中兩大陣營現實對立的相對化與意識形態對立的絕對化，對大眾傳媒時代世界的一體化與民族一體性的關係，對階級鬥爭理論是否可以直接從國內政治領域轉到國際政治領域的問題，以及和平共處與階級鬥爭和民族革命的關係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問題進行了整理。但是，在這林林總總的問題之中，有一個最基本的關懷，即共產主義陣營發生的內部動盪，是否會導致新一輪的世界性戰爭。和平問題一直是戰後日本知識界最關心的問題，即使是對共產主義陣營的同情之理解，也只有在和平前提下才能發生。
參加了兩次座談會的有丸山真男（政治思想史家）、埴穀雄高（作家）、竹內好、江口樸郎（歷史學家）。他們對上述問題各持己見，但在爭論基礎上卻高度配合，使討論富有生產性。不止一個人對《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提出的“世界規模的階級鬥爭”表示了疑慮，認為它與中國、印度共同宣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矛盾，擔憂和平共處是否只是一個策略，階級鬥爭才是真意。竹內好對此提出質疑，把問題從觀念論轉向了現實認識論的動態性格。他指出，社會主義陣營顯示出多元化的傾向，這個事實需要充分關注。這種多元化意味著原有的以蘇聯為中心，中國和東歐按照蘇聯意志行動的格局已經轉變，還意味著在新的形勢下，國際和平與世界革命優先於過去一國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階級鬥爭。和平共處並不是休戰，而是不訴諸於戰爭手段的體制間和平競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不是維持現狀，而是承認對現狀的變革。
丸山真男雖然對《人民日報》使用和平勢力與戰爭勢力的二分法表示不滿，但是他支持了竹內好的分析。他論證了政治的相對獨立性，論證了和平共處的多重性結構，指出即使經濟領域與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對立導致衝突，政治仍然可以向避免戰爭的方向推進。丸山重申了他幾年前起草《三談關於和平》理論部分的思路，即隨著冷戰的深入和中間地帶的擴展，美國與蘇聯將在體制上和運作機制上相互接近，兩極化趨勢將趨於緩和。
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座談會把話題推進到如何防止意識形態絕對化的層面。中國式彈性的政治思維，在與史達林主義相對的意義上，得到了認真的對待。竹內好在此又一次提出了矛盾轉化問題的重要性，他指出：《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提到各個國家時用了“較大”“較小”的限定，這是一種相對主義的立場。丸山進一步推進這個問題，指出：這種相對主義抓住了政治的邏輯。在政治的現實中，不存在絕對的東西。昨天較大的敵人，今天可能成為較小的敵人，如果進一步變成更小的敵人，就有可能不再是敵人。反過來也是一樣。丸山說，不僅是《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體現了這種相對主義，在毛澤東的《矛盾論》裏面也充滿了這種相對主義。這是政治成熟度的標誌。丸山接著指出，毛澤東關於矛盾轉化的邏輯貫穿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從他們一貫的行事方式看，如果條件具備，他們可以把反革命巨頭蔣介石作為高官迎進中國政府。當然，轉化不等於混同，對中國共產黨來講，革命與反革命、敵人和朋友的區分標準是清楚的，但是他們同時在現實狀況中不斷地把它相對化。如果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基本矛盾，把這種矛盾固定化，那麼就不會在邏輯上產生這樣的考慮：在現實生活的複雜狀態中，有時候兩者之間也需要有暫時的聯合與結盟。在固定化的思維方式引導下，即使進行了這樣的結盟，它也只不過是現實政治操作的產物，結盟雙方的性質不會發生變化，而在邏輯上設定了相對主義的矛盾轉化可能性，這就意味著暫時的結盟催生新的情勢，在新的情勢之下，有可能使得曾經的敵人不再是敵人，於是暫時的結盟就不再是暫時的了。
意識形態本身謀求理論的完成性，總是不免具有絕對化的傾向，這一點就任何意識形態而言都是一樣的；而政治在具體的狀況當中，它總是開放的，常常孕育著多種可能性。……如果把握不住這一點，就會出現兩種危險：其一，敵我範疇凝固化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A就是A，永遠是敵人，或者永遠是反革命，即使在狀況轉化的條件下，本來潛在地具有成為同盟可能性的對象，也會因為使用“昨天”的標準來定位而被視為敵人。其二，與此相反，有對敵我的界定不加限制地濫用的危險。就是說，看上去已經決定了對方是永遠的敵人，可是一轉眼卻又宣稱其為永遠的盟友，無原則地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上去。
丸山對於竹內好的根據地哲學理論進行了出色的政治學詮釋。他們的相互配合，使這個座談會擁有了立體性的豐富內涵。丸山在竹內好逝世後慨歎，他與竹內好幾乎在所有方面都不同，卻在思想上距離很近：“我們工作領域不同，想法也不同，雖然不能簡單說明，不過，我們即使在看上去最不一致的民族主義問題上，也是從兩側逼近同一個目標”。
1977年，竹內好逝世。正值中國社會巨大變動的時期，他在日本中國認識的低谷情境中離開了這個世界。時至今日，無論是日本的中國學還是普通日本人，都比當年更多地關注和瞭解中國。但是，關於中國革命，關於毛澤東所代表的中國革命的基本邏輯，今天的日本社會真的能夠有效傳承竹內好的認識，更具創造力地面對中國嗎？
或許這並不僅僅是日本社會的問題，也是我們中國人的問題。也許，我們這一代人還無法回答它，因為竹內好還沒有真正成為歷史人物，他的思想也還沒有真正成為知識遺產。正如魯迅依舊活著一樣，竹內好也活著。借用竹內好的說法，當一個時代業已結束時，那個時代的思想才能成為遺產。竹內好當年面對的那些問題，今天改頭換面卻仍然還在困擾著我們，正因為如此，竹內好不僅屬於日本，也屬於人類。而竹內好如何遺產化，換句話說，如何真正地面對他提出的問題，這也就成了我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