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現代化過程中的價值觀教育,對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曾起到過巨大的推動作用,這種價值觀教育從日本自身來說,能夠保持本國的民族特性,整合民族力量,推動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對其他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國家而言,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當然,20世紀90年代,在冷戰結束以後,日本社會思潮逐漸右轉,右傾化思潮有所氾濫。在日本政壇、輿論、社會思想意識中,右翼保守勢力普遍佔據上風。公開或者暗中否定侵略歷史,美化侵略戰爭的情況具有相當廣泛性,牽制右傾化的社會力量日趨減少。安倍晉三率領的自民黨再次奪取政權後,日本社會政治右傾色彩得到進一步增強。日本社會右傾化的誘因是多方面的,戰後改革的不徹底、國內經濟的長期衰退以及政治結構的變遷等是主要原因。而右傾思潮背後更深層次的因素,也與日本國內長期價值觀教育有關,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集中討論日本價值觀教育對其自身發展的作用,而其價值觀教育對社會思潮右傾化的影響,將在另文中探討。
一、價值觀教育突出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結合
日本在戰後著力於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社會價值觀教育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和時代特色,單一民族的價值觀作為現代價值觀的靈魂得以保留,又為價值觀教育注入明顯的時代特色。正常的民族特色教育結合先進的時代特色,成為推動價值觀發展、適應社會進步與國際化發展的動力。這是日本被美國接管和改造後,並沒有完全西化的重要原因。
(1)早期只注重個人服從國家和集體需要。明治時期頒佈的《天皇教育詔諭》,以天皇的名義公佈並且根據民族主義的準則說明教育的目的。它集中體現了日本自古以來所強調的國家榮譽與儒家忠君、孝親與服從長輩的道德觀念,並且把這些規定為神聖的國民道德教條,強化了其文化傳統中的忠誠觀念和等級觀念。“個體的自我主要是以群體為中心,依存於群體社會、家族、企業、利益共同體等,其核心所在就是對集團的忠誠、對等級制度的信賴。”[1]儘管這些教條在“二戰”後被廢除,國民在物質生活方面幾乎全盤西化,日本大學教育卻沒有被“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一類的概念完全滲透進去,整體精神也從未被西方近代的那種個人主義的倫理所替代,而是仍然具有非常濃厚的集體觀念。
(2)戰後個人價值逐漸得到社會認可。日本1946年通過《新憲法》,1947年修改通過《教育基本法》,決心要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確定的教育目標是“人的完全發展”,造就“和平國家與社會的建設者”。在價值導向上,認可了個人的價值和存在的重要作用。強調要通過“學術自由”和“教育的實效性”,培養相互尊重和合作精神塑造他們“愛好真理,重視個人價值,具有很強的責任感,富有獨立精神”。日本教育界認為,上述教育目標是建立在普遍論的哲學基礎上的,區別於戰前民族主義盛行時期的特殊國勢論,能夠應用到世界上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教育上。日本價值觀教育在這一時期,更多關注個人的自主和獨立精神,以此來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
(3)轉型時期重新突出傳統價值觀教育。戰後短暫的民主主義價值觀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日本人道德觀念的轉變和混亂,產生信仰危機和價值觀的混亂。日本實現政治經濟獨立後,日本思想教育界認為,西方外來的價值觀只有與日本國民性相容,才能移植並成活在日本國土上。社會道德荒廢與無序的道德規範教育有直接密切的關係,佔領政策淡化了國民的民族自覺和愛國心。當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問題日益增多後,社會上要求道德教育的內容要進行變革調整,要啟發學生的企業集團主義意識,訓練他們勤勞敬業、艱苦拼搏的精神,培養適應於現代工業社會的道德品質。美國學者杜克曾說：“日本學校是通過培養出忠誠的、勤勉的、讀寫能力強、有才能的勞動者,提高社會事後效率性而為日本的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2]
(4)設定尊重傳統熱愛祖國的21世紀的教育目標。日本在戰後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奉行企業集團主義價值觀,傳統的價值觀強調自身與企業相融合,崇尚企業集團的共同體,這也體現了與社會的和諧一致。然而這種價值觀受到全球化的衝擊,在現代日本青年的心靈中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在豐富的物質生活面前,年輕人的獨立自主意識發育遲緩,缺乏敬業精神和責任意識,缺少正確的價值觀、職業觀和生活規劃等社會成員應有的基本素質與核心能力。為應對21世紀的挑戰,解決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日本於2007年6月修改了《學校教育法》,確立了日本學校教育的具體目標,以培養有社會責任感的日本人。“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突出了尊重傳統文化,熱愛祖國的目標。
二、在行為規範中滲透價值觀教育
日本在戰後早期的經濟社會建設過程中,非常重視行為規範的價值觀培養,提倡日本人共同遵循的行為規範,特別注重細節和禮儀的養成,對日本青年人價值觀的培養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1)制定日本學生的行為規範指導。日本中央教育審計會提出《理想的日本人的典型》的檔,闡明理想日本人的道德與倫理品質。指出作為個人,“要享有自由,發展個性,銳意振作,有堅強意志力,有小心、敬謹的意識；作為家庭的一員,要使家庭成為愛的場所,使家庭成為休息的場所,使家庭成為教育的場所,家庭氣氛活躍。作為一個社會成員,要盡忠職守、增進社會福利、富有創造性、尊重社會規範。作為一個日本國民,具有適當方式的愛國主義,愛護與尊敬象徵國家的標誌,養成優良的民族特性。”[1]57課程委員會用該檔作為重要的參考,在1971年終於完成了修訂小學課程的工作,1972年完成了修訂中學與高中課程的工作。修訂工作依據的原則之一是培養對國家與社會有用的成員所需要的品德。為了培養愛國主義的意識,不僅要強調改進社會科學與道德教育的教學,而且要強調改進一切科目的教學,以提高對本國文化與傳統的理解,培養具有優良道德品格的新時代人才。
(2)重視學校教育中的完善人格培養。日本的中小學教育特別重視培養基本的生活習慣、自我控制能力和遵守日常社會規範的態度。在小學、中學的教育課程中特設“道德”課,培養學生的道德禮儀意識以及熱愛國家、關愛他人等情操。日本在中等教育中重視自我探索和人生的教育,通過各種綜合性的課程鍛煉,提倡學生參加在大自然中體驗學習、集體生活、公益活動和社會服務活動,使學生形成基本的生活習慣和良好的個人品質。日本大學特別重視學生身心健康發展,參加體育運動使身心得到鍛煉,使人體會到競爭和克服困難的樂趣,還具有加深友好和親善等社會交流的功能。學校將價值觀教育隱性地滲透到課堂教學、校園文化建設、互聯網平臺和大學生社會實踐中,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對學生進行價值觀教育。這種方式無形中起到了陶冶學生的情操、完善人格培養等作用。
(3)強調“羞恥文化”背景下的團體評價。日本是一個以榮譽為本位的社會,榮譽感是形成恥感文化重要的心理機制。日本文化中的“恥”,是從中國儒教“禮義廉恥”中解析出的文化元素。由於日本獨特的社會背景與文化傳承,“恥”被突出地強調,成為日本的文化積澱,成為日本“武士”乃至普通國民必須講求的倫理之道。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恥”佔有最高的地位,把“恥”確認為重要的倫理價值,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羞恥都有很強的制約作用。在社會中日本人個人的價值必須在其所處集團中得到認可,每個人都十分在意團體對自己的評價。
(4)平衡公民個人自由與公共精神教育。21世紀大學教育目標提出,培養自由、自律與公共精神文明具佳的大學生。日本社會在物質繁榮和生活方便的環境中,青少年普遍缺乏一種自我約束和自立自助精神,責任感和規範意識淡薄。真正的自由是與放縱、無秩序、不負責等完全不同的,而應是由於自身的內在規範與自主判斷,是能夠有較高的自我控制的能力,而且還有高度的責任感做基礎。培養自由自律精神,應當具有盡職盡責的自覺性,具有對他人關心、為社會服務的精神,尊重社會規範和法律秩序的精神。而公共精神只有在自由、自律精神的基礎上才能確立起來。同時,日本要真正融入國際關係中,要“在國際社會中能對日本的歷史、傳統、文化和社會做有說服力的介紹的能力,為此要對日本有深廣的認識”[3]。
三、社會發展主題融入價值觀教育
日本價值觀教育服務於國家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特色非常明顯,而且在不同的時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其過度宣揚民族主義的價值觀需要特別謹慎對待。
 
(1)突出民族主義教育服務於資本主義快速發展。明治維新至“二戰”期間,日本執行“西方技術與東方道德”分離的政策。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野心勃勃想成為與西方國家相抗衡的現代化國家,所以在大學的教育中,特別強調了傳統價值觀念中對國家建設和發展有利的集體主義精神,突出秩序和等級制,重視個體歸屬群體的價值取向。各類學校在大力引進西方先進科技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民族主義教育在20世紀30年代的政府教育政策中逐漸占了上風,用以抑制學生、老師和知識份子間流行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更加明顯。1934年,文部省為了思想控制,成立了思想教育司。1935年,文部省又設立了教育與學術革新委員會,於第二年提出了獎勵深入研究日本歷史和道德,以及按民族主義思想改革學校教育的建議。在此建議指導下,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兩校分別設立日本國民道德講座,培養了大批忠於天皇的民族主義者。雖然在其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時期,大學卓有成效的民族主義價值觀教育,確實對經濟社會進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民族主義在“二戰”時走向極端的做法不值得提倡。
(2)施行自由民主教育服從於短暫的民主國家建設。美軍在1945—1952年佔領日本時期,曾主導的民主化教育改革是短暫的全面民主化時期,其目的主要是配合民主國家建設,進行自由民主教育。日本1946年通過《新憲法》,1947年修改通過《教育基本法》,決心要建立一個民主國家,要對人類和平幸福做出貢獻,這種理想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人民接受什麼教育。為此,確定的教育目標是“人的完全發展”,造就“和平國家與社會的建設者”,他們“愛好真理,重視個人價值,具有很強的責任感,富有獨立精神”,強調學校教育的目標“在一切時機與一切地方”都要實現,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必須特別重視大學的“學術自由”,“教育的實效性”與“相互尊重和合作”[1]52。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潮在這一時期暫時褪去,民主教育和建設佔據主流。
(3)發揚“忘我”精神提升經濟發展的競爭力。日本傳統價值觀念中就包含著為整體獻身的“忘我精神”。雖然這種精神局限性很明顯：它把天皇神聖化,帶有較濃厚的宗教色彩,否認離開天皇而獨立的個人價值的存在,以至使日本人的自我意識受到壓制。但日本戰後民族主義思潮減退時期,這種傳統價值觀中的忘我精神,在現代的經濟騰飛過程中迸發的強大威力,在世界範圍內是有目共睹的。日本教育中強調作為一名社會成員,應當盡忠職守、增進社會福利、富有創造性和尊重社會規範。這些實用而有效的德育價值觀教育,培養了大批日本企業所需要的工業人才,構成了日本經濟騰飛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4)宣揚民族自信教育推進政治大國目標。20世紀90年代以後,日本成為世界經濟大國,日本教育思想的右傾化逐漸明顯,為實現日本的政治大國目標服務。日本學校教育中強調“民族自信”和“民族精神”,要成為“正常的國家”,推行愛國主義教育,提高民族意識,強化國家觀念。這種民族主義思潮中隱含的右傾化和保守意識,在教育和文化領域不斷地進行深化。90年代成立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和“新歷史教書編撰會”,是其價值觀教育領域右傾民主主義的代表。日本知識界出現了明顯的“體制化”特徵,學者精英被囊括到智囊機構,成為政府立場的代言人。受新保守主義的影響,大學裏的青年學生更加贊成修改憲法第九條,發展防衛力量。價值觀教育在大眾層面的右傾民族主義情緒作為重要管道,為日本向政治大國邁進積累了民意基礎。
四、國家意志融入價值觀教育
日本從古代到現代,無論是和平時期還是戰爭年代,都成功把國家意志融入到對青年學生的教育之中,讓共同的價值觀在富國強兵、經濟起飛、國家現代化發揮非常突出的作用。
(1)國家主義理念融入明治時期價值觀教育。日本近代的價值觀教育對社會的轉型和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明治維新時期把“忠君為國”思想寫入法律。明治政府當時面臨著解決民族危機和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的兩大課題,制定了“富國強兵”的總目標,教育也要為此目標服務。“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事實上是他的整個現代化政策中的一個部分”[4]。1872年制定的《教育基本法》全面統籌教育發展,中央政府對教育終始保持著強有力的領導。日本國民教育制度的設計人森有禮森有禮：1885—1889年日本首任文部相。 曾指出：“教育要以國家利益為最高目的,要為國家富強而辦教育,教育不是為個人,而是為國家,整個教育的任務是增強國家的實力。”[5]為此,政府制定和審慎地執行著“西方技術與東方道德”分離的政策,國民的教育政策肯定傳統的國學和儒教學校,整個國民教育建立在立國精神基礎上。
(2)民主主義思想融入戰後託管時期的價值觀教育。1945年12月31日,盟軍司令部發佈命令,禁止軍國主義和極端國家主義教育,停止講授修身課、日本歷史和地理。而戰前日本的價值觀教育主要是從這三門課程尤其是修身課的講授來實現的。1947年《教育基本法》和《學校教育法》的修改通過,標誌日本歷史上第二次教育改革的開始。這一時期正值二戰後日本受美國託管的時期,日本決心要建立一個民主國家,要對人類和平幸福做出貢獻,理想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人民接受什麼教育。為此,日本確定了“人的完全發展”、造就“和平國家與社會的建設者” 的教育目標,提倡自由和民主的西文價值觀念。
(3)企業集團主義融入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的價值觀教育。佔領政策一結束,日本便按照自己的傳統,重新建立起日本式的經營組織和管理制度。日本政府把教育計畫納入經濟計畫,通過預測經濟增長時期內所需人才的數量和規格,為教育提出了發展方向和明確的任務。學校教育以培養學生的敬業精神為重要內容,訓練他們勤勞、敬業、艱苦拼搏的精神。這樣的教育使民族精神重新振作起來,使日本迅速跨入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這裏所說的日本民族精神,既不是戰後日本社會提倡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也不是戰前的軍國主義,而是以崇尚企業集團主義、協調競爭、勤奮工作、敬重恩情為主要內容的日本倫理精神,成為支撐日本經濟發展的一種重要力量。
(4)“正常國家”意識融入社會右傾時期的價值觀教育。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神話在泡沫破滅後終結,打擊了國民信心。國際上蘇美對抗結束,和平主義力量退潮。在此背景下,日本教育領域右傾化明顯,以右傾民族主義價值觀服務於泡沫破滅後的國家復興。7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成長於80年代的經濟繁榮期,90年代進入大學,其政治意識的形成期與日本大國意識的膨脹期正好重疊。有學者把這種現象總結為：“80年代是政府出現右翼傾向,90年代是知識份子出現右傾化,接下來是大眾的右傾化。”民族主義已經成為解決社會問題、實現政治統合的重要手段。繼1999年8月小淵內閣制定《國旗國歌法》後,對《基本教育法》進行修改,把“愛國心”教育進行法制化。正如日本學者指出的：“以權力基礎通過‘教育’來強制愛國心,實際上是把教育和教化混淆起來,是在重犯戰前的錯誤。”[6]