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雄生
拙著《蘇軾的知識世界：博物學與宋代士人的生活》一書，2024年3月已由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全書分上、下兩冊，758千字。以下為該書《後記》的內容。
學術生涯中，每每要提到自己的簡歷，在簡歷中總要寫到自己的專業和興趣，而我的專業和興趣，除了寫農學史，特別是中國稻作史之外，我還會寫上另外一個興趣，這就是中國科技通史，但與其說這是我的興趣，還不如說這是我的使命。然而我在科技通史方面並沒有做出像農史一樣有份量的工作。
1988年，我從浙江農業大學取得碩士學位之後，便分配到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工作，當時研究所按學科劃分為天數室、生地室、理化室、近現代史室、通史室等單元，我被指定到了通史室。通史室其實就是一個濃縮的研究所，它由具備多學科背景的同事組成，比如，數學史家杜石然、農學史家範楚玉、天文史家陳美東、物理和技術史家金秋鵬、地學史家楊文衡、醫學史家廖育群等。20世紀80年代初，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稿》就是由杜石然、範楚玉、陳美東、金秋鵬等共同完成的。這個室的目標就是進行中國科技通史研究，室裏的成員要儘量做到“一專多能”，一方面要在自己主修的學科專業進行研究，另一方面也要求具備其他學科的的知識，並力求做到融會貫通。我入所之後，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大書編纂工作的上馬，這個研究室的另外一個名號就是“大書辦公室”，負責大書的日常工作，同時具體承擔“大書”中“通史”的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通史卷》是以原來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稿》為基礎增補修訂而成的，在寫作中是採用縱橫交錯分工合作的方式來完成的。縱向的分工是按時代分由專人負責；橫向的分工是按學科分由專人撰寫。我承擔了其中有關農學史和生物學史內容的寫作。該書在2003年出版。
“通史卷”在寫作時並沒有對於什麼是“科技通史”進行過討論，在具體的寫作中比較注重內外史的結合，即在論述科學技術各學科及分支的發展歷程和突出成就、傑出人物的同時，論述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思想、文化以及中外交流的關係，書中力求總結中國科學技術的特點、規律以及經驗和教訓。這可能反映大家對於通史的認知。但除了年代上的前後貫通，學科上的左右排列，視角上的內外結合，通史是否還可以有別的寫法呢？
新世紀之初，我還曾短暫地成為由時任所長劉鈍研究員主導的科學文化小組的一員，該小組試圖打破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的隔閡，建立起科學史新的敘事方式。和小組中其他幾位成員的科學背景不同，我個人的學科背景偏重於文史，我想嘗試以人為中心的科技通史寫作，倘若該目標得以實施的話，則距離我所認知的科技通史不遠。但未及開展工作，便因為種種原因，我又回歸到我的農史老本行。
事實上，中國古代並沒有嚴格的“科學技術各學科及分支”，即便是古人定義的所謂“農家者流”，其在不同時期的認知，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今人所謂的“科學技術”，在古代只是以文字或實物的形式存在於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民眾的生活又受到其歷史經驗和社會現實的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歷程和突出成就，傑出人物的出現，不過是人們科技知識的累積、傳承和發揚的結果，人是科學技術知識的創造者、傳播者和實踐者，以人為中心的科技通史寫作或許可以給我們一個選項。以宏大的歷史敘事為背景，加以歷史人物的獨特經歷，既看到森林，也看到樹木，既關注群體，也關注個體。在前人已搭起的宋代科技史框架內，注入更多人文因素，也藉以考察所謂科技知識在一個個體生命中的體現。如果這一努力能讓讀者諸君對宋代科技史或宋代的科技與社會，甚至是蘇軾本人有更多更全面一些的瞭解，則作者的願望也就算是達成了。
蘇軾的世界也是我們的世界。我個人關注蘇軾已經很久了，這倒不是因為“明月幾時有”，不是因為“大江東去”，不是因為“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的赤壁，那些文學家們永恆的話題。文學雖然不是我們的專業，但蘇軾似乎與我有某種緣分。我的老家是江西新幹，那也是蘇軾曾經經過的地方。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六十六歲的蘇軾北歸，沿贛江，經虔州、吉州，至新淦，時方立橋，應父老之請，書“惠政橋”三字以贈。惠政橋至今猶存於新幹縣城南門外的金川河上。據《獨醒雜誌》記載：“東坡謫嶺南。元符末，始北還，舟次新淦。時人方礎石為橋，聞東坡之至，父老兒童二三千人，聚立舟側，請名其橋。東坡將登舟，謁縣宰，眾人填擁不容出，遂就舟中書“惠政橋”字與之，邑人始退。”[①]可見蘇軾在當時敝縣就極有人氣，擁有眾多粉絲。然而，新幹人與蘇軾的緣分還不止於此。作為文章高手，蘇軾主張寫文章要如行雲流水。而“行雲流水”四字，正是他對謝民師文章的評價。而謝民師正是新幹人。此人“博學工詞章，遠近從之者嘗數百人。……東坡自嶺南歸，民師袖書及舊作遮謁，東坡覽之，大見稱賞，謂民師曰：‘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黃金，須還子十七貫五百。’遂留語終日。”[②]由此看來，新淦人與蘇軾的緣分由來已久。
至於新淦所在之江西，與蘇軾的關係就更深了。蘇軾往返嶺南都是從江西取道贛鄱水系南北出入。他的父親在蘇軾很小的時候就曾到江西虔州（今贛州）參訪，結識了一眾知心朋友，他的親弟蘇轍在江西筠州（今高安）工作、生活多年，蘇軾也因此到過江西等許多地方。江西的許多名勝，如北面的如廬山、石鐘山，南面的如崆峒山、八景臺，都留下的蘇軾的足跡。膾炙人口的散文名篇《石鐘山記》，千古傳誦的“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詩作，都是在江西完成的。他熱愛江西山水，聽說友人劉景文在江州潯陽買了房子，他也想就近“卜居廬山”，因而他幻想著“何時九江城，相對兩漁父。”[③]元豐年間，蘇軾長子蘇邁出任饒州德興（今江西德興縣）縣尉，據說至今德興還有蘇氏後人。影響蘇軾的還不止於江西的山水，更是江西的人文。江西文人與蘇軾交往之深，影響之大，更無出其上。他的老師是江西廬陵人歐陽修，是一代文章宗師，更是發現蘇軾這一偉大人物的“伯樂”，和蘇家兩代人的朋友。江西修水人黃庭堅人則是蘇門四學士之一。更是蘇軾最門生。黃庭堅的舅舅江西南康人李公擇則是蘇軾最好的朋友。
即便就我的專業所關心的一個小問題“秧馬”而言，也與蘇軾和江西有關。紹聖元年（1094），蘇軾在前往嶺南的路上，他取道贛江，溯江而上，到了西昌（今江西泰和），受到致仕宣德郎曾安止的迎接。曾安止將自己寫作的《禾譜》給東坡雅正，東坡看過之後，覺得該書美中不足的就是“不譜農器”[④]，於是向曾安止介紹了秧馬發現的經過及其形制，並作《秧馬歌》，用以推廣秧馬。抵嶺南惠州後，又繼續致力於秧馬的推廣工作。蘇軾《題秧馬歌後》四首詳細地記錄了秧馬的推廣經過，是為農具推廣史上重要的史料。
回到我們的問題，江西的山水人文只是蘇軾知識世界的一部分。秧馬也只是蘇軾貶謫黃州時一個偶然的發現。但從秧馬和江西這樣兩個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事項卻可以引發出一些重要的思考。是什麼樣的動力和機制？又是如何的機緣巧合將它們聯繫起來的呢？儘管很長時間以來，人們對於秧馬是什麼？它到底是幹什麼用的都沒有搞清楚，但都肯定它在農業上的重要貢獻。但現在看來，僅僅搞清楚秧馬是幹什麼用的，它的形制和功用如何？還是不夠的。秧馬作為農民在生產中創造出來的一項發明，它是如何進入到蘇軾的視野，爾後又經蘇軾傳播在更大的範圍內產生影響，其後面的機制是什麼？從農民的實踐，到士人的書寫，再回到農民的實踐，是如何銜接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正是我們科學史和農學史在進入新時代之後，所需要思考的。用知識的世界，文化的整體，多元的視角，多學科的交互，這樣的觀點和方法，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在探索知識的起源和傳播中尋求新的突破。
2005年3、4月間，我和我的老師浙江大學的遊修齡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宄所的李根蟠研究員，借助剛剛興趣的網路通訊，圍繞著蘇東坡《酬劉紫桑》詩中的“紅薯”為何物，以及如何栽培、如何儲藏、如何食用等問題，在“中國經濟史論壇”和“中國農業歷史與文化”網站進行公開的交流和辯難。[⑤]形成了一道罕見的學術“風景線”，引起學術界的注目。2019年8月16日，李公仙逝；2020年5月9日，遊老迎來了他百歲生日。蘇軾的知識世界不也是這樣的嗎？不同背景的士人通過他們之間的相互聯繫構成了一個知識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當代的士人通過文本與古代的士人發生了聯繫，也就有了蘇軾和陶淵明之間跨越時間的唱和，同時代士人之間則通過父子、兄弟、師生、朋友、同事、君臣、官民等多重關係彼此同聲共氣，砥礪前行。
生活在互聯網時代的我們，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我們可以通過互聯網快速地瞭解有關蘇軾研究的真知灼見和最新成果。本書的完成，我要感謝以下諸位的幫助：臺北李常生先生，他以十餘年的功夫寫作完成了《蘇軾行蹤考》的巨著，提供電子版，免費下載使用。愛因斯坦研究的權威方在慶研究員為我提供了林語堂名著《東坡傳》的電子版，並就蘇軾與愛因斯坦的可能聯繫提供了諮詢意見。涉及中醫藥學的部分，我曾向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鄭金生研究員請教，並得到詳盡的解答。關於海棠花的來源問題，我曾向韓國釜山大學的崔德卿教授請教。史曉雷博士幫助找到英文的愛因斯坦解釋相對論時所用過的比喻。本書有關飲食章節與文化學者劉姝瀅博士有過交流。我和中國農業博物館的徐旺生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易華研究員在微信中建有“三人行”的聊天群，我們經常會對各種學術問題進行交流，其中也包括蘇軾的話題。在為本書寫作所做調研期間，作者得到了華南農業大學倪根金教授、魏露苓教授、王福昌教授、王宇豐博士、龍養吾老師、羅彩萌老師、王國慧女史等的幫助和鼓勵。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得到了杜新豪博士、謝智飛博士、韓玉芬博士的幫助。陳桂權博士、羅振江博士通讀了本書初稿，並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感謝。
本書名由老同學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盧家明編審題寫。他不僅是出版家，也是文史專家，出版《歐陽修傳》《易學通論》《詞林別裁》等著作，同時他還是一位書法家。有幸請他是題寫書名，也為我們四十餘載的同學情誼留下珍貴的紀念。也借此機會紀念江西師大歷史系79級的老師和同學們的珍貴情誼。
在本書稿即將交付出版的時候，我的父親，一位識字不多的農民，離開了我們。倘若他生活在900多年以前，他可能成為蘇軾的朋友，更有可能他是那二、三千，“聞東坡之至……聚立舟側”迎候北歸途徑新淦的蘇大學士的“父老兒童”之一。900多年後他的兒子作為蘇軾的研究者，寫作了《蘇軾的知識世界》，這才與蘇軾有了聯繫。謹以此書獻給家父曾松根（1932.11.5-2021.2.16）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